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降大雨之前

，而是最后一次。他现在的身份已不是候补知州，而是梅城地方共进会的会长。龙庆棠虽然还不知道秀米已变成了一个哑巴，但他对后者的沉默和冷漠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当然，他也给了她最后的建议：留在梅城，和我们一起干。甚至立刻给她委任了一个官职，叫做“劝农协会理事长”秀米想了想，即铺纸研墨，以“春笼海棠固宜燕，秋尽山榆已无蝉”一联答之。庆棠见了，脸一下就红了。他点点头，又问道：“那么，出狱后你打算做什么？”秀米在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最适合我的，是做一名乞丐。”龙庆棠笑道：“那恐怕不合适。你太漂亮了，也过于年轻。”〔龙庆棠（1864—1933），祖上世代贩盐为业。1886年加入清帮，为宝荫堂执事，逐渐控制了江淮一带私盐贩运。1910年补梅城知州，统领地方兵马。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1915年任讨袁救国会副总参谋长，1918年退出军界移居上海青浦，涉足鸦片走私，旋即成为上海清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1933年8月与黄金荣联合密谋刺杀杜月笙，事败，被绑巨石，沉入黄浦江中。〕秀米没再说什么。她决定重返普济。当然，她也只能这么做。正是烈日灼人的盛夏，酷暑使她虚弱的身体显得更加疲惫，午后的街道有一种神秘的沉寂。那些歪歪的店铺，一片连着一片的行将坍塌的黑瓦，堆砌在黑瓦上的一朵朵白云，无精打采的卖水人，瓜摊下亮着大肚皮熟睡的肥汉，还有街角抖着空竹的孩子（那空竹嗡嗡地叫着，使人联想到寺院空旷的钟声），都使她感到新鲜而陌生。她还是第一次正视这个纷乱而甜蜜的人世，它杂乱无章而又各得其所，给她带来深稳的安宁。她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东瞅西看，左顾右盼，实际上她的大脑一片空白。除了一群飞舞的苍蝇，没有人注意到她。在梅城和普济之间，横亘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村庄。现在，在正午的烈日下，她还能偶尔回忆起一两座村庄的名字。这些名字属于儿时歌谣的一部分，属于记忆中柔软而脆弱，不能触碰的一部分。那时，她的妈妈带着她，坐在轿子或手推车上，坐在挑夫的摇篮去梅城走亲戚，她一边掀开红色轿帘的一角打量着那些陌生的人、房屋和树木，一边听她妈妈唱歌：出了东厢门，就是西厢门。前溪村、后溪村，中间隔着八里坟不知是熟悉的歌调儿，还是这种一阵阵朝她袭来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是她母亲在重重叠叠的树林中呈现出来的那张模糊的脸，使她突然流出了悔恨的泪水。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她悲哀地想到，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在记忆深处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她在一个名叫窦庄的村里讨水喝的时候，村里人毫不怀疑她是乞丐或哑巴身份。她的夸张的手势引来了一大群围观者，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他们用土坷垃砸她，以试探她的反应。她的柔顺和沉默刺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他们向她做各种鬼脸，一路跟着她，在她的身前身后蹿来蹿去。他们尖叫着，用毛毛虫、水蛭、蚂蟥、死蛇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吓唬她，用弹弓打她的脸，甚至企图从背后将她推入路边的苇塘。秀米依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既不加快步伐，也不停下来观望；既不生气，也不露出微笑。最后，孩子们累了，他们垂头丧气地站在苇塘边，迷惑不解地目送她走远。当她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她就站在路边发呆。她想起了小东西。他的身体软软地趴在庙里回廊的阴沟上，积雪融化而成的水在霍霍地流淌。黑色的血线在雪地上缓缓向前流动，被廊下木柱子挡住了去路。即使在那一刻，她也知道，从他那瘦小的身体里流出来的不是鲜血，而是他的全部的小小的灵魂。我是一个傻瓜。她喃喃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