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节

    致蒂埃里先生的信

    收到您的新版信扎1，我很感动，先生。书中附言证明您想念着我。如果这附言出自您的手，为了国家，我衷心希望您的双眼能复明，您能充分地利用您的天赋进行研究。我贪婪地，应该说是反复地读着这本短短的著作，我在每一页上都作了折角，以便能尽快地找到我要利用的段落。在我准备多年的关于最初两类人种的著作中，我将多次引用您的话。我将把我的思想和研究置于您那高度权威的保护之下。我会常常采用您选用的名词。我有幸与您有着2差不多相同的观点，同时不由自主地离开基佐先生倡导的体系。我不能同这位天才作家一道去推倒最为真实的历史建筑，把所有法兰克人变为贵族和自由人把所有罗马——高卢人变为法兰克人的奴隶3。撒利克法典和里普利安法兰克法典里有大量以法兰克人的不同状况为基础的条文：siquisingenuusingenuumripuariumextrasolumvendidedt，etc.4。

    1关于法国历史的信扎于一八二七年出版第一版。

    2基佐(frawcoisguizot一七八七一八七四)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先后任内政部秘书长(一八一四)、公共教育部长(一八三二—一八三七)、外交部长(一八四—一八四七)、政府总理(一八四七—一八四八)：著有英国革命史。

    3夏托布里昂在历史研究的序言里研究了这些问题。

    4如果一个自由人把另一个自由的里普利安人卖到国外

    您知道吗，先生？我真希望您在罗马。我们一起坐在废墟上，在那里您可以教我历史，我这个老学生将聆听您这位年轻的老师讲课。唯一可惜的是：我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他的教诲5：

    5作者一八四八年去世，这封信写于一八二九年，其时他已六十一岁了。

    这就是人的命运：

    他活到老，学到老；

    但当生命的尽头来临，

    即使他再渊博又有何用？

    这是一首未曾发表的颂歌，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已故的封塔纳先生所作。因此，先生，罗马的一切都提醒我已失去的东西，提醒我我的时间已所剩无几，我从前以为还很漫长的希望已非常短暂了。

    请相信我，再没有任何人比您的仆人更尊敬您、更忠于您了。

    一八二九年一月八日于罗马

    致德拉弗隆内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本月二日，我见到了教皇1。他很乐意留我交谈了一个半钟头。我要把我同教皇的谈话内容向您做个汇报。

    1指莱昂十二世(leonxii)，一八二三—一八二九年任教皇。

    首先，我们谈的是法国的问题。教皇一开始便十分诚恳地颂扬了我们的国王。他对我说：“在以往任何时候，法国皇室从未显现出一个像现在这样在素质和美德上都这样完美的整体。使得在教士之间重建了平和的秩序，主教们也宣布服从政府2。”

    2教士们以前曾起来反对马蒂尼亚克把神学院，甚至一些很小的神学院都归巴黎大学统管的命令。

    “这种服从，”我回答说“部分地多亏了阁下的英明和温和的态度。”

    “我建议做我认为合理的事。”教皇解释说“教权没有受到敕令的影响，主教们不写那第一封信也许会更好一些。但既然说了‘nonpossumus1’，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在他们同意的时候，他们尽可能地把言、行之间的矛盾缩小，应该原谅他们。这些虔诚而恭顺的人，与国王和君主制紧密相依；他们和大家一样，也有他们的弱点嘛。”

    1“我们不能”这是圣皮埃尔和圣让对想要禁止他们宣传福音书的王子们的回答(见使徒法第四卷第二十章)。

    伯爵先生，这些他都是用法语说的，说得很清楚，也说得很好。

    在感谢教皇对我的信任之后，接着我同他慎重地谈起了国务秘书红衣主教2。

    2指托马斯贝内蒂红衣主教(thomasbernetti一七九九—一八五二)。

    “我之所以选中了他，”他对我说道“是因为他曾到处旅游过，熟悉欧洲的事物。我觉得他具备这个职务所要求的能力，与您写的两个法令相比，他只写那些我所要的和我所建议他写的东西。”

    “我胆敢和教皇陛下交流一下，”我又说“说说我对法国宗教形势的看法吗？”

