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一员

的，抓住了非常好写，非常畅通，失去了就进入堵塞状态。”虽然写得快，但是她孕育的时间很长。“我在写这一部的时候，同时酝酿下一部，写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时，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案台上。有新四军的，慰安妇的，南京大屠杀的，所有我认为想写的东西，都做资料研究。写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少改动。我写作相信第一感觉。第一次撞入思维中的总是最好的。而且回头再改，尝试有没有比它更好的说法——没有，顶多把不喜欢的字去掉，使这句话更简洁、更经济。”

    很多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创作的源泉渐渐枯竭，但是严歌苓却像织毛线一样自然地写作。严歌苓颇为自信：“写作这个活动，对我来说自然快乐。每天往下走，这两个人物突然出现了有意思的互动，出现了这样那样好的对话，写完了的对话不是你想出来的，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一想，出来这样的对话，形成上面的呼应，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作为小说家来说，每天有未知的人物等着她，而且总是偶然地出现，不是你完全想象得到。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为什么一直写下去。你在开始时对人物有基调设计，开始的行为是你给他设计的，通过行为语言设计基调，后来他就有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意志，走了自己的路，你跟着他走，一直往下走。我认为未知是艺术中最有魅力的。”

    虽然严歌苓的身份是编剧，她其实并不喜欢改编作品。她的作品还是交给别人完成，她觉得写剧本有点浪费自己的才华。因为那只是第二遍创作，改编一个东西，不能使她焕发出最大的创作力。写小说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写电影剧本无法相比的。

    严歌苓在部队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时，那段去西藏巡回演出的经历，对她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使她的作品融入了大山大川大草地的大气雄浑。1989年年底严歌苓去美国开会，次年申请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进行英美文学的系统阅读。严歌苓曾经把自己比做“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之一员，这种离开中国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使她肩负着一种使命。她的感受是，真正融入其他语境的最佳途径便是用他们的语言去写作。经过多年的奋斗，严歌苓已经获得了与美国读者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做了无数个报告，现在她的创作方式大多是双语齐下的。很多精彩的中文作品在翻译中变得平庸，看到流失的精华她很痛苦，希望能在英语中找到相应的对称。现在她为好莱坞做电影编剧工作，对她来说，用英文编剧是创作生命又一次转折。她说：“我写剧本，也是为写小说做准备。”

    她快乐自由地写，写得津津有味，她希望自己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为中国的文学画廊增添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她那么热爱生活，除每天早上固定的写作，她常常在下午去健身房锻炼，晚上做晚餐，而且不时会举行家宴或参加别人的家宴，要么就看电影。她还喜欢逛艺术市场，搜集了很多的民间艺术品。这样一位丰产的作家，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也许正因为此，她的作品充满了无穷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