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寻求刺分娩自己

执著于底层人。“城市中充满粉饰，我们是被不断异化的一群。”但严歌苓的风格却始终无法归类。“1995年扶桑出版后，有评论家说严歌苓所有的小说都是为拍成电影，我不服气，我认为扶桑首先是一部文学性很强、很诗意的作品，很难拍成电影。”赌气似的，她写了人寰：“我要写一部谁也没法拍成电影的小说，他们想拍也没法拍。”人寰出版了，通篇都是一个中国老留学生与医生谈其情感症结所在。这部“不讨巧”的作品为她带来了上海文学奖，这回，确实没人来买版权了。

    “于是有人认为我不擅长写细节，我父亲问我，是不是你的形象思维干涸了？”倔强的严歌苓这回拿出了谁家有女初长成，一部以细节和情节牵着故事走的作品。“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在寻找一种新颖的、对我来说有突破的方式。写作是比较寂寞的生涯，总是在一种形式中停留，是寂寞上加寂寞。”

    在第九个寡妇的责任编辑张亚丽看来，严歌苓是个很喜欢挑战的人。严歌苓也在采访中不断提到“刺激”这个词。尝试不同的风格是刺激，学英文、出国留学也是刺激。30岁才开始接触abcd的她，用一年时间苦学英语，最终以570多分的托福成绩顺利来到美国。如今她用中英文进行创作：“这也是一个很刺激的领域，是一种未知。未知是艺术家最追求的东西，未知得到偶然，艺术的本质就是偶然。

    王葡萄就像当年的我

    1981年，严歌苓调到北京铁道兵创作组，有机会看到山西平静而荒凉的山原“在我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这种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欣赏，这种莫名的感动，都是小说的氛围和情绪的基础。”

    第九个寡妇中的故事，严歌苓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听到的。故事过于离奇，她一直没有动手写。“太传奇的事情往往很难脱离编造的干系，让人觉得不真实。”但她一直想了解：二十多年间经历饥荒、历次运动，这个藏身土窖的地主是怎么活下来的“人得以生存的条件是什么？”

    2003年11月，严歌苓跑到河南洛阳农村，找到了故事中那样的大土窑，也找到了故事的源头。

    严歌苓说：“勤劳的人是有共识的。”而她，出于善良的本性，也不愿意描写离奇猎艳的****、畸形怪异的变态故事，而只愿意写一个温情的故事：“王葡萄是我的梦想，你总该允许作家有一点梦想。王葡萄就像当年的我一样，我总得有个爸爸。我最能产生共识的就是，我对我父亲是绝对有感情的。”

    少年时，她看着她的父亲被折磨，听着工宣队教育“你们的父亲是阶级的敌人，你要站到人民这边，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那时的她只能坚持小孩最基本的道德：“爸爸永远是爸爸。”她能够体会，王葡萄淳朴的人性的一面。

    小说结尾，地主在地窖中生活了二十多年，终获善终。像小时候那样，严歌苓从来无法改变现实，却总是牢记着那些温情善意的细节“意识形态在不断变化，但是一些本真的东西是永远不可能变的。”

    2006年04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