    “非常乐意。”教皇回答说。

    在这里，我略去了他对我的几句恭维话。

    “教皇陛下，”我说“我想，麻烦来自于教士们的误解：不是支持新的法规，或者至少是对这些法规保持沉默，教士们无意中说些责备的话且不说他们在至教训谕或演讲时所讲的话。一味斥责神圣使者的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抓住那些话，把它当武器使；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天主教与建立公众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宪章和教士之间有着你死我活的争斗。通过不同的行动，我们的教士可以得到他们想从国家那里得到的一切。在法国，有着很坚实的宗教基础，有着忘记我们以前在祭台桌下的不幸的明显倾向，但也有着对圣路易之子带来的制度的真正的眷恋。人们不善于估计教士将会强大的何等程度，如果它同时表现出是国王和宪章的朋友的话。我不断地在我的著作和讲演里宣传这一政策，但当时的狂热情绪不愿听我的话，而且把我当作敌人。”

    教皇十分注意地听我讲话。

    “我理解您的思想，”他沉默了一阵，对我说道“耶稣基督并未对各个政府的组成形式表示看法。把属于恺撒的东西归还给恺撒吧1，这话仅仅是说：服从已建立起来的政权吧。天主教在共和国时期的繁荣发展如同在专制统治时期一样。它在美国已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西属美洲，它独占支配地位。”

    1摘自圣马蒂厄福音书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伯爵先生，教皇这席话是很引人注目的，正值罗马宫廷强烈倾向于给玻利瓦尔2任命的教士们授职的时候。

    2玻利瓦尔(bolivar，一七八三—一八三)，委内瑞拉将军，他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了大哥伦比亚(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

    教皇又说：“您看外来的新教徒给罗马带来何等的影响，他们的到来对国家有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好的：英国人来到这里，对罗马教皇和教廷，对宗教的狂热崇拜，对这里奴役人民的现象，有着一种奇特的看法。他们没待上两个月便完全改变了，他们发现我也只是个教士，与其他教士并无二样；罗马教士并不无知，也不惹人讨厌；还有我的臣民亦非傻瓜。”

    受到教皇陛下一番推心置腹之言的鼓舞，我试图扩大谈话的范围，我对教皇说道：“教皇陛下，您不认为这个时候正适合于重组天主教的统一和在对纪律稍作让步后与异端教派和解？对罗马教廷的偏见到处都在消退，在那个仍然易激动的世纪，革布民兹3和波舒哀已尝试过重新统一的事业。”

    3莱布尼兹(leibnitz，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

    “这是一件大事，”教皇对我说道“我得等待上天确定的时期。是的，偏见已经淡化了。德国宗教派别分化已令这些教派自己感到厌烦。我曾在萨克斯住过了几年。我第一个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弃儿医院，并坚持要由天主教徒来管理。当时在新教徒中掀起了一阵反对我的呼声。今天呢，同样是这些新教徒，他们第一个赞成建立和捐助这所医院。在大不列颠，天主教徒的人数正在猛增，确定有许多外来人加入进去。”

    教皇又沉默了一会。我利用这一段时间讲到了爱尔兰天主教的问题。

    “如果自由得到恢复，”我说“天主教在大不列颠就会更加壮大。”

    “从一方面讲，”教皇解释说“的确如此。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就有些弊端了。爱尔兰天主教徒极易激动，做事冒失。此外，奥科内尔1这个人是个有德之人。他不是在一次演说中说过，罗马教徒和不列颠政府之间有一个协议吗？可是没有。这个论断，我不能公开反驳，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因此，关于异端教派的重新统一，应等待时机成熟，要等上帝自己去完成他的工作。教皇们只有等待。”

    1奥科内尔(o'connel，一七七五—一八四七)，爱尔兰天主教头目。

    伯爵先生，这不是我的观点。但重要的是，我必须，将圣文对一个如此严肃的主题的观点告诉国王，我没有被指定去反对它。

    “你们的报纸会讲些什么？”教皇又高兴地说道“它们说得很多，荷兰的报纸说得更多。有人告诉我，在看了报上的文章一个小时以后，在你们的国家里再没有人去想它了。”

    “这确实是真的，圣父。您看法兰西日报2把我弄得可糟呢(因为我知道教皇什么报纸都看，连信使报也不放过)。然而，教皇却待我非常好，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法兰西日报不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2法兰西日报(lagazette)，是激进报。信使报(lecourtier)，在派报纸。

