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国殇之魂

，一发炮弹直接命中炮座，全班士兵当场阵亡，有的人只剩下一只胳膊或者几片破衣衫。打完仗后，凡能找到的官兵尸体都被运到八莫掩埋。孙立人命令在八莫城郊修公墓一座，将机会的日军坦克、汽车近百辆统统堆在公墓外面，围成一堵墙，带有炫耀战绩和以敌人首级祭祀烈士英灵的意思。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战车公墓”一九七三年我途经八莫，公墓已成一片乱坟冢。由于行色匆匆，未能亲往瞻仰，引为憾事。

    后来我父亲回国路过八莫，特地上那座战车公墓凭吊，大哭一场。还点燃纸锭一串，高香一炷，用这种最迷信的方式同他的亡友告别。

    十二月，中国远征军猛叩国门畹町，取胜无望的本多司令官腹背受敌，被迫结束“断”作战。十四日，八莫日军自动撤出市区，新一军亦不追逼。

    十五日，八莫遂告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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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五年元月，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攻克畹町，日军退守腊戌。同时，中国新一军主力前出南坎，准备与远征军会师。

    由于第十一集团军继任总司令黄杰有心偏袒旧部，欲把会师头功让给第七十一军，引起另外几支部队不满。于是收复畹町第二天，各部队都不听号令，各自抢出国境，希望抢先与驻印军会师。

    第二军第九师上尉连长解云祥，四川罗江人，保定军校十九期毕业。二十四日，奉命率搜索连开出过境，沿畹（町）、木（姐）、南（坎）公路全速前进。参谋长口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与新一军会师。

    可是眼下谁也不知道那支来自印度的友军确切位置在什么地方。从南坎到畹町至少有五六条大小道路可通，因此谁能抢到头功只好看各人的运气了。

    出了国境，缅甸的公路都是柏油马路，柏油被太阳烤化了，滋滋地冒烟。许多中国士兵没见过柏油马路，因此大出洋相：有人被柏油粘掉了草鞋，有的被烫伤脚板，还有人摔倒在柏油里，一连几星期都洗不干净。尽管公路上热气腾腾并且有股臭味，但是行军的士兵还是个个兴高采烈热情高涨。

    沿途山头仍有小股日军向公路射击。南坎方向，敌人还有成建制的兵力在逐次抵抗。然而在畹町通往南坎的马路上，这支连三百人的中国军队竟然大摇大摆地行军。如果日军有意设下伏兵，那么这一队得意忘形的中国草鞋兵就会厄运临头了。

    问题在于公元一九四五年元月的日本皇军确已变成惊弓之鸟。他们被盟军飞机从天空扫射着，被中国军队从地上追赶着，再也无法重现战争初期一个大队（营）消灭中国一个师的奇迹。因此一连三天，这队长驱直入的中国士兵都得以大模大样地在公路上行军，有的士兵脱光膀子，有的把步枪吊在脖子上，还有的更加吊儿郎当，赤条条地跳进河沟里洗澡。有时被敌人冷枪打恼了，架起机枪小跑一阵猛轰，日本人立刻就变成兔子，逃得无影无踪。

    第三天傍晚，来到一处路口，山坡上有几间空草房。解连长命令宿营。不料睡到半夜，到处纷纷嚷起来，掌灯一看，原来屋子里跳蚤如云。解连长正疑惑，师部派人送来急电，通报各部队提高警惕，说在芒市、遮放已发现敌人投放的的细菌弹。连长吓一大跳，急令队伍退出，然后将草房付之一炬。

    缅甸气候温差极大，白天暑热难耐，下半夜却起了雾，落下一层薄霜。士兵衣衫单薄，且破烂，冻得直哆嗦。有人去捡了枯树枝烤火，连长也不制止，只叫加强警戒。于是山坡上到处有了烟头的红光和一堆堆篝火。

