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萨维尼的夏天

    阿达拉的成功使我下决心将已经印了两卷的基督教真谛写下去，德？博蒙夫人提议，在她在萨维尼租的房屋里给我留一个房间。我同儒贝尔和其他朋友在她的隐居地度过了六个月。

    房屋位于面对巴黎方向的村口，被当地人称为“亨利第四之路”的大道从村边经过；村后是种满葡萄的山坡，前面是萨维尼公园，公园深处是一道树木的屏障，一条叫奥热的小河从中穿过。左边是一直延伸到朱维齐泉的维里平原。村子周围有一些山谷，傍晚我们到那里去散步，寻幽探胜。

    清晨，我们一块用早餐；早餐后，我关门写作；德？博蒙夫人替我抄一些我需要的引文。在我需要的时候，这位高贵的夫人向我提供住所：没有她提供的幽雅环境，我也许永远不会完成我在逆境中无法完成的作品。

    我永远记得我在这个友爱的住宅中度过的几个夜晚：散步回来之后，我们待在果园里，聚集在草地中央一泓流水潺潺的水池旁边。儒贝尔夫人、德？博蒙夫人和我，我们坐在长凳上，儒贝尔夫人的儿子在我们脚下草地上打滚：这孩子现在已经不在了。儒贝尔先生在一条僻静的沙路上散步；两条看门狗和一只猫在我们周围嬉戏；而一群鸽子在屋檐边咕咕叫。在经历八年的穷困潦倒的生活(除了几个转瞬即逝的日子)之后，对于一个刚刚流亡归来的人，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傍晚，我的朋友们通常让我讲我的旅行见闻；我从未像那时那样绘声绘色地描绘新世界。晚上，当客厅的窗子开着的时候，德？博蒙夫人把各种星座指给我看，还说我将来有一天会记得，是她教会我辨识星星的：自从我失去她之后，在离开她的坟墓不太远的地方，在罗马，我多次站在旷野里，在空中寻找她教我认识的星座；我远远看见它们在萨宾山上空闪烁；光芒照耀着台伯河平静的水面。过去，我在萨维尼树林上空看见这些星星的故地，我重新看见它们的地点，我反复无常的命运，一个女人为了让我记得她给我在天空留下的印记，这一切令我心碎。一个终究不免一死的人，出于什么奇迹，竟然同意做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情呢？

    一天傍晚，我们看见一个人偷偷从窗口爬进我们僻静的住所，再从另一个窗口出来：此人是拉博里先生；他在躲避波拿巴的魔爪。不久之后，出现一个痛苦的灵魂，那是同其他灵魂不同的灵魂；她走过的时候，将她的不为人知的痛苦同人类司空见惯的痛苦混杂在一起：那是吕西儿，我的姐姐。

    我到达法国之后，写信给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已经回国。伯爵夫人德？马里尼，我的大姐，头一个来找我；她走错地方，碰见拉萨涅五兄弟，其中最小的一个从补鞋匠的翻板活门底下钻出来，回答她的询问。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也来了：她是迷人的，而且具有令我幸福的一切品质；自从我们重聚之后，我在她身边是心满意足的。德？科德伯爵夫人，吕西儿，随后到来。儒贝尔先生和德？博蒙夫人对她十分眷念，而且对她怀有一种温存的怜悯之心。从那时起，她们之间开始通信，一直到这两个女人去世；她们相互钦慕，好像两朵即将凋零的同一种类的花儿。一八二年九月三十日，吕西儿夫人曾在凡尔赛停留，我收到她一封短信：“我写此信是为了请你替我告诉德？博蒙夫人，感谢她邀请我去萨维尼。我打算两周后去享受这种快乐，除非德？博蒙夫人方面有什么障碍。”科德夫人按时来到萨维尼，就像她所通知的那样。

    我对你们说过，我姐姐年轻时是阿尔让蒂埃尔教士会享有教俸的修女，而且准备加人勒米尔蒙教士会，她和布列塔尼议会参事德？马菲拉特尔先生有一段恋情，但她将自己的感情隐藏在心里，这更加重了她天生的忧郁。革命期间，她嫁给德？科德伯爵，但结婚十五个月之后，她就失去丈夫。她深情爱戴的姐姐德？法尔西伯爵夫人的死更增加了她的悲哀。后来，她依恋于我妻子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左右她，但这种关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吕西儿脾气暴躁、专横、缺乏理智，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迁就她的任性，暗地帮助她，那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朋友向一个敏感和不那样幸福的朋友提供的帮助。