    教皇摇了摇头，笑了。我继续说道：“啊，对了！圣文，还有一些报纸，像您看到的那样：如果报纸说真话，那么它说的好事就存在下去；如果它说假话，就当它什么也没有说。会议上会有一些什么演说，教皇可以预料得到。极右派会坚持说，红衣主教贝内蒂先生不是教士，关于他的关于法令的信件也不是信条；极左派则会说，不必接受罗马的命令；大部分人会为枢密院受人尊敬叫好，会高度颂扬陛下的智慧与和平精神。”

    这几句解释，使教皇听得入迷，他为发现某个精于我们立宪制国家机器的齿轮游戏的人而高兴。伯爵先生，想到国王和他的枢密院终将高兴地了解教皇对东方当今事务的见解，我只重复了几则报纸新闻，因为我未获批准向教徒通报您十二月十八日电函中关于召回我们远征莫雷的部队的书面通知。

    教皇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看来他对轻率地教给土耳其人军事科学感到不安。下面是他说的原话：

    “如果土耳其人能够抵御俄国的侵略了，它获得了体面的和平，那时它的武装力量往哪儿搁呢？经过四五年休整和战术完善之后，谁能阻止它们的部队入侵意大利呢？”

    伯爵先生，我向您承认，看到教皇感觉到人家犯下的巨大错误带来的冲击，他所表露的思想和担忧，我不由得庆幸在我的东方事务笔记)中更为详尽地表现出的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担忧。

    教皇补充说道：“只有来自盟国的坚定决心才能制止这场威胁未来的灾难，法国和英国要制止这一切，现在还是时候。但一旦新的战争爆发，等战火蔓延到了欧洲，再去扑灭就为时太晚了。”

    “更加值得考虑的是，”我又说道“如果欧洲分裂了，与万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就成了问题。这是上帝所不愿意看到的。”

    教皇没有回答，我只是感到法国人在意大利这一件事并不引起他任何担心。大家已厌倦了维也纳宫廷伪调查，它的纠缠不休，它的不断的蚕食和它的小阴谋，企图把各国人民拉入一个反法兰西的联邦里，而各国人民都痛恨奥地利的奴役枷锁。

    伯爵先生，以上便是我和教皇长篇谈话的概要。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曾同样或更深入地了解过教皇的内心情感，是不是还有人曾听到过这个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君王对一些范围如此广泛的问题和如此超越一般的外交这个狭窄范围的事情发表的见解。在这里，教皇与我之间没有中间人。看到莱昂十二世，以其单纯的性格和亲切谈话的素养，既不隐瞒任何东西，又不欺骗任何人，实在令人高兴。

    很明显，教皇倾向于法国，希望法国好：当他拿到圣彼德教堂的钥匙时，他就属于强硬派。现在他在温和中寻找力量，这就是使用权力所教给人们的。由于这个原因，他离开的那个红衣主教派不再喜欢他了。在俗间神职中找不到有才能的人，他便在正规神职中挑选主要倾向。这样，那些高级神职人员和普通的神甫反对他时，他却有修遭士们拥护他。在我到达罗马时，反对者的头脑或多或少遭到了我们的修会散布的谎言的毒害，现在他们极为明智了。所有的人，通常都指责我们教士的抗议示威。真令人奇怪，耶稣会的人在这里的敌人同在法国一样多。他们的对头是其他教派的人及其首领。他们制订了一项计划，运用它来垄断罗马的国民教育；这个计划后来被多明哥会的人挫败。教皇并不怎么得民心，因为他责罚很严。他的那支小小的军队由波拿巴的老兵组成，穿的服装军人气十足，在大道上像警察那样威风凛凛。罗马从秀丽的风景上讲，大为逊色了，但它在卫生和有益健康方面却赢了一着。教皇叫人种了许多树，抓走了一些隐修教士和乞丐，这是那些下等人抱怨的主要之点。莱昂十二世是个实干家：他睡得很少，吃得也不多。他年轻时只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打猎。这项增进他健康的活动看来还有所加强。在梵蒂冈那些花园的空旷地方他不时放上几枪，死硬派很难原谅他这一无害的消遭，他们责备他感情软弱和多变。

