第10节

    在这一片喧嚣中我所做的事——我的孤独日子——莫内小姐——我同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确定我的美洲之行计划——波拿巴和我，两个无名少尉——我在圣马洛登船启程——离开故土时我最后的思索

    —七八九年酝酿的措施一七九年完成了。最初交由国家控制的教会财产被充公。教土法颁布，贵族身分被取消。

    我没有参加一七八九年的联盟节：一场相当严重的病使我卧床不起。但是，在此之前，我在马尔斯校场推过小车，很开心过一阵。德？斯塔尔夫人对这个场面作过生动的描述。我没有见过德？塔莱朗先生在路易神甫主持下唱弥撒，也没有见过他腰上挂着马刀，接见君士坦丁堡苏丹的大使，这是我永远引为遗憾的事情。

    米拉波在一七九年失去民心；他同宫廷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内克辞去部长职务，退出政府，谁也不愿意挽留他。王姑们拿着国民议会发的护照，启程前往罗马。德？奥尔良公爵从英国归来，宣布自己是国王非常谦卑、非常顺从的仆人。宪法之友社在各处成立，统属于巴黎总社，接受它的指示，执行它的命令。

    我的性格适合于公众生活：公共事业对我有吸引力，因为我在人群中能够保持我的孤独，而不必同我的腼腆搏斗。然而，沙龙具有普遍活动的性质，与我的行为的冲突略少一点，而且我无意中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我认识了德？维莱特侯爵夫人。她丈夫的名声受到恶意的中伤，他同国王的弟弟在巴黎报上写文章。风韵犹存的德？维莱特夫人失去她十六岁的女儿；这位小姐比她妈妈更加楚楚动人，德？帕尔尼骑士为她写下了可以传世的诗句：

    她魂归天国，

    甜蜜地进入梦乡，

    对它的法则没有怨言：

    这样，微笑消失了，

    林中小鸟的歌声沉默了，

    从此不见踪迹。

    我所在的团驻扎在鲁昂，一直到相当晚的时候，仍然遵守纪律。关于被议会最后判决的喜剧演员波尔迪埃的处决问题，我们团同民众达成协议。如果他多活二十四小时的话，这位昨天晚上被判绞刑的人，第二天就是英雄了。可是，在纳瓦尔团的士兵当中，终于发生了哗变。德？莫特马尔侯爵流亡国外，军官们跟随他出走。我既没有采纳，也没有拒绝新观点；由于我不愿意攻击这些新观点，也不愿意为之服务，所以我不打算流亡，也不打算继续军旅生涯。我退伍了。

    我在摆脱各种羁绊之后，一方面我同我哥哥和德？罗桑玻庭长之间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吵；另一方面，我同然格内、拉阿尔佩、尚福尔的争论也很激烈。此外，我对当时提出的问题所以感兴趣，只是出于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一般概念；个人政治令我厌烦；我真正的生活在那些更加崇高的领域。

    巴黎日夜挤满人的街道使我不能再随意游荡。为了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躲进剧场。我坐在包厢深处，在拉辛的诗句、萨齐尼的音乐或歌剧院的舞蹈中，我的思想纵情驰骋。在意大利人剧场，我连续观看二十遍蓝胡子、丢失的木鞋，这样做颇要一些勇气。我这样自寻烦恼是为了解除烦恼，就像躲在墙洞里的猫头鹰。正当君主制度倒塌的时候，我既听不见百年旧拱顶的爆裂声，也听不见滑稽歌舞剧刺耳的喧哗；既听不见讲坛上米拉波洪亮的声音，也听不见剧场里科兰对巴贝唱的台词：

    无论下雨、刮风或落雪，

    当漫漫长夜，要把它缩短。

    由然格内夫人派来的莫内先生，矿业主任，和他的女儿，有时扰乱我的孤独。莫内小姐坐在包厢前座，我坐在她背后。我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有些埋怨。我不知道她是否讨我喜欢，我是否爱她；可是，我很怕她。当她离去时，我因为不再看见她而感到喜悦，但同时又有几分留恋。然而，我有时会不辞劳苦，到她家中去看她，陪她散步。我让她挽着我的胳膊，而且我也稍稍挽紧她的胳膊。