    凌晨时分，哨兵突然听见公路上有坦克和汽车开进的声音。解连长刚刚打了个盹，一时心都不跳了。按照常识，如果来犯的是敌人增援部队，那么敌人早在一里外就发现了他们。

    解连长伏在地上，倾听坦克履带越来越近的碾压声，心中充满恐惧和悔恨。他后悔不该疏忽大意，贪功冒进，抢不抢得上头功事小，断送性命和一连弟兄事大。

    搜索连仓促应战，引来坦克一阵炮击，打得山坡上飞沙走石。好在月黑风高，坦克盲目射击，只炸伤几名炊事兵。

    炮击之后，公路上出现戴钢盔的步兵，黑压压地冲锋。解连长看不清敌人的面貌，心想反正豁出去了，不如弄个明白。于是派了个大嗓门士兵向山下喊话，说你们哪部分的，是不是驻印军？

    山下突然停止射击。有人回答，说山上你们是哪部分的？解连长听得清楚，山下明明是中国话，而且是四川口音。

    为了防备敌人耍阴谋，解连长躲在石头后面坚持反问：“你们先说是哪部分的？”

    山下回答新一军先遣营。又说你们是不是远征军？

    这下子山上的士兵全都高兴起来，也不管暴不暴露目标，都站起来纷纷乱嚷。解连长派了两名士兵下山联络，对方果然是新一军。昨夜里刚打下南坎，正在追击残敌。

    公路顿时热闹非凡。友军会师，闹了一场误会，因此分外亲热。搭乘坦克和汽车的驻印军拉着国内兄弟的手，望着他们破破烂烂的衣衫和脚下的草鞋，心里涌出许多同情和怜悯，就慷慨地取出香烟和压缩饼干慰劳战友。

    正在热闹，一辆装甲车戛然停下，身着美军制服的中将军长孙立人走下车来。当他得知双方发生误会各有一二十名士兵伤亡时，险些把吓得半死的解连长送交军法处。后来他才弄明白这并不是谁的过错。误会是由于联络跟不上。联络跟不上是因为远征军平均每个团才有一部电台，而在他的部队里，每个连都配备无线电台，并且还有足够的美制十轮大卡车。

    公元一九四五年元月二十八日，在缅甸边境一个名叫芒友的地方举行x军（驻印军）——y军（远征军）会师阅兵仪式暨庆祝中印公路通车典礼。

    这一天，缅甸上空碧空如洗，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士兵们在河滩上搭起校阅台，在山坡草地上竖起许多红红绿绿的彩旗，给中印公路通过的这座人烟稀少的缅甸山谷增添了隆重的节日气氛。

    上午十时，庆典开始，两路将领登上校阅台。先由卫立煌宣读将委员长从重庆发来的祝贺电。蒋委员长在祝贺电中勉励中国官兵再接再励，驱逐倭寇收复国土，并高度赞扬中美英盟军浴血奋战互相支援的伟大友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南亚盟军最高总司令蒙巴顿和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均未派代表出席会师庆典。在他们看来，日本人还在缅甸，庆祝为时尚早。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人单方面给战争打上一个句号。

    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美式装备大检阅。最先出场的是新一军机械化装甲师。九十辆美制三十二吨坦克排出整齐的队形从山谷中隆隆开出，尘土遮天蔽日，每辆坦克炮塔上都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国旗。铁流滚滚，战车咆哮，检阅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白鼬式”六吨装甲车、罗通战车防御炮、“一五五”远程榴弹炮，gmc八缸柴油运兵车，福特无线电通讯吉普车一一通过校阅台，还有摩托化步兵团、工兵团、运输兵团和特种喷火兵团，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步兵一律头戴钢盔，手持美式冲锋枪，搭乘运兵车通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国内y军只有第二百师参加了阅兵式。尽管他们也头戴钢盔，排成整齐的方阵，但是他们灰暗的土布军装和肩上笨重的中正式步枪使这支国内久负盛名的精锐之师看上去更像一支地方民团武装。

