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何感受?”拉穆斯医生说。
“生气,”珍妮特罗斯说“气死了。我是说那个护士就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她假装并不理解发生的事情,可她心里很清楚。”
“你生气,为了”拉穆斯医生的说话声低了下来。
“为手术,为本森。他们自作主张就动了手术。我从一开始——从该死的一开始——就告诉他们那是个馊主意,可埃利斯、莫里斯和麦克弗森都想进行手术。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特别是莫里斯。当我在康复房里看见他两眼紧盯着本森——本森扎着绷带,脸色如土——我简直快要疯了。”
“为什么?”
“因为他那样苍白,因为他,哦——”
她停止讲话,思索答案,但并没有想出符合逻辑的回答。
“我猜想手术是成功的,”拉穆斯医生说“大多数人手术后都会脸色苍白,有什么使你如此恼火?”
她一语不发。最后她说:“我不知道。”
她听见拉穆斯医生在椅子里挪了挪身体,她看不见他,因为她躺在长沙发上而拉穆斯医生则坐在她头顶后面。房间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她凝望着天花板,不知说什么好。她心乱如麻,根本理不出个头绪。最后拉穆斯医生说:“那个护士在场似乎对你很重要。”
“是吗?”
“行了,你自己说的。”
“我没注意。”
“你说护士站在那里,心里明白发生的一切到底发生什么啦?”
“我简直快要疯了。”
“可你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我知道,”她说“是莫里斯。他实在是大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拉穆斯重复道。
“大自信了。”
“你说自以为是。”
“听着,我别无其它的意思,只是——”她突然停了下来。她很生气,她自己都从她的讲话声里感受到了这一点。
“你现在还很生气,”拉穆斯说。
“非常生气。”
“为什么?”
她过了好久说:“他们不听我的话。”
“谁不听你的话?”
“一个也不听。麦克弗森,埃利斯,莫里斯,谁也不听我的话。”
“你对埃利斯医生或麦克弗森医生说过你生气了吗?”
“没有。”
“但你对莫里斯医生表明了这一点。”
“是的。”他想让她明白什么道理,可她又看不出来。通常到这时候她会恍然大悟,但这次——
“莫里斯医生有多大年纪?”
“我不知道。和我差不多大。三十,三十一左右吧。”
“和你差不多大。”
他的这种重复习惯令她暴跳如雷。“是的,真见鬼,和我差不多大。”
“并且是个外科医生。”
“没错”
“对你视为同年龄的人是不是更容易生气?”
“或许吧。我没有想过。”
“你父亲也是一名外科医生,但他不是你的同龄人。”
“这不用你来解释,”她说。
“你还在生气。”
她叹了口气。“我们换个话题吧。”
“行啊,”他轻松他说,这种轻松的口气她有时候喜欢,有时候憎恨。
莫里斯讨厌进行“初诊接待”——“初诊接待”的工作人员大多是门诊心理学家,这种谈话冗长而又烦人。最近的一项统计表明,进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四十个新病人中只有一个接受了进一步的治疗,八十三个病人中只有一个是因为行为特征被作为器质性脑病患者而接收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初诊接待”是浪费时间。
对那些足不出户的病人来说尤其是这样。一年前,麦克弗森出于政治原因而作出决定,任何一个听说研究室后就径直找来的人都将受到接待。大多数病人当然还是转诊病人,但麦克弗森感到研究室的形象也取决于对自我转诊者的及时治疗。
麦克弗森也感到研究人员应该经常参加“初诊接待”莫里斯一个月要在这间装有单向玻璃的小接待室里工作两天。今天就是其中的一天,但他心里并不想来。早上做完手术后,他激动的心情尚未平息,他怨恨回到这种平凡的日常工作中来。
他闷闷不下乐地抬头看了一眼新走进来的一个病人。这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身穿粗布工作服和圆领长袖运动衫,长长的头发,莫里斯起身和他打招呼。“我是莫里斯医生。”
“克雷格贝克曼。”两人勉强地轻握了一下手。
“请坐。”他挥手示意贝克曼在椅子上坐下来,这张椅子面朝莫里斯的办公桌和他身后的一块单向玻璃。“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哦我好奇。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你的情况,”贝克曼说“你是这里脑外科的。”
“没错。”
“那好,我我对它感到好奇。”
“哪方面?”
“嗯,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我能抽烟吗?”
“当然,”莫里斯说。他把桌上的一只烟灰缸推到贝克曼面前;贝克曼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在桌上轻轻敲出一支,接着点燃香烟。
“杂志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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