    当时我的主要的想法是到美洲去。为了实现美洲之行，必须有一个有益的目的。我打算去发现(就像我在这部回忆录和我的其他著作中讲过的那样)通往美洲西北部的道路。这个计划并非来自我的诗人天性。当时谁都不关心我。我那时和波拿巴一样，是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少尉。我们同时从我们的卑微地位出发，我到孤独中去寻找我的声名，而他到人群中去寻找光荣。那时，我并不迷恋任何女子，令我梦萦魂绕的是我的女精灵。我把同她一道去探索新世界的森林当作最大的幸福。由于另一天性的影响，我的爱情之花，我的阿尔莫里克森林的无名幽灵变成佛罗里达树荫下的阿达拉。

    对这次旅行，德？马尔泽尔布先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早上去看他。我们伏在地图上，比较北极圈的曲线，我们推算从白令海峡到哈得孙湾的距离；我们阅读英国、荷兰、法国、俄国、瑞典和丹麦航海家和旅行家写的各种游记和故事，我们打听从陆路到北极海岸的路线；我们分析需要克服的困难，为了对付严寒的气候、野兽的袭击、食物的匮乏需要采取的措施，这位著名人物对我说：“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会同你一道去，这样我就看不见眼前的这么多罪行、卑鄙和疯狂。可是，在我这个年龄，应该留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一直到死。有船的时候，别忘了给我捎信，将你的进展和发现告诉我。我要让部长们关心这件事。很可惜你不懂植物学！”听了这番话之后，我翻阅了图纳福尔、杜阿梅尔、贝尔纳？德？于西厄、格洛雅甘等人的著作、卢梭的词典、基础植物志；我跑御花园，而且认为自己已经变成林奈1了。

    1林奈(linne，一七七—一七七八)：瑞典博物学家。

    2拉斐德(lafayette，一七五七—一八三四)：法国政治家，曾经参加北美独立战争。

    3洛泽(lauzun，一七四七—一七九三)：曾经参加北美独立战争。

    一七九一年一月，我终于认真下了决心。混乱的局面在加剧；只要有一个贵族姓氏就可能受到迫害。你的看法越正直、温和，就越遭人怀疑、被人追究。我决定急流勇退。我让我哥哥和姐姐们留在巴黎，我启程回布列塔尼。

    我在富热尔碰见了德？拉鲁艾里侯爵。我求他给我写一封信给华盛顿。“阿尔芒上校”(在美洲，人们这样称呼侯爵)在独立战争中是—位杰出人物。他在法国的名声是因为他参与了保皇党人的阴谋；这次阴谋造成德西尔家族中一些人受害，他们是可歌可泣的。他因为组织这次阴谋而蒙难，他被挖掘出来，被人认出，使他的客人和朋友受到连累。德？拉鲁艾里是拉斐德2和洛泽3的对头，拉罗什雅可兰的先驱，但他比他们更加有才华。他比头—位更经常参加战斗；他和第二位一样，曾经拐走歌剧院的几个女伶；他本来应该成为第三位的战友。他曾经同一位美国少校在布列塔尼森林中漫游，陪伴他们的是一只骑在马臀上的猴子。由于他行为勇敢，思想自由，受到雷恩法律学校学生的爱戴。他是被关进巴士底狱的十二位布列塔尼贵族之一。他相貌堂堂，身材和举止优美，表情刚毅，好像画像中神圣联盟的那些青年贵族。

    我选择圣马洛登船启程，是为了同我母亲拥抱告别。我在这部回忆录的第三卷，对你们讲述过我路过贡堡的情景，以及那些令我压抑的感受。像我从前计划的印度之行一样，我在圣马洛呆了两个月，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我同一位名叫德雅尔丹的船长达成交易：他本来打算将圣绪尔比斯修道院的院长纳戈尔神甫，和好几位由他率领的修士带到巴尔的摩去。如果在四年之前，这些旅伴对于我会更加适合一些：我已经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即一个脆弱的人。我的宗教观点的变化是通过阅读哲学著作完成的。我真心实意地相信，宗教思想有无能为力的一面；无论他在其他方面如何优越，总有一些他无法解释的真理。这种温和的骄矜使我变了；我认为宗教思想缺乏哲学思想才具有的那种力量。短视的智慧以为可以看见一切，因为它是睁着眼睛观察的；优越的智慧能够闭着眼睛观察，因为他看见的一切都是内在的。总之，有样东西使我受到致命打击：我在心灵深处感到无缘无故的绝望。

