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天了,学校的功课也不知教到哪儿了。我感到绝望,不仅仅是对上学的绝望,而是对整个前途的绝望。母亲在绝望之余,却动员我给支书的老娘下跪。在我们家乡,下跪是不得了的事,被跪的和跪下的都要经受一番灵魂的折磨和冲击。
我磨磨蹭蹭地捱到支书老娘的屋里。支书的老娘正害着严重的肺结核,那间屋里充满着浓郁的秽气和带血的痰迹。我对着那个正被虱子和结核菌吞噬着的老太太,诉说着我的处境,提出了上学的要求,我也命令我自己跪下来,可我的身心抵制着,膝头无论如何也弯曲不了。
我的诉说得不到任何答复。我从支书老娘屋里出来,没有回家,却一直走到大榕树下的石桥上,我要从那里跳下去,了却我这十六岁的生命。
暗中监视我的母亲把我拉了回去。她狠狠地教训我道:“难道下跪比死还可怕吗?你想死,难道我和你爸就不想死?可我们得想想我们这一大家子!你是老大,你还有五个弟妹!我还指望你中专毕业有份工作,帮我一块把弟妹们带大”
接下去是一天一夜的心灵煎熬,这一天一夜,我仿佛长大了十岁。我重新蹭到了那个垂死的老太太屋里,咬了咬牙,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跪,屈辱,痛苦使我涕泗滂沱却泣不成声。支书老娘躺不住了,她披着一头乱得不能再乱的头发和一件脏得不能再脏的衣服,一边敲打着拐杖往儿子家走去,一边叨叨着:短命的儿呀!伤天害理的儿呀!凭什么总要捉弄人?害得我生病也不得安生!
支书终于答应放行了,却坚决不让我迁走户粮关系,他要将我们全家——当然包括我,紧紧地捏在他的手心里。只是因为某种忌讳,给我每月二十斤的搭伙粮票。
迟到了五十五天,我终于来到那所机械工业学校。那时什么都匮乏,锅碗瓢盆也奇缺,菜肴基本没有,老师们配给的豆腐渣让我们学生艳羡不已。我们蒸饭的器皿,都是草草烧就又脆又丑的粗陶罐子。我们拿了这个罐子和饭票到食堂去打米(常常只能打到粗黑的杂粮),回头自己冲上水,放到大蒸屉里让炊事员们蒸去。
我给自己一日三餐的粮食分配为2、3、2(不计炊事员打粮时的克扣),试吃两天,觉得不行,因为教室跟食堂、卧室有三里路,两节夜自修之后,腹中早已经空空。漫漫长夜,饥饿如小老鼠一般抓挠着我的胃,使我无法入眠。于是我调整我的吃粮方案,变作2、2、3;夜里稍微好点了,可下午又不行,体育课劳动课,饿得连手脚都抬不动。我像只“朝三暮四”典故里的猴子,不断地调整我的“分配方案”可怎么也调整不了那辘辘饥肠。
有一位姓张的同学患了严重胃病,对着那黑乎乎的杂粮饭皱起眉头。我问“怎么啦?”她说“不想吃,没食欲。”我惊羡不已,没食欲多么幸福!可以免掉多少折磨!
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几个年头,正是我们长身体的年头,也是我们将一半时间投入体力劳动的年头。我们仿佛从来没有吃饱过。想吃一顿饱饭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当年的学生又不准打工,也没有任何工好打,穷亲戚们也都自顾不暇,我无处求援也无脸求援。
我只能在自己一天七两粮食里做文章。
我终于想出办法来了,那就是“两天一饱餐”:即第一天为1、1、2;第二天的早、中餐仍是1两。当然很饿,我跟自己赌气说:饿吧,横竖饿了,让它饿个够!但是我懂得往肚里灌水,灌得满满的,水有时也可以骗骗肚子的。到了第二天的晚餐,我就拥有8两粮食,这宝贵的、富足的8两粮食!我把这8两杂粮一股脑儿倒进那个粗陶罐子,蒸了满满的一罐,让自己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
“两天一饱餐”我非常满足。
一年过去了,我和姓张的同学一样,也生起胃病来了。可是胃病算什么?它比饥饿确实好受多了。
多少年过去了,饥饿变得遥远而陌生。可执拗的我,却常常要把它寻找回来,慢慢咀嚼,细细品尝:
比如,面对儿子坚决要倒掉的残羹冷炙;
比如,面对越来越豪华的宴请酒席;
天底下,还有多少人在品尝饥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