    吕西儿的才气和性格几乎接近让？雅克？卢梭的疯狂；她认为自己遭到隐藏的敌人的算计：她向德？博蒙夫人、儒贝尔先生和我提供假地址，让我们给她写信；她检查封印，试图发现封印是否被破坏。她经常改变住所，既不愿留在我的姐妹们家里，也不愿同我妻子呆在一起；她厌恶她们，而对她一片忠诚的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最终也无法忍受这种变成负担的残酷的眷恋之情。

    另一个不幸是吕西儿蒙受的打击：家住维勒的德，谢诺多莱先生到富热尔去看她；不久就谈婚论嫁，但没有成功。我姐姐似乎样样都不顺心，结果她重新缩回到自己身上，失去自持的勇气。在萨维尼的怡人的孤独中，这个哀怨的灵魂有时找一块石头坐下来：那么多颗心曾经怀着喜悦在那里接待她！它们本来应该让她过甜蜜的生活，生活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但是，吕西儿的心只能够在专门为她营造、不曾为人呼吸的空气中跳动。在上天安排的特殊世界里，她急速地吞噬着岁月。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一个生命，仅仅是为了让它痛苦呢？在苦难的天性和永恒的原则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神秘关系呢？

    我姐姐一点也没有变化；她只是采用一成不变的方式表达她的痛苦：她微微垂着头，好像承受时光的重压。她让我想起我的双亲；这些从墓中唤醒的对家庭的最早的回忆，好像在焚尸的柴堆的颤动的火光映照中，一群为了取暖的昆虫飞过来围住我。我端详吕西儿的时候，仿佛在她身上看见我的整个童年：她曾用略显迷茫的眼睛看着我。

    痛苦的幻影消失了：这位承受生活重负的女人，似乎来寻找她应该带走另一个沮丧的女人。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塔尔玛

    夏天过去了：按照习惯，我希望来年同它再见。但是，时钟不会回到人们期望它回到的位置。在巴黎度过的冬天里，我结识几位新朋友。朱利安先生，一位乐于助人的富人和愉快的客人；尽管他家中的人互相厮杀，他在法国人剧场有一个包厢；他把包厢借给德？博蒙夫人。有四、五次，我同封塔纳先生和儒贝尔先生一道去那里看戏。当我刚刚步人人世的时候，传统喜剧处在鼎盛时期；但是，此刻我看见喜剧正在土崩瓦解。依靠迪歇努瓦小姐，尤其依靠达到戏剧天才顶峰的塔尔玛1，悲剧得以维持。他从艺初期我见过他；他当时没有现在这样帅，而且可以说没有我重新看见他时那么年轻：他身上具有岁月赋予的优雅、高贵和庄重。

    1塔尔玛(talma，一七六三—一八二六)：法国剧作家和悲剧演员。

    斯塔尔夫人在她写的关于德国的著作中，所描绘的塔尔玛的形象只有一半是真实的：这位杰出的女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想象力看待这位伟大艺术家，在他身上加上了他并不具备的东西。

    塔尔玛并不需要中介的世界：他不理解“贵族”他不知道我们的旧社会；他不曾登上密林深处的哥特式塔楼，在领主夫人的餐桌上就座；他对声调的抑扬变化、献殷勤和轻浮的习俗、天真的荣誉感、温情脉脉和英雄主义、骑士们的基督教献身精神一无所知。他不是唐克雷德，库西1，或者他至少将他们改造成他创造的中世纪英雄：旺多姆深处的奥德罗。