    这个国家的宪法的根本弊端很容易看出，那就是一些老人让一个和他们一样老的人来当君王。这个老君王一上任，便轮到他来任命了一些老人当红衣主教。这种弊端循环下去，致使软弱无力的最高权力就永远在坟墓边缘徘徊了。王子继位的时间还不够让他将其构思的改良计划予以实施。该有个足智多谋的教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提拔一些年轻的红衣主教，以便将来选举一个年轻教皇时保证多数票。但是，任命官职的西克斯特五世1的规定、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使人们在每项改换教皇时都有利可图，有些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想通过短期的当权来增多当教皇的机会，以及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些都阻碍着红衣主教的年轻化。

    1西克斯特五世(sixte-vu，一五二—一五九)，是一五八五—一五九年间的教皇。他曾致力于教会改革。

    伯爵先生，这封快信的结论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国王完全可以相信罗马教廷。

    鉴于我观察和感受百物的方式方法，如果我对送交给您的这个材料提出自责的话，那就是减弱了而不是夸大了教皇的话语的含义。我的记忆很可靠，我离开梵蒂冈就记下了这次谈话，而我的私人秘书又是将我的原记录原原本本地抄下来的(我的字写得很快，连我自己也只能勉强辨认，您一定看不清的)1。

    1这封信发出不久，弗隆内先生因病前往意大利治病，他的外交部长职务由波塔利斯暂行代理。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二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昨天晚上八点，我给您写了封信，交给德维维埃2先生给您带去了。今早醒来，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您，中午交给了邮班寄走了。您了解圣丹尼那些可怜的太大们。自从特利尼达迪蒙的贵妇们来了之后，并不成为其敌人的她们便被抛弃了。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站在这些弱者的一边。一个月以来，圣丹尼的这些夫人们就想为大使先生和大使夫人举办一个晚会，昨天中午方得以如愿。您想象一下用教堂的圣器室——圣器室里还有一个廊台——做剧场的情形吧。演员是十二个八至十四岁的小姑娘，她们演了马夏贝3。她们自己动手做的面具和大衣。她们有声有色地用世界上最滑稽的意大利口音朗诵法国诗。激动起来，她们手舞足蹈。其中一个小演员是皮埃七世1的一个侄女，一个是托瓦尔桑2的女儿，另一个是画家沙文的女儿。她们身着纸做的服装，竟然美得不可思议。扮演大教士的女孩戴上了一大挂黑胡子，她很高兴，但那胡子老扎着她的脸，这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子只得老用她那白白的小手去摆弄它。作为观众，有我们，还有几位母亲，几个修女，萨尔瓦日夫人，两三个天主教修士，另外还有廿来个小女寄宿生。这些奇宿生都穿白色衣服，蒙着面纱。我们叫人从大使馆带来了一些蛋糕和冰淇淋。在幕间休息时，人们弹起了钢琴。想想在晚会前修道院里的期望和欢乐以及晚会后的回忆吧！整个晚会在三个修女齐唱主的名字永存的歌声中结束。

    2维维埃(viviers)，作者在罗马的一个使馆随员。

    3这里指演了亚历山大吉罗的悲剧马夏贝中的几幕。此剧一八二二年在奥代翁剧院上演。作者因写了小萨瓦人，在十七世纪有些名气。

    1庇护七世(depie)，莱昂十二世的前任。

    2托瓦尔桑(thorwaldsen，丹麦雕刻家。

    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三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又要给您写信了！昨夜风疏雨骤，就像在法国时一样。我想象，风雨敲打您的小窗，我感到自己被带到了您的卧室里。看到了您的竖琴，您的钢琴，您养的鸟儿。您在为我弹奏着我或是莎士比亚喜爱的曲子。但是我在罗马，远离您的身旁！一千六百公里的路程和阿尔卑斯山把我们隔得远远的！

    我收到了那位有时到部里去看我的那位很风趣的夫人3的一封信。她是怎么奉承我的，想想吧，这个狂热的土耳其女人，把穆罕默德4看作走在她的国家前面的伟人！

    3这里可能指卡斯泰拉内夫人，朱利埃特雷卡米耶夫人嫉妒她。

    4穆罕默德二世(mahlmadii)，具素丹称号。

    我所在的罗马也许会教我漠视政治。在这里，自由和暴政都不存在了。我看到罗马共和国和台伯河帝国的废墟混为一起，现在这同一堆灰烬之中的，究竟是些什么呢？用袍子清扫这些灰尘的嘉布遣会修士不是会使万千虚荣的虚荣更为敏感吗？然而，我不情愿地想到我那可怜的祖国的命运，我希望它有宗教，有荣誉，有自由，而没有想到我没有能力用这三重桂冠来打扮它。