    九架从密支那机场起飞的美国战斗轰炸机呼啸着从河滩上空掠过，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圆弧，然后去轰炸南方一百英里外的腊戌。一队运输机向河滩空投了两连中国伞兵。天空中突然绽开许多五彩缤纷的伞花，把庆典气氛推向高xdx潮。

    孙立人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他的部队正在隆隆地行进，他肃立，向他的队伍行庄严注目礼。盛大的会师庆典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喜悦和激动，相反，一回到中国灰色的大地上，一回到身边这些大腹便便的国内同僚中间，他就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压抑和孤独。

    唯一的安慰是新一军。他创建了它，因此它们是属于他的，一如他身上的制服和勋章。但是新一军委实太出色了，出色得令人担忧。重庆那帮大大小小的政客们早已对它垂涎三尺。

    战车在通过，队列在延伸。

    历史之路也在延伸。

    孙立人依旧肃立，忧郁的目光越过河流，越过山峦，投向烟雾迷茫的历史深处。正因为他无法把握命运，所以才投靠史迪威；投靠史迪威的结果是更加无法把握命运，这就是他不得不对未来感到巨大忧虑的深刻原因。

    过了半年，欧洲盟军总司令，未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指名邀请孙立人考察欧洲战场。孙所到之处，受到盟军破格接待。艾森豪威尔赞誉孙将军为“东方的蒙哥马利”

    又过了一年，蒋委员长借口孙立人作战不力，剥夺其军权，派往当时中国最不起眼也最偏远的台湾省任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新一军并入老对手廖耀湘部下。

    一九四九年，委员长兵败大陆，退避台岛。蒋唯恐孙记恨前仇，孙唯唯表白：“台湾的一切，当以领袖之命是从。”蒋亦受感动，发誓“蒋某从此息影田园，不问政治。”孙即出任陆军总司令，二级陆军上将。

    此后，蒋对孙的亲美倾向仍旧耿耿于怀，终以“整军不严，治军无方”为借口免去其陆军总司令职务。再半年，又强加其莫须有的“兵谏阴谋”剥夺一切权力，囚禁台中市。株连者高中级军官一百三十余人。此即台湾轰动一时的所谓“孙立人谋反案”

    报载：三十三年后的公元一九八八年三月，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上将亲往台中市向上路寓所拜访囚禁中的孙老将军，并宣布平反，即日解除禁令。将军终于恢复自由。

    孙立人此时已是八十八岁的垂暮老人了。

    元月二十八日，在印度阿萨姆邦边境小镇利多，印——缅——中公路通车剪彩仪式隆重举行。筑路兵团总指挥皮克少将向驻缅美军司令萨尔登将军大声报告：

    “运输车队已经组成，请将军下令开往中国。”

    第一队二百五十辆满载货物的汽车在装甲车和战斗步兵的护卫下，缓缓驶出印度国境，开上经过战火洗礼的利多公路。

    一周后，车队开进锣鼓喧天的云南省会昆明，受到社会各界及市民群众热烈欢迎。蒋委员长专程从重庆赶来昆明，主持剪彩仪式，并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委员长在讲话中宣布道：

    “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和围困为了表彰和纪念我们的朋友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对此作出的卓越贡献，还有他领导的盟军在缅甸战役和这条公路的修筑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代表国民政府把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二月初，会师后的中国远征军奉命停止前进，返回国内休整，其中大部分部队陆续投入收复广西和湖南的战斗。新一军留在缅北，名义上仍然归蒙巴顿勋爵指挥。

    此时英印军正在进行收复缅甸南方的艰苦战斗，新一军按兵不动，以“屏护中印公路安全”为理由拒绝调遣。于是气急败坏的蒙巴顿勋爵从印度飞到重庆，试图说服蒋委员长顾全大局，支持他把收复缅甸的战斗进行到底。勋爵的努力几乎等于白费，顽固的中国委员长从来对恢复大英帝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不感兴趣。在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的会晤之后，最后还是由勋爵的私人朋友蒋夫人出面斡旋，委员长才勉强给了英国人一个面子，同意让新一军“有限地配合盟军作战”但是，作战区域决不超过“曼德勒以北地区”