    1库西(coucy)：德？贝洛瓦的一部悲剧中的主人公。

    塔尔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他的世纪和古代社会。对于爱情和祖国，他有深刻和专注的激情；这种激情从他的胸膛中进发出来。他具有他经历过的大革命的痛苦灵感，乱世天才。曾经包围他的种种可怕场面，以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哀伤和遥远的合声在他的才能中再现。他身上的优美不是惯常的优美，它像苦难一样攫取你。阴郁的野心，悔恨，嫉妒，心灵的忧伤，肉体的痛苦，因为神灵和厄运而疯狂，人类的悲哀：这就是他了解的东西。他的出场，他的声调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痛苦和沉思展现在他脸上，表现在他的沉默、姿势、动作、步态中。他扮演希腊人，气喘吁吁，神情忧伤，从阿尔戈斯废墟走过来，是不朽的奥雷斯特斯，三千年来饱受欧梅尼乌斯的折磨；他作为“法国人”从圣德尼的孤独里走来，在那里，一七九三年的复活节，国王世代相传的血脉被切断了。他全身有一股阴郁之气，期待着某种未知的、但已经被不公正的上天确定的东西；他这位命运的苦役犯，不可避免地束缚在厄运和恐惧之间，行进着。

    时光在正在变得陈旧的戏剧杰作上投下不可避免的阴影；它投下的阴影将最纯洁的拉斐尔变成伦勃朗。如果没有塔尔玛，高乃依和拉辛的一部分杰作会不为人所知。戏剧天才是一只火把，他将火传给其他快要熄灭的火把，使那些以他们的革新的辉煌令你心醉神迷的天才复活。

    人们将演员服装的完美归功于塔尔玛。但是，对于艺术，戏剧的真实和服装的严谨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必要吗？拉辛的人物未向服装式样借用任何东西：最初，在画家的作品中，背景遭到忽视，而服装是不相称的。奥雷斯特斯的狂怒或乔德的预言，被穿礼服的塔尔玛在客厅里朗诵，同穿希腊长袍或犹太长袍的塔尔玛在舞台上演出相比，有同样的效果。当布瓦洛向他的朋友念如下悦耳的诗句时，伊菲革涅亚那身打扮俨如塞维涅夫人：

    伊菲革涅亚牺牲在奥立德，

    从未让希腊洒下如此多眼泪，

    我们眼前这出杰出的戏里，

    拉尚梅莱顶替她，让人哭泣。1

    1引自费奈隆的书简诗vii。

    这种再现无生命物体的一丝不苟，是我们时代的艺术精神：它宣告高雅诗和真正的戏剧的堕落。当人们无力表现大美的时候，人们满足于小美；当人们无力描绘坐在天鹅绒扶手椅中的人物的面部表情的时候，人们用逼真的画仿效扶手椅和天鹅绒。然而，一旦堕落到这种物质形式的真实，就不得不再现这种真实；因为公众自己物质化了，有这样的要求。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基督教真谛——预言的失败——最后成功的原因

    我完成基督教真谛后，吕西安希望读读清样，我寄给他；他在清样的白边上写了一些相当平庸的批注。

    虽然我这本重要著作的成功同我的小书阿达拉的成功一样光彩夺目，但它受到较多的非议。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我并非用一部小说同旧文学和旧哲学的原则作战，而是用推理和事实向它们发动攻击。伏尔泰帝国发出一声惊叫，并且急忙拿起武器。斯塔尔夫人对我的宗教研究的前景作出错误的判断：有人给她送去一本尚未裁开的书；她随意用手指翻翻，碰到童贞那一章，于是对身边的阿德里安？德？蒙莫朗西说：“啊！我的上帝！我可怜的夏多布里昂！这次他会一败涂地的！”修道院院长布洛涅手里有我这部著作的部分章节，在该书付印之前，他答复一位咨询他的书商说：“如果你想破产的话，就印这本书吧。”可是，布洛涅院长后来对这本书赞扬有加。