    我哥哥的一封信使我永远记住我启程的日期。他从巴黎写信给母亲，告诉她米拉波去世的消息。收到这封信的第三天，我在锚地登上那艘已经装载我的行李的船。起锚了，对远航者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领水员将船引导到港外，他离去时，太阳正在坠落。天色灰暗，微风息息，离船几链远的地方，海浪沉重地拍打着礁石。

    我凝视着圣马洛。我在那儿丢下了泪流满面的母亲。我遥望着我和吕西儿常去作礼拜的教堂的钟楼和圆屋顶、房屋、城墙、堡垒、塔楼和海滩；我同热斯里尔和其他朋友幼时在那儿一道度过了我的童年。在我四分五裂的祖国失去一位无法取代的伟人1时，我撒手而去了。我对祖国和我自己的命运同样感到迷茫：谁将沉没？法兰西还是我自己？有朝一日，我还能看见法兰西和我的亲人吗？

    1指米拉波。

    船驶到海峡出口，夜幕已经降临，周围一片沉寂。城内点燃了万家灯火，灯塔也亮了：我祖屋的那些颤动的灯光照耀着在礁石、波涛和黑夜包围中我的航程，同时微笑着同我告别。

    我只带走了我的青春和幻想。我踏过这块土地上的尘土，数过这一片天空的星星，而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土地和天空对我都陌生的世界去。如果我能够到达航行的目的地，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可能在极北的海岸漂泊，那叱咤风云、毁灭过那么多代人的失去和平的年代对我也许会毫无影响；我也许不会目睹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也许不会拿起笔，从事这不幸的写作生涯；我的名字也许会默默无闻，或者只得到一种为嫉妒者所不屑但平静安逸的光荣。谁知道，也许我会重渡大西洋，也许我会像一名全盛时期的征服者，定居在我冒险探索和发现的偏远的国度里！

    不！为了改变这儿的苦难，为了变成一个同过去的我迥然不同的人，我应该回到我的祖国。孕育我的大海将成为我第二次生命的摇篮。我首次远航时她载负着我，好像我的乳母把我抱在她的怀中；好像倾听我诉说我最初的痛苦和最初的欢乐的女友把我抱在她的双臂里。

    风停了，落潮的海水把汹！带到外海，岸上的灯火渐渐模糊，最后全然消失了。由于沉思、淡淡的怅惘和更加朦胧的期望，我困倦了。我走下甲板进入我的船舱。我躺在吊床上被摇晃着，轻轻拍打船侧的波涛噼啪作响。起风了，桅杆上升起了风帆。次日清晨我登上甲板时，再也看不见法兰西的土地了。

    这是我命运的转折：“再出海去asaintosea！”(拜伦)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楔子

    在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少尉登船启程赴美洲三十一年之后，我登船启程前往伦敦，手持一张措词如下的护照：“护照，请对持照人德？夏多布里昂子爵大人、法国贵族院议员、国王派往大不列颠陛下处的大使予以通行便利，等等。”没有体貌特征。我显赫的声名应该在各处使人认识我的面孔。专门为我一个人租用的汽船将我从加来送到多佛尔。一八二二年四月五日，当我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要塞鸣炮向我致敬。一位军官代表司令官陪同我检阅仪仗队。我下榻在“造船匠”旅店，旅店主人和仆役们毕恭毕敬，脱帽迎接我。市长夫人以全城最美丽的太太的名义邀请我出席晚会。我的大使馆随员比英先生恭候我到达。精美的晚宴为大使先生洗尘，但大使先生完全没有胃口，也丝毫不感觉疲倦。民众聚集在我的窗下，唱起欢迎的歌曲。那位军官又倒回来，不顾我的反对，在我门前布置了岗哨。次日，我用我主子的钱发放了丰厚的犒赏之后，坐上由两名衣着华丽的车夫驾驶的轻马车；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四匹彪悍的马拖着车，大步小跑着，载着我向伦敦驶去。我的随从乘另外几辆马车跟在我后面；穿号衣的报信使者伴随车队。我们穿过坎托贝丽，引起约翰—布尔和同我们交错而过的豪华马车的注意。在布莱克—里世，过去强盗们经常光顾的蛮荒之地，我看见一座崭新的村庄。不久，笼罩伦敦城的漫天烟雾出现在我眼前。