    下旬，新一军第五十师奉命南下作战，沿仰（光）密（支那）公路向曼德勒推进，仅仅一月便连克南帕卡、锡箔、猛岩、腊戌、南渡、西保、叫脉、眉苗等大小数十座城镇，并于四月初与英军在皎克西会师。遂停止前进，驻守原地待命。五月一日，盟军收复仰光，驻印军奉命返国，各军师恢复建制，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取消。

    这样，从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三年又三个月，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

    二次大战后，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方面在中缅印战场上先后投入兵力达四十万人，其中还不包括相同数量的支前民工；英美盟军投入陆军三十万人，飞机两千多架，坦克装甲车三千四百多辆；日本帝国累计投入军队四十万人，飞机八百多架。

    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最大，累计伤亡接近二十万人，约占参战官兵人数的一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在中印缅战场旧址（国内部分）保山、腾冲、松山、龙陵、芒市、遮放、畹町等地修建中国抗日烈士国殇公墓和纪念碑（馆），以昭后人，告慰为国捐躯的二十万烈士英灵。

    该命令一经发布，立即得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热烈响应，许多社会名流和富豪乡绅纷纷解囊。第二年即有多处公墓、公祠、碑（馆）竣工落成。据云南地方史志记载：滇西各县区共建有此类纪念祠、堂、陵园计大小一十三处，其中以腾冲国殇公墓尤为著名，工程最为巨大，修建最为雄伟壮观。

    公元一九八七年岁末，我往滇西搜集素材曾在腾冲驻足数日。我看见国殇公墓业已修复完毕，忠烈祠和纪念碑均粉刷油漆一新，原国民党要人手书真迹题字题辞经过精心复制，几与原件不差分毫。公墓占地数十亩，园内风景优雅，松柏成林，另辟有陈列室、茶园等。现已被当地政府正式宣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翌月，我回农场，委托一个叫万华侨的老知青替我到八莫办件事。万华侨原先也是我们一道下乡的知青，因为好逸恶劳，就勾搭上一个洋人街那边的女子，过去入赘，成了华侨。有知道底细的人悄悄透露，说老万在那边过得并不见怎样发达，时常还要替人家下苦力，足见得华侨并不见得人人都是腰缠万贯的阔佬。

    万华侨抽了我一盒“红塔山”又吃光两海碗杂碎米线，然后拍着胸脯说要替老同学两肋插刀。其实我拜托他的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无上天入地的艰难，只是请他到八莫替我拍张“战车公墓”的照片回来，以聊慰我那老父的缅怀之情。

    过了一街（五天一街），老万果然如期而至。他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诉苦，怨声载道，仿佛我害得他倾家荡产。原来他费了一天时间去寻找什么“战车公墓”而那一带早就推平了，建起一条高速公路，还有一座炼胶厂，因此他白白荒废了一天生意。

    我信了，自认倒霉，就赔偿老万二十元人民币。

    5

    公元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未毕业就被光荣批准到一个很遥远的云南边疆去当知青。登车的日子眼看迫近，七月七日，下午四点半钟，距离三十四年前那个震惊全国的历史性时刻还差几个小时。

    父亲从几百里外的“五七”干校赶回来送我。请假是特许的，那时候他还在住“牛棚”是九种人。父亲显然老了，饱经沧桑，四十几岁的人，佝腰驼背，两鬓挂霜。只是情绪还好，脸晒得黑红。