    的确，一切似乎都预告我的失败：一个不出名、像我这样没有后台的人，怎么能够期望摧毁半个多世纪来占统治地位的伏尔泰的影响呢？伏尔泰建立的大厦是由百科全书派完成的，而且被欧洲一切名人所加固。什么！狄德罗、德？阿朗贝尔、杜克洛、迪皮伊、埃尔韦絮斯、孔多尔塞之类的人难道没有权威吗？什么？世界应该回到金色的圣徒传时代，放弃已经赢得的对科学和理性杰作的赞美？难道我能够赢得这个挥舞严惩大棒的罗马和势力强大的教会所不能挽救的事业吗？这个事业曾经枉然地被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夫？德？博蒙所捍卫，尽管他得到议会、武装力量和国王的支持，但他并未成功。一个卑微无闻的人，反对如此势不可挡、甚至引起一场革命的哲学运动，难道不是一个既可笑又鲁莽的行为吗？看见一个侏儒伸直他短小的手臂，试图阻止时代进步，阻挡文明的进程，并且将人类往后拉，这实在是奇怪！多亏上帝，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疯子粉身碎骨。所以，然格内先生在十日上对基督教真谛予以贬低，声称批评来得太晚，因为我的唠叨已经被人遗忘了。他这番话是在作品出版五个月或六个月之后讲的，而法兰西学院在十年一次的颁奖仪式上，院士们众口一词对这部作品发动的攻击并未能将它置于死地。

    我是在我们的教堂的废墟当中发表基督教真谛的。信徒们以为自己得救了：人们那时需要信仰，渴求得到宗教的安慰，而这种需要和安慰多年来被剥夺了。为了克服积累的那么多对立，需要多少超自然的力量呀！多少被肢解的家庭需要到天父身边寻找他们失去的孩子！多少被粉碎的心灵，多少孤独的灵魂呼唤圣手的救治！人们拥进上帝的房屋，如同瘟疫流行时涌进医生的诊室。动乱的受害者(而且受害者的种类何其多！)向祭坛奔去；海上遇难者攀附着岩石，希望得救。

    那时，波拿巴希望将他的力量建立在社会的原始基础之上，不久前同罗马教廷达成谅解：首先，对一部可能使他更加得人心的作品的出版，他不会设置任何障碍；他当时需要同他周围的人和宗教信仰的公开敌人作斗争；所以他很高兴在外部被基督教真谛召唤的舆论所保卫。后来，他对他的错误估计感到后悔：正统君主观念和宗教观念同时来到。

    当时不像阿达拉那样引起轰动的基督教真谛中的一个插曲，确定了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勒内未完成的话，我就不会写它了；如果我能够将它毁掉，我会这样做的。诗人勒内和散文家勒内的家族大量繁殖：此后，人们听见的只是哀怨和不连贯的句子；到处是狂风骤雨，到处是与乌云和黑夜有关的生僻的词语。没有哪一个从中学出来的无知学生不认为自己是人类最不幸的人；没有哪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不对生活感到厌烦，不认为自己被自己的天才折磨；没有谁在他思绪的深渊里，不纵情于“激情的波浪”没有谁不敲打自己苍白的面孔和披头散发的脑袋，并且用他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了解的苦难令世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勒内里，我披露了我们世纪的一个弱点；但是，试图将不着边际的痛苦描绘成普遍现象是小说家们的另一个荒唐想法。构成人类基础的普遍感情，父母之爱，子女的孝敬，友渲，爱情，是取之不尽的；但是，特殊的感觉方式，思想和性格的个性，只能在宏伟和数量众多的图画中得到延伸和增加。人类心灵尚未被发现的细小角落是狭小的地盘；在这片田地收获一遍之后，不再剩下什么可以采摘的东西了。心灵的疾病并不是经常和自然的状态：我们不能再现这种病态，使它变成文学，并且从中得益，像从一种按照艺术家的喜好不断修改、而且改变其形态的普遍感情得益一样。

    无论如何，文学涂上我的宗教图画的色彩，就像政界保留我的作品中关于国家的用语一样：按宪章建立的君主政体是我们的代议制政府的基础，而我关于“保守派”、“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文章使这两种说法成了政治术语。

    有些作家模仿阿达拉和勒内，就像讲道者借用我的关于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恩惠的故事一样。一些段落里，我证明：我们将异教的圣灵从树林中赶出来，我们在扩大信仰同时，也使大自然回复到孤寂之中；有些段落里，我议论了我们的宗教对我们的观察和描绘方式的影响；有些段落里，我探讨诗和雄辩术中发生的变化；有些章节，我研究古代戏剧中引进的外国感情包含新批评的萌芽。就像我说过的，拉辛的人物既是，也不是希腊人物；他们是信奉基督教的人物：这是人们完全没有理解的东西。