    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五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托尔——委内加塔是一处修士们的产业，坐落在内隆1墓附近的一个地方，在从罗马出来的左手边。那是个最美丽而又最偏僻的地方，是一大片昔日绿草青青、菊花盛开而今却化为灰烬的土地。前天(星期二)我开始在那里挖掘，同时停止给您写信。陪同我去的有亚森特和领导挖掘的维斯孔蒂2。天气再好不过了，十二个拿着铲子和镐的人在荒野寂寂中挖掘着坟墓、房屋和宫殿的瓦砾。构成了一幅值得您为之动笔的画面。我只有一个愿望，如果您在这画中话。我非常向往和您在这片碎片中搭个帐篷，一起生活。

    1内隆(neron，一八三七—一八六八)，罗马皇帝。

    2维斯孔蒂(visconti)，罗马古建筑的管理者。

    我把手放在碎片上，发现了一些大理石碎块：这都是些好线索，我期望能从这死人坑里碰碰运气，找出点什么来弥补我在金钱方面的损失。我找到了一块相当大的希腊大理石，可以用来做普森的半身雕像。这一挖掘将成为我散步的目的地，我每天都要到这些碎片中来坐一会。它们是属于哪个世纪、哪些人的呢？我们也许正翻动着最有价值的灰烬而我们自己不知道呢。一篇碑文也许能有助于弄清某个历史事实，纠正某个错误确立某个真理。当我和十二个光着膀子的农民离开这里时，一切又会回复到沉寂和遗忘之中。您能想象，在这些废弃的地方曾经骚动过的激性和兴趣？这里有过主人和奴隶，幸福的人或不幸的人，有过人们喜爱的美人和想当大臣的野心家。现在只剩下了我和几只小鸟，而且还只是短暂的停留。我们很快就要走的，告诉我，我，阿尔莫里克1的野蛮人、罗马人不熟悉的地方那些野人中的旅行者、扔给狮子的教士身边的大使，成为高卢小国枢密院的一员，值得吗？当我在拉塞德莫内叫雷奥尼达时，他不回答我：我在托尔——委内加塔的脚步声不致惊动任何人的。当轮到我躺到坟墓里时，我也会连您的声音也听不到的。所以，我得尽快回到您的身边去结束人生的幻想。只有退休才好，良友惜相于嘛。

    1阿尔英里克(ar摸rique)指法国西部。

    一八二九年二月五日，星期四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倍

    我收到了古耶米诺2将军的一封长信，他向我讲述了他在希腊海岸的悲惨行程中所遭遇的一切。不过他还是个大使，他曾指挥过大型战船和一支军队。在我们的士兵出发以后，他动身去到了一个国家，那里没有房子，也没有麦地，零零散散几个男人，他们为生计所逼成了强盗。据可能的推测，他们不是为了去抢一个女人(勒洛芒夫人3)。

    2吉耶米诺(guilleminot)，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3阿梅莉西沃克(ameliecyvoct)，雷卡米耶的侄女，一八二六年嫁给了考古学家查理勒烙芒。

    今天早上我将去挖掘。昨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士兵的骨骼和一个女人雕像的一只胳臂，可以说是遇见了毁灭者及他所毁掉，的残迹。我们今天上午有很大的希望能找到这尊雕像。如果我发现的建筑物碎片值钱的话，我不会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它们弄倒，把砖头卖掉。我会让它们站起来，刻上我的名字。它们是多米吉安1时代的产物。我们有块碑文，那上面的题字告诉我们：那是罗马艺术的黄金时代。

    1多米吉安(domitien，一八五一—一八九六)，一八八一—一八九六年间的罗马皇帝。

    一八二九年二月七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关于莱昂十二世之死

    伯爵先生：

    教皇陛下突感其旧疾恶化，生命危在旦夕，现已下令停止一切演出。我从当国务秘书的红衣主教家里出来，他本人也生病，他对教皇能活几天不抱希望。在这种时候，失去一位如此开明和温和的教皇，对基督徒，尤其对法兰西，会是一个真正的不幸。我以为，伯爵先生，国王政府必须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大事以事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才好。因此，我从驿站发了一封信到里昂，内有我写给罗纳省省长的一封信，还有一封要他转交给您的快件，另外一封我请他让信使带给您的信。如果我们真的不幸失去了教皇陛下，我将另寄一封信到巴黎告知您一切细节。