    我极豪迈地指着地图，把那块将属于我们去保卫战斗的疆土划了一个圆圈，让父亲观看。那地方叫弄巴，在畹町以西一百公里处，人烟稀少，与缅甸相邻。不料父亲盯住地图愣了半天，突然说那地方他去过，不是从中国，而是往印度那地方来的。他还证明说那些地方风景很优美，很原始，有许多古老的森林和清澈的河流。当地人好客，能歌善舞，喜豪饮，亦喜食鸦片。男人叫“恰克拉”女人叫“恰克尼”等等。

    父亲的话令我愕然。我从大字报上知道父亲有一段历史污点，并且子女亦为此屡受株连，就愤愤地责问父亲是否交代清楚了？父亲枯坐良久，凄然一笑，说别问了孩子，你最好不要替父亲背包袱。倘若你要独自走很长的路，就相信你父亲一定没干过回事。

    那一晚，我听见父亲在隔壁吸了一夜烟，第二天就提前返回干校。

    关于学生从军的那段话题也即我父亲后来留下历史污点的那段经历似乎还缺少一个辉煌的结尾。我现在掌握的确凿资料证明：蒋委员长对学生信誓旦旦的诺言并没有兑现。抗战结束，国共两党兵戎相向，内战在即，全体从军学生包括我父亲被强行留在军队里，失去重返校园的机会。

    一九四六年初春，我父亲不再是炊事兵而是运输兵，他们那支车队奉命开往东北打内战。途径湖南长沙，几个同学买通长官，一齐弃车逃入城中躲起来。后来营长闻讯，提着手枪带人在城里搜查一整天，总算侥幸躲过，开成小差。听说也有被捉回去的，当众执行枪决。那时候枪毙逃兵是很常见的事。

    三天后，我父亲登上回家的轮船。同学们也纷纷告别，各奔前程。他记得那是个阴雨天气，湘江呜咽，橘子洲头好像一个黯淡的幻影，隐现在浩茫烟雨之中。轮船离岸时，我父亲站在拥挤的甲板上，脚下堆着简单的行装。冷雨霏霏，雨丝濡湿了他的衣衫和头发，寒风刺痛了他的面颊和眼睛，他久久伫立，向岸上几个同学告别，同时也向人生中一段虽不辉煌却也轰轰烈烈的岁月告别。此刻，他的心中全无走向新生活的喜悦和激动，反而充满一种沉重的失落，一种对于风雨飘摇的中国和未来的深深的悲观。

    这是他人生乐章中第一个惨淡而低落的休止符。

    他慢慢扬起手臂，朝着刺骨的江风和灰蒙蒙的城市使劲摇晃。他摇得那么吃力，那么艰难，仿佛在和笼罩在心头的巨大忧伤和孤独搏斗。但是他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孤独的阴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他哭了。

    关于我父亲的话题还有很多。我以为悲剧性的命运主题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生主旋律，这个旋律在他们生活中反复弹奏，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正视它。

    公元一九八一年暑假，我从大学回到阔别已久的四川探亲。那时候父亲已经落实政策，正在想办法调回成都。我向他提起写一部自传体回忆录的事，遭到断然拒绝。父亲认为人生是一种私有财产，就象隐私和创伤都需要受到保护，不得与人分享一样。直到一九八九年夏天，当我为写这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长篇纪实文学呕心沥血搜索枯肠的时候，父亲突然来信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写下一部详细的回忆材料，有近十万字，但是只供我一人参考，不得用于发表。

    于是我才知道了关于我父亲和整整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段煊赫而沉重的历史岁月。

    一九八六年，父亲收到华罗庚教授主持的北京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商调通知。此时他已整整六十周岁，身患肺心病、风湿痛和多种老年性疾病。到北京中科院工作并在恩师指导下从事应用数学研究，这当是他渴盼已久的人生最大夙愿。然而对一个饱经磨难风烛残年的老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机会毕竟姗姗来迟了。

    他在写给华老的复信中慨然长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两年后，华罗庚教授不幸在日本猝然去世。我父亲闻讯大恸，三日卧床不起。

    父亲唁电云：

    “师恩如山，我心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