    如果基督教真谛的后果，仅仅是对人们认为造成革命所带来的苦难的一些学说的反动，那么，这种后果随着起因的消失本来应该不复存在；它不可能一直延续到我写书的时候。但是基督教真谛对舆论的影响不只是人们声称已经被埋葬的宗教的暂时复活：一种更加持久的变化发生了。如果说作品的文笔焕然一新的话，还有教义的变化；实质和形式同样都变了；无神论或唯物论不再是年轻人信仰或不信仰的基础；上帝和灵魂不死的观念重新占上风：从那时起，在互相联系的观念的链条中变化发生了。人们不再因为反对宗教偏见而固定在他的位置上—成不变；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必须被哲学的头带包裹着，充当虚无的木乃伊；人们胆敢审视任何体系，甚至是基督教的体系，无论人们觉得它如何荒谬。

    除了回应牧师召唤的信徒，由于自由思考的权利，其他信徒也出现了。你将上帝当作本原吧，圣言会接踵而来：儿子必定出自父亲。

    各种抽象组合不过是用更加无法理解的奥义取代基督教的奥义：泛神论有三四种，而且人们如今时兴将其归因于开明的智慧，其实泛神论是东方幻想中最荒唐的一种，由斯宾诺莎重新阐明：这方面，只需读读怀疑论者贝勒有关那位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文章。某些人谈论这一切时，使用不容置辩的腔调，如果不是来自研究的欠缺，这令人感到愤慨：他们使用一些自己也不懂的词，还以出类拔萃的天才自诩。但愿人们明白，阿贝拉耳、圣贝尔纳、圣人，圣托马斯？德？阿甘诸圣人，为了推广形而上学，带来了我们无法接近的超级智慧；各种圣西门系统、法伦斯太尔系统、傅立叶系统已经被各种异端发现和运用，人们向我们提供的当作进步和发明的东西，是一千五百年以来在希腊学校和中世纪学堂里用滥了的陈旧货色。糟糕的是，头一批宗派分子未能创建他们的新柏拉图主义共和国，而伽利昂答应普劳丹在坎帕尼亚进行这种试验。以后，人们犯了严重错误，烧死宗派分子，那时他们想建立共同财产，并提出一个女人不能拒绝一个男人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要求同她苟合，因此宣告卖淫是神圣的。他们说，为了实现这种结合，只需消灭她的灵魂，并且将它暂时寄放在上帝怀中。

    基督教真谛对世人的冲击，使十八世纪脱离它的轨迹，永远偏离它的道路：人们重新开始或者毋宁说开始研究基督教的起源：他们重读神甫们的作品(假设人们曾经读过)，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碰见那么多奇特的故事、那么多哲学知识、那么丰富多彩的文体美、那么多思想，而通过这一切的逐渐进步，使古代社会过渡成现代社会：这是人类惟一值得怀念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通过天才人物的心灵，天和地实现交流。

    从前，在正在崩溃的异教旁边，仿佛在社会之外，另一个世界崛起了，它是这些伟大场面的观众，它穷困，孤独，躲在—边，仅在人们需要它的教训或它的帮助时，它才干预生活。这些最早的大主教——他们几乎都有幸取老圣人和殉道者的名字，这些普通教士守护着圣骨和公墓，这些修士和隐士躲在他们的修院或洞窟里，起草着和平、伦理、慈善的规则，而外面到处是战争、腐化、野蛮，他们从罗马的暴君走到鞑靼和哥特人的首领那里，到处游说，目的是防止一些人的不公正和另一些人的残忍，用木头十字架和心平气和的言语阻止军队进发；他们是人类当中最弱小的人，却保护人类免受阿提拉1的蹂躏；他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充当它们的联系，慰藉一个垂死世界的临终时刻，并且支持还在摇篮中的世界迈出最初的步伐。看见上面这—切，真是—件美妙的事情。