    我谨

    一八二九年二月九日星期一于罗马

    又及：

    现在已召开红衣主教团体大会，禁止当国务秘书的主教发放通行证给驿站。所以，在教皇逝世时，我的信使只能在红衣主教团的信使出发后才能出发。我曾想派人带上我的快件去托斯卡纳的国境线寄发，但由于路状大糟，又没有马匹可租，这个计划行不通了。被迫在罗马等待消息，这简直像坐牢一样。我一直希望通过电报能让您比阿尔卑斯山之外的其他政府提前几个小时知道消息。不过，还可以这样办：寄给教廷大使的信件肯定比我们的要快，可以让他经过里昂时，把电报亲自交给您。

    写于晚上八点

    又及：

    教皇刚刚断气。我的信使已经出发，几个小时后，使馆随员蒙特贝洛伯爵随后就到。

    二月十日，星期二，上午九点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约两个小时之前，我寄了一封快信到里昂，告知您教皇逝世这个突然而不幸的消息。现在我让大使馆随员蒙特贝洛伯爵先生带给您一些必要的细节。

    教皇死于痔疮发作。血流到膀胱受阻引起滞留，医生试着给他导尿以减轻其痛苦。听说教皇陛下可能是在手术时受了伤。不管是不是这样，在忍受了四天的折磨后，今天早晨九点正当我到达梵蒂冈时，莱昂十二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个大使馆官员曾在梵蒂冈过夜。我的第一封信告诉了您，我无法在教皇逝世前获得驿站的通行证。

    昨天我去看望了当国务秘书的主教，他的痛风正强烈发作。我同他就我们受到的威胁的不幸的后果谈了很久。我为教皇的逝世深深叹息。他性情温和而又通晓欧洲事务，这对平息基督教情绪极有裨益。图务秘书回答说：“这不仅仅是法国的一大损失，对罗马国家也是你们所想象不到的巨大打击。我们各省的不满情绪和痛苦是巨大的；红衣主教们认为往后应实施稍微有别于莱昂十二世的另一套计划，他们等待着看他们怎样摆脱出来。至于我本人，我的职能随着教皇的生命而停止了，我没有什么要自责的。”

    今天上午，我又见到了贝内蒂主教。他确实已停止了国务秘书的职务，他又向我重述了昨天说的那些话。我要求他在教皇选举会闭门谢客之前再见他一次，我们约定将讨论选择一个可继承莱昂十二世温和主义的新教皇，我将有幸向您汇报我所得知的一切消息。

    也许教皇的死和贝内蒂主教的下台会令那些反对马蒂尼亚克法令的敌人欢欣鼓舞，他们会把这一不幸的事件称为上天的惩罚。从几个在罗马的法国人脸上，很容易看出这种思想。

    我对教皇的去世倍加悼念，我曾有幸赢得他的信任。在我到来之前，人们蓄意使他对我产生偏见，但这些偏见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在任何场合下，公开地、明确地表明他对我的尊重，他给我带来了荣誉。

    伯爵先生，现在请允许我解释几件事。

    在庇护七世逝世时，我是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文件盒里，如果您想了解的话，您会看到我同德拉瓦尔公爵交往的结果。惯例里，教皇逝世之后，派遣一位特使，或通过给红衣主教团的新的文件任命一个常驻大使。这是我给新故的路易十八陛下提的最后一个建议。国王会任命一批他所认为最能胜任其职的官员。四个法国红衣主教曾来罗马参加莱昂十二世选举，法国今天有五个红衣主教，这在教皇选举中，当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票数。伯爵先生，我等待着国王的命令。负责向您递交这封信的蒙特贝洛先生，将听从您的调遣。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我本想给您写一封长信的，但必须我亲自来写那快件和连日来的辛劳弄得我精疲力尽了。

    教皇的去世，我深感遗憾，我本来已得到了他的信任的。现在我重任在身，我丝毫不知遭将来会怎样，会对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

    教皇选举一般为期两个月，在复活节时我将有空闲时间。不久我将就此同您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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