    我堕进这个充满煤烟的蒸汽的深渊，就像跌进鞑靼人的炉子；我穿过这座我熟悉的城市，到达位于波特兰广场的大使馆。代办乔治？德？卡拉芒伯爵先生，大使馆秘书马塞吕斯子爵、埃？德卡兹男爵、德？布尔格内先生，大使馆的随员们，彬彬有礼地迎接我。人们给我递上英国部长们和外国大使们的名片，此前他们已经得知我即将到任的消息。

    一七九三年五月十七日我曾到达同一个伦敦；当时，我是一个卑微和无知的旅行者，从泽西岛来到南安普敦。市长夫人不知道我路过；市长威廉？史密斯十八日给我开了一张前往伦敦的路条，附上一张“外侨证明”关于我的体貌特征，上面用英语写道：“弗朗索瓦？夏多布里昂，流亡军的法国军官，身高五尺四寸，棕色颊髯和头发。”我谦卑地同几位度假水手一道乘坐一辆最廉价的马车；我在最便宜的饭馆吃饭；我进人这座由皮特先生统治的富裕和著名的城市的时候，我是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和默默无闻的。我住在一间月租六先令的顶楼里，那座房屋位于一条名为托顿汉—考尔路的小街的尽头，是我的一位布列塔尼堂兄为我准备的。

    啊！老爷呀，愿你今天

    如此荣耀显赫的生活，

    同那些幸福时光不同！1

    1引自伏尔泰的诗。

    然而，我在伦敦陷入另一种默默无闻。我的政治地位掩盖了我的文学声誉。在联合王国里，没有哪个蠢人不更加重视路易十八的大使，而不是基督教真谛的作者。我将看看在我死后，或者我在乔治四世身边不再取代德卡兹公爵之时——同我一生别的事情一样，我接替他的职位是同样奇怪的事——，情况将如何变化。

    作为法国大使，我到达伦敦之后最大的乐趣，是将我的马车停在街心公园一角，到大街小巷和那些老百姓居住的简陋的郊区集镇上散步。那些街道是我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那些集镇在同样的痛苦笼罩下是苦难的藏身之所，当年不知道次日是否有面包的我，同我患难与共的朋友常常到这些不为人知晓的地方去。如今，我桌上摆着三道或四道莱。在那些过去向我敞开的那些狭小和穷困的房屋门口，我如今只看见陌生的面孔。我不再看见那些可以从手势、步态、样式陈旧的衣着辨识出来的游荡的同胞们。我不再看见那些殉道的神父，他们围着打裥颈圈，戴着大三角帽，身穿磨破的黑色长袍，过路的英国人向他们致敬。两旁宫殿林立的宽广街道如今被打通了，出现一些新建的桥梁，路边栽种了树木。波特兰广场附近的摄政王公园取代了从前布满牛群的草场。以前从我顶楼的天窗可以远远看见的公墓，如今消逝在一座建筑物的围墙之内。当我到利物浦勋爵家去的时候，我费好大劲才找到查理一世的断头台的位置，现在那里是空无一物的广场；新建筑物逐渐扩充地盘，向查理二世的雕像包围过来，让人忘记那些值得记忆的事件。

    在包围我的乏味的豪华排场之中，我多么怀念那个动乱和眼泪的世界呀！那时候，我同不幸的侨民们分享苦难。一切都变了，苦难本身也同繁华一道逝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流亡的弟兄们现在怎么样哪？有的死了，有的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他们同我一样看见他们的亲人和朋友消逝；他们在他们祖国比在异乡土地上更加不幸。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不是有我们的集会、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节日，尤其是我们的青春吗？有些母亲、有些在逆境中开始生活的少女，把她们辛勤劳动的果实拿来，为的是跳跳祖国的舞蹈，散散心。友情在劳作之后傍晚的谈话中、在汉斯泰德和报春花山的草地上结成。在由破屋改成的我们亲手装饰的小教堂里，我们于一月二十一日和王后忌日作祈祷，我们的流亡的乡村本堂神父的悼词令我们感动不已。我们沿着泰晤士河漫步，有时目睹满载世界财富的船舶靠岸，有时欣赏里斯满的农村房屋，而我们自己是如此贫困，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这一切才是真正的福分！