    1阿提拉(attila，？—四五三)：进攻罗马帝国的最伟大的蛮族统治者之一。

    基督教真谛(续)——作品的缺点

    基督教真谛中阐明的真理，不可能不促进思想的变化。今天对中世纪建筑的兴趣与这部作品是分不开的：是我唤醒这个年轻世纪对旧教堂的赞美。如果说人们滥用我的观点，如果认为我们的大教堂能够同帕提依神庙媲美是不恰当的，如果认为这些教堂用它们石垒的档案可以告诉我们未知的事实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这些花岗岩的记忆向我们披露了本笃会学者不知道的东西是无稽之谈，如果人们由于听我反复讲哥特式建筑而对此感到厌烦，那不是我的过错。而且，在艺术方面，我知道基督教真谛的缺陷；我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一八年，我还不懂艺术：我没有去过意大利，也没有到过希腊和埃及。同样，我未从圣人的生平和传说中得到充分的教益；但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奇妙的故事，只要懂得在其中挑选，就可能取得丰硕的收获。这片可以任由想象力驰骋的中世纪的宝贵园地，其丰富程度超过奥维德的变形和米利都的寓言。此外，我的作品中有一些发挥得不够和错误的判断，例如我对但丁的看法：后来，我对他表达了诚挚的敬意。

    认真说，我在革命论中对基督教真谛进行了补充。人们对这部作品谈论得最少，但剽窃得最多。

    阿达拉的成功令我十分高兴，因为我的心还是年轻的；基督教真谛的成功却令我困苦：我被迫牺牲我的时间，进行一些毫无益处的通信和无聊的应酬。所谓赞美无法补偿不可避免的厌恶之情，这仅仅因为你的名字被群众记住了。什么好处能够弥补你在将公众引进你的私生活时失去的宁静呢？除此之外，还有缪斯喜欢用来折磨她的崇拜者的焦虑，性格随和带来的尴尬，聚敛财富的无能，闲暇的丧失，变化无常的性格，更加强烈的感情，无法解释的忧郁，无缘无故的快乐：如果人们能够作主的话，谁愿意以这样的代价购买名望的并无把握的好处？何况这种名望不一定能够得到，有人在你一生当中对此提出异议，得不到后代的认可，而且你死后这一切对你会变得毫无意义。

    阿达拉引起围绕新文风的争论，基督教真谛出版时，这种争论重新出现。

    帝国学派，甚至共和国学派的一个特点是值得研究的：在社会朝善或恶前进的时候，文学是停滞不前的；文学置自己于思想的发展之外，不属于它的时代。喜剧中，在粗鲁和嗜血成性的观众面前展现的，是乡村老爷，科兰们，巴贝们，或人们不再了解的客厅情节，是风俗画，而那些看戏的人是风俗的破坏者；悲剧中，坐在剧场里的平民所关心的，是贵族家庭和王室。

    在十八世纪，两样东西使文学停滞：它从伏尔泰和大革命继承的对宗教的蔑视，和波拿巴用以打击它的专制。国家元首利用这种俯首听命的文学，将它关进兵营，而文学向他举枪致敬。当人们喊“卫兵站出来”时，它就走出来，它列队前进，像士兵一样进行操练。任何独立的意图都是对他的权力的反叛；他不再希望有文字和思想的骚动，他不容许叛乱。他中止执行人身保护法对思想和个人自由的保护。我们也要看到，公众对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乐于给自己重新套上法规的枷锁。

    反映新世纪的文学，只是在它所表达的时代的四十年或五十年之后才占统治地位。在这半个世纪里，它只是被反对派利用。首先讲这种语言的，是斯塔尔夫人，是本杰明，是勒梅尔西埃，是博纳尔，是我自己。十九世纪所标榜的文学变化，来自流亡和放逐；是封塔纳先生孵化了这些不同类的小鸟，因为他回溯到十七世纪，汲取了这个多产的时代的力量，并且抛弃十八世纪的贫乏。一部分人类的思想，即探讨超验性题材的那一部分，独自和文明一道同步前进：不幸，学识的光荣并不是洁白无瑕的：拉普拉斯、拉格朗热、蒙热们、夏普塔尔、贝托莱之流，这些奇才曾经是骄傲的民主派，后来都变成拿破仑的最卑躬屈节的奴仆。为了文学的荣耀，必须说：新文学是自由的，才能是缺乏独立精神的；性格和才气并不相称，那些思想上升到天空顶点的人，没有能力将他们的心灵提高到比波拿巴的脚跟更高的位置：他们声称不需要上帝，因此他们需要暴君。