    一八二二年，当我重新回来时，迎接我的不是那位打开我们顶楼的门、对我称兄道弟、睡在我床边的一张破床上、以他单薄的衣服作被子、用月光照明、冷得哆嗦的我的朋友，我在火把照耀下，从两排仆人中间走过，仆人之后是五名或六名毕恭毕敬的秘书。在我通往布满金子和丝绸的客厅的路上“老爷、爵爷、阁下、大使先生”不绝于耳。

    “我求求你们，先生们，让我安静一点吧！别再叫‘爵爷’了！我怎样打发你们呢？你们到办公室里去开心吧，就当我不在这里一样。你们以为我会把你们这些玩意当一回事吗？。你们以为我蠢得可以，会认为因为我换了一身衣服，就换了一个人吗？你们会说，伦敦德利侯爵要来访，威林顿公爵求见，坎宁先生找我，格维迪尔夫人要我十点钟赏光，到她的歌剧院包厢里去，曼斯菲尔德夫人约我午夜到阿尔玛克1。饶了我吧！我往哪里躲好？谁来解救我？谁能够使我摆脱这些折磨呢？回来吧，我那些穷困和孤独的日子！复活吧，我流亡中的伙伴！我们走吧，我的睡行军床和睡草垫的伙伴，我们到乡下去，到一个为人不屑的小酒店的花园里，坐在一张木头长凳上喝一杯劣质茶，聊聊我们疯狂的希望和我们的忘恩负义的祖国，倾诉我们的烦恼，设法互相帮助和援助一位比我们更加穷困的亲戚吧。

    1指阿尔玛克沙龙，伦敦贵族当时在那里举行舞会。

    这就是住进伦敦大使馆头几天我的感受和想法。当我在肯辛顿公园里，用一种不那么沉重的忧郁麻醉自己的时候，我才能逃避大使馆的令我压抑的忧郁。公园本身一点也没有变。只是树长高了一些；在仍然寂静的园子里，鸟儿平静地筑巢。甚至不再时兴在那里集会了；而过去，当法国人当中最漂亮的女人——雷卡米埃夫人——，走过的时候，身后跟随一大群人。在肯辛顿空无一人的草坪旁边，我喜欢观看马群和时髦男女的车辆在海德公园奔跑，其中有我的没有载人的轻便双轮马车，而我重新变成流亡小贵族，沿着小径往上走，那位被驱逐的神父过去在那里读经。

    在肯辛顿公园里，我酝酿了革命论；由于我重读了我的海外游历日记，我写成了阿达拉的爱情故事；也是在那个公园里，在一片低沉、金黄色、仿佛被极光照耀的天空下，我在田野上长时间漫游之后，用铅笔记下描写勒内的爱情的初稿。晚上，我将我白天思索的成果记在革命论和纳奇兹人中。这两部手稿是同时并进的，尽管我缺钱买稿纸，而且因为没有线，我用从房间内的木条上拔出的钉子将稿纸钉在一起。

    这些焕发我的最初灵感的地点使我感觉它们的力量；它们现在反射着往事的温柔的光芒；我感觉自己正在重新提笔写作。在大使馆里浪费了多少时光呀！同在柏林一样，要在此地继续我的回忆录，时间是不缺乏的。这部回忆录是我用骸骨和废墟建造的大厦。我在伦敦的秘书们希望早上去野餐，晚上去跳舞：好极了！男士们，彼得、瓦朗坦、刘易斯，上酒馆去了；女士们，罗斯、佩吉、玛丽亚，去逛街了；我求之不得。他们将大门的钥匙留给我：看门的事就托付给大使先生了。如果有人敲门，他就去开门。人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动手干活吧。

    我刚才说过，二十年之前，我在伦敦写了纳奇兹人和阿达拉的初稿；而我的回忆录正好写到美洲之行的时候：这两件事凑在一起，真是奇妙极了。把这二十二年一笔勾销吧，就像它们从我生命中一笔勾销一样，我们向新世界的原始森林迸发吧。到上帝高兴的时候，我才会写关于我的大使馆的故事。然而，只要我在这里待几个月，我就有余暇从尼亚加拉瀑布写到德国的勤王军，从勤王军写到我流亡英国，法国国王的大使可以在他流亡的国度讲述他流亡的故事。

    一八二二年四月到九月

    于伦敦

    横渡大西洋

    前一卷以我在圣马诺登船结尾。不久，我们就驶出英吉利海峡。西面滚滚而来的巨浪表明：我们已经进入大西洋了。

    那些从未出海的人，很难体会远航者从船舷四望只看见大洋的严峻面孔时的感情。在水手危险的生涯中，有一种由于远离陆地而来的独立不羁。他们把人类的情感留在岸上了。在他们离开的世界和他们寻求的世界之间，他们的爱和祖国，仅仅是载负他们的海水。不必再履行义务，不必再回访，不再读报纸，不再谈论政治。甚至水手的语言也不同一般：这是海洋和蓝天的语言，是沉默和暴风雨的语言。你生活在水上世界，你周围的人与陆地上的人有不同的衣着、趣味、作风、脸孔。他们有海豹的粗犷，也有飞鸟的轻盈。他们脸上没有社交生活的忧愁。他们脸上布满的皱纹好像收拢的船帆的褶子。在海上，脸上的皱纹是被海风、而不是被岁月挖掘的。这些人的皮肤被盐所浸渍，坚硬、呈红色，犹如海浪拍打的礁石的表面。

    水手对他们的船舶一往情深。他们离船时伤心痛哭，归船时喜极而泣。他们无法留在家人当中。虽然他们无数次誓言不再去海上冒险，但他们终究不能离开大海，就像一个年轻人无法离开一位暴躁和不忠实的情妇的怀抱一样。

    在伦敦和普利茅斯的码头上，不难发现一些在船上出生的水手：他们从小到老从不上岸；他们只是从他们的飘浮的摇篮边观看陆地，他们是那个他们并未进入的世界的旁观者。在这种变得如此狭窄的生活空间里，头顶云彩，脚踩深渊，一切对于水手都变得有生气：一只锚、一张帆、一根桅杆、一门炮，都是人们钟爱之物，它们都有自己的故事。

    船帆在拉布拉多半岛1海岸附近撕破了；帆篷长用一块你现在看见的布将它补好。

    1拉布拉多半岛(labrador)：北美东部的半岛，今天属加拿大。

    在三明治群岛2的珊瑚礁中走锚之后，是这只锚拯救了船。

    2三明治群岛(ilessandwich)：大西洋南部岛屿。

    在好望角的狂风中，桅杆折断了；当时桅杆是一根，现在由两根组成，结实多了。

    在切萨皮克湾3的战斗中，只有大炮没有被摧毁。

    3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美国东部海湾。

    船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消息：刚刚扔下测程仪；船速为十节。

    中午天气晴朗；有人在测量，看看我们在什么纬度。

    有人在计算：按照正确航线，船又行驶了多少海里。

    指针偏了多少度：我们已经朝北航行了。

    沙漏不通畅：要下雨了。

    航迹上出现了信天翁4：我们要遭遇暴风雨了。

    4信天翁又被人称作“暴风雨之鸟”

    南面看见飞鱼：很快就会风平浪静。

    西面的云雾中露出一角晴空：那是风的脚，明天风要从那边吹过来。

    水变了颜色；我们看见飘浮的木头和水藻；我们远远看见海鸥和鸭子；一只小鸟飞来停在横桁上：应该朝外海航行，因为我们已经靠近陆地，半夜靠岸不当。

    柳条笼里关着一只公鸡。这只鸡颇受宠，甚至被视为神圣；其它鸡死光了，唯独它活下来。它之所以出名，是由于它在一场战斗中引吭高歌，就像在农庄的一群母鸡当中一样。甲板下养着一只猫：带绿色条纹的毛，秃尾，长须，站得稳稳的，在船的前后颠簸和左右摇晃中保持平衡。它已经两次周游世界，在一次沉船中附在一只酒桶上得以逃生。小水手用蘸了葡萄酒的硬饼干喂鸡，而猫先生只要高兴，有权在大副的皮大衣里面睡觉。

    老水手像老农夫。的确，他们的收获是不同的。水手过的是漂泊生涯，而农夫从不离开他的耕地。但是他们都熟识天上的星星，并且在耕耘中预见未来。他们的预言家，对一个来说是云雀、红喉雀、夜莺，对另一个来说是信天翁、杓鹬、翠鸟。傍晚，他们都归去：一个躲进他的船舱，另一个走进他的茅屋。这都是脆弱的住所。摇撼他们的居室的飓风丝毫不能扰乱他们平静的良心。

    ifthewindtempestuousisblowing，

    stillnodangerthezdescry；

    theguiltlessheartits波onbestowing

    soothesthemwithitslullaby

    狂风呼啸时，他们看不见任何危险；纯洁的心灵抚慰他们将他们轻轻摇晃。睡吧，宝贝，睡吧，宝贝

    水手不知道死亡会在何处突然袭来，他将在哪一个海岸丢掉性命。也许在他临风最后长叹一声之后，就会被卷进大海，抓住两条桨，继续他的旅行；也许他会被埋葬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从此销声匿迹，犹如他在横穿大洋时孤独地躺在吊床里睡眠一样。