    拿破仑式的经典作家是一位头戴路易十四式假发、或像路易十五时代一样头发卷曲的十九世纪天才。波拿巴曾经要求革命人土进宫时穿礼服，佩剑。人们眼中没有当时的法国；这不是秩序，只是纪律。所以，没有什么比旧文学的苍白的再现更加令人厌烦的东西了。当新文学通过基督教真谛而声势浩大地闯进来的时候，这种冷漠的模仿，这种没有生产能力的过时游戏消失了。当甘公爵之死，虽然将我撇在一边，对于我也有好处，让我在孤独中跟随我的个人灵感，阻止我加入老品达的正规步兵：我的精神自由得益于我的道义自由。

    在基督教真谛的最后一章我研究过，如果在蛮族进犯的时候，没有人传播信仰，世界可能会变成什么模样。我在另一段里指出，君士坦丁改宗之后，基督教在法律上引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

    设想当时我具有我现在的宗教观念，基督教真谛尚未动笔，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写作：我会让人们看到基督教是未来和人类解放的思想，而不去回顾我们宗教过去的恩惠和组织；我会说赎罪和救世的思想是社会平等的惟一基础；惟有这种思想能够建立这种平等，因为这种思想对民主的本能起纠正和调节作用的必要性摆在这种平等旁边。合法性不足以抑制，因为它不是长久的；它的力量来自法律，而法律是匆匆走过和变化的人的作品。一部法律并非必须永远遵守；它始终可以被另一部法律取代：与此相反，伦理是持久的；它的力量在它自身，因为它来自不会变化的秩序，惟有它才能够赋予持久性。

    我会让人看到，所有基督教占上风的地方，都改变了思想，修正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用肯定取代怀疑，使整个人类接受它的教义和告诫。我会努力推测我们离开福音的完全实现还有多大距离，估量在过去十八个世纪里，在十字架这边，被摧毁的罪恶和实现的改进的数目。基督教的影响是缓慢的，因为它到处发生影响；它并不关心个别社会的改革，它致力于普遍的社会；它的恩泽延伸到所有亚当的孩子身上：这正是它在最平凡的祈祷里，在它每日的祝愿中，以动人的纯朴方式所表达的：“让我们为人世所有受苦受难的人祈祷吧。”哪种宗教过去这样讲过话？圣言并不体现在寻欢作乐的人身上，而是体现在苦难者身上，为的是解放一切人，实现普遍的博爱和无限的拯救。

    如果基督教真谛满足于这样的研究，我会庆幸自己发表了这本书：现在要知道的是，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如果另一本按照我大约勾勒的新大纲编写的基督教真谛是否会取得相同的成功。一八三年，当旧宗教毫无地位的时候，当它受到蔑视的时候，当人们对问题之所在一无所知的时候，当人们还在蒙受过分自由的伤害的时候，谈论从耶稣受难十字架下来的未来自由难道符合时宜吗？波拿巴会容忍这样一部作品吗？唤起悔恨，使人们对一个如此不熟悉的事业感兴趣，在指出它是多么严肃、强大和有益身心之前，将视线吸引到遭到蔑视的物体身上，使它变得可爱，这可能是有好处的。

    现在，假如我的姓名能够留下一点痕迹，那是得力于基督教真谛。我对作品的内在价值并不抱幻想，我认为它的价值是偶然的。它生逢其时。由于这个缘故，它使我在一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位置；而历史时期将个人和事件混在一起，强迫人记住此人。四十年来，如果我的作品不限于在在世的几代人当中引起变化，如果它还有助于在后人当中重新点燃人世教化的真理的火花，如果人们认为在其中看到的生命的轻微征兆在后代将得以维系，那么我会对上帝的仁慈抱着满怀希望离去。重新和好的基督徒呀，我离去之后，在你的祈祷中请不要忘记我。我由于过错，也许会停留在门前，但在那里我曾经怀着好意为你高声呐喊：“开门吧，永生之门！elevamini，portaeaetemales！”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城堡——德？居斯蒂纳夫人——德？圣马丹先生——德？乌代托夫人和圣朗贝尔