    船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它对舵的最轻微动作都十分敏感。无论它是半马半鹰的有翅怪兽，还是飞马，它都听从驾驶员调度，就像马匹听从骑手驾驭一样。无论船舶顶着狂风侧航，或者顺风疾驶，船桅和缆绳的典雅、横桁上走钢丝的水手的轻盈、船的千姿百态使这个精巧的机器成为人类智慧的奇迹。时而海浪撞击船体，浪花四溅；时而平静的海水迎着船头，顺从地一分为二。大大小小的旗帜、风帆使这海神的宫殿绚丽夺目。最低的帆完全展开，胀得圆鼓鼓的；最高处的帆的中部绷得很紧，好像妖艳女人的乳房。船被劲风吹动着，将它的龙骨当作犁铧，气势磅礴地耕种着海的田野。

    在这条沿途既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村庄、城市、尖塔、钟楼和坟墓的海路上，在这条既无圆柱又无里程碑，唯有波浪当界石、海风当驿站、星辰当火炬的大路上，当人们并不寻求未知的土地和海洋的时候，最美妙的奇遇是两船相会。远在天边时，人们通过望远镜已经互相发现了。两船各朝对方驶去。船员和乘客簇拥在甲板上。两只船互相靠近，升起旗帜，把帆收一半，将船打横。当一切都沉静下来的时候，两位船长站在船尾艏楼上，用传声筒互相喊道：“船名？属哪个港口？船长姓名？从哪里来？航行几天哪？纬度和经度？上帝保佑你们！”水手们放帆；帆又张开了。两船的水手和乘客望着对方离去，一言不发。有些人去寻找亚洲的太阳，有些人去寻找欧洲的太阳，这些太阳也将看见他们死去。时光在陆地上比风在海洋上更迅速地带走和分开旅人。人们在远处相互挥手：“上帝保佑你们！”永恒是共同的归宿。

    如果碰到的是库克或拉佩鲁兹1的船呢？

    1库克(cook，一七二八—一七七九)：英国著名航海家；拉佩鲁兹(lape肉se，一七二六—一七八八)：法国著名航海家。

    我那艘圣马洛船的水手长从前是商船上的货主代表，名叫皮埃尔？维尔纳夫；由于我善良的乳娘维尔纳浦，他的姓本身就引起我好感。他在印度曾在巴伊？德？絮弗朗手下服役，在美洲曾在德斯坦公爵手下服役；他的阅历极为丰富。皮埃尔倚靠在船头，在艏斜桅旁边，就像荣军院的壕沟里一位坐在葡萄架下的老兵。他嘴里咬着一块嚼烟，鼓着腮巴，向我描绘临战前的准备，炮声大作时甲板的震动，跳动的炮弹对炮架、大炮、船架的打击。我请他给我谈谈印第安人、黑人和殖民者。我向他请教人们的穿着、树的形状、土地和天空的颜色、水果的滋味；我问他菠萝的味道是否比桃子更佳，棕榈是否比橡树更加漂亮。他以我知道的东西作比喻，向我解释一切：棕榈是一棵大白菜，印第安人穿的袍子像我祖母穿的袍子，骆驼像一匹驼背的驴子，所有东方人，尤其中国人，都是胆小鬼和强盗。维尔纳夫是布列塔尼人，我们当然不免讲一些对风光秀丽的故乡表示赞美的话。

    钟声打断我们的谈话。值班、起床、点名、用餐都是按照钟声进行的。早上，钟声一响，水手们就在甲板上排好队，脱掉身上的蓝衬衣，换上晾在桅的侧支索上的另一件衬衣。换下的衬衣立即放进一个小木桶里去洗，那也是这间海豹寄宿学校的寄宿生擦洗黝黑的脸孔和沾满柏油的爪子的地方。

    中午和晚上吃饭时，水手们围成一圈，面前放着饭盒，轮番将他们的锡勺子放进在船的摇晃中波动的汤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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