    自从我出名之后，我的生活受到极大干扰。除日常来往的人之外，我有一大群熟人。我被邀请到那些正在修复的城堡里去作客。我尽可能到这些家具残缺不全、或者尚未配齐的庄园里去。然而，其中有些城堡是完好无损的，如落到德？拉布里希夫人手里的马雷城堡；这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我记得，我这个名人到圣多米尼克—当菲街，乘一辆破出租车到马雷去，在车上碰见德？万蒂米尔夫人和德？费泽萨克夫人。在阿尚普拉特勒，莫莱先生叫人改建了三楼的小房间。在破破烂烂的大客厅里，有一幅油画表现他在革命中被处死的父亲1。马蒂厄？莫莱在画里戴着方帽子，试图制止骚乱。这幅画让人感觉时代的变迁。一丛很壮观的椴树被砍掉了；但是，三条林yīn道中的一条仍然保持葱郁的浓荫；后来，路旁混栽了其他种类的树：现在时兴柳树。

    1他父亲是巴黎议会主席，一七九四年四月被送上断头台。

    流亡归来之后，再穷的流亡者也要在他重新得到的十尺土地上或院子里开辟一块英国式花园。我自己从前不也在狼谷种过树吗？我不是在那里开始写这本回忆录吗？我不是在蒙布瓦西耶的花园里继续这本书的写作吗？那时候，我们试图让因为无人居住而满目疮痍的院子恢复生机。后来，我搬到刚修复的曼特农公园里进行写作，不是吗？结果，花园成了重新归来的民主的牺牲品。对于残存的城堡，一七八九年被烧毁的城堡无疑是一个警告：还是将自己藏匿在废墟中为好。维苏威火山的熔岩吞噬了村庄，而穿过熔岩耸立于地面的钟楼，并不能阻挡在同一片熔岩上建立别的教堂和别的村庄。

    在构筑蜂巢的蜜蜂当中，有德？居斯蒂纳侯爵夫人，她是圣路易的妻子马格丽特？德？普罗旺斯的继承人；她一头秀发，有圣路易的血统。她搬进她继承的费法克城堡时我在场，而且我有幸在贝阿尔拿的床上睡过，就像在贡堡，我在克里斯蒂娜王后睡过的床上睡过一样。这次旅行非同小可；马车要载年幼的阿斯托尔夫？德？居斯蒂纳、管家贝尔兹特、一名讲德语的阿尔萨斯老女仆，还有著名的狗特兰——它在路上还要吃东西。这帮人到费法克去，准备在那里长住吗？但是，城堡的家具尚未配齐，迁出的通令就下达了。我看见她以大无畏的勇气面对断头台；我看见她比帕斯卡更加苍白，穿着黑衫，因为面对死亡显得更加单薄，丝一般的秀发是她头上仅有的饰物；她死在贝克斯1之前，我看见她离开日内瓦附近的塞榭隆：她翕动着苍白的嘴唇、露出美丽的牙齿对我微笑。我听见她的棺材半夜通过洛桑恬静的街道，运往她在费法克的永久的停放所。她急于到她仅仅占有片刻时间——就像她只占有片刻生命一样——的土地上躲藏起来。我在古堡壁炉的一个角落，看见下面两句据说由加布里埃尔的情人所写的蹩脚诗：

    1贝克斯(box)：她于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贝克斯一间旅店里去世。

    值得向费法克夫人

    发动猛烈的进攻。

    土兵国王向其他许多人讲过类似的话：从一位美人到另一位美人，一直到居斯蒂纳夫人，男人一时的信誓旦旦很快烟消云散。费法克被出卖了。

    我还碰见德？夏蒂荣公爵夫人。百日王朝时期我不在的时候，她给我的奥尔内山谷增添了光彩。我经常见面的德？兰得赛夫人介绍我认识朱莉？塔尔玛。德？克莱蒙？托内勒夫人将我吸引到她家里。她称我为表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祖母。她丈夫克莱蒙？托内勒去世后，她又同德？塔拉吕侯爵结婚。她在狱中使德？拉阿尔佩先生改变信仰。我是通过她认识画家内弗的；内弗是服侍她的骑土之一；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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