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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第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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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辽对抗在本世纪年代和解,两国之间保持一百余年的长期和平。但宋帝国由于本身太衰弱的缘故,西北一隅的夏州(陕西靖边北),跟西南一隅的交州(越南河内)一样,也脱幅而去,建立西夏帝国。这个帝国既小又穷,可是,对宋帝国的伤害,却十倍于辽。

    在中国固有的领土上,事实上不是宋帝国大一统的单独局面,而是三国分立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第十三世纪。

    一宋辽和解

    宋辽两国的冲突,到了本世纪(十一)初叶,急转直下。

    一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皇帝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亲自统军,进入宋帝国本土之后,只使用少数军队攻击城市,主力却穿过原野,直赴黄河。深入四百公里,进抵澶洲(河南濮阳),距宋帝国首都开封(河南开封),直线只一百二十公里。宋帝国朝野震动,皇帝赵恒召集紧急会议,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外,别无他法。大臣王钦若是临江(江西樟树)人,他主张迁都异州(江苏南京);另一位大臣陈尧叟是阆州(四川阆中)人,他主张迁都成都(四川成都)。只有宰相寇准反对,他主张御驾亲征。他说“御驾亲征,对士气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可以致胜有余。何况敌人深入,我们坚壁清野,用奇兵切断它的粮道、它只有败退。一旦迁都,人心崩溃,帝国可能瓦解。”

    赵恒采纳了寇准的意见,即行北上,进驻遭州(河南濮阳),登北门城楼,跟城外的契丹兵团对峙。这是大决战的前奏,但和解却早已暗中进行。被辽帝国于前一年俘掳的宋帝国大将王继忠,深得耶律隆绪的礼遇。他乘机分析和解的利益与对抗的恶果,建议两国举行谈判,萧太后和耶律隆绪被他说服。于是由王继忠写信给赵恒,透露辽帝国的弹性态度,赵恒遂派遣代表曹利用前往辽军司令部磋商。

    当赵恒到达澶州之后,曹利用也从辽军司令部返回澶州。辽帝国坚持要索回上世纪(十)九五九年被后周帝国夺取的瓦桥关(河北雄县)以南的“关南地区”包括莫州(河北任丘)、瀛州(河北河间)。赵恒不肯接受,他希望的是没有损失的和平。但是辽帝国后卫部队已对莫、瀛二州开始猛烈攻击,危在旦夕,如果陷落,辽帝国的条件势必更苛。于是赵恒表示,关南地区不可以割让,但宋帝国愿每年向辽帝国进贡,作为补偿,派遣曹利用再往谈判。萧太后、耶律隆绪正占优势的时候,当然不肯让步,但曹利用提醒他们母子:“和解不成,只有战争。中国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不像分裂状态下的后晋政府。我们皇帝又亲自督战,士气激昂,你们未必一定胜利。而且未帝国进贡,是把整批财宝直接送到陛下手中,而战争掠夺,只便宜了将士。”这些话正确地分析了事态的真相,结果议定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四万匹。两国代表对天盟誓,签订和约,这就是有名的“澶渊之盟”

    上世纪(十)之前的货币,还是以钢铁铸造的“钱”为主,以一千个钱为一“缗”(贯、串),缗是最高的计算单位。本世纪(十一)两个条约所载,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两”已成为最高计算单位。这种改变,一直使用九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再改为以“元”为最高计算单位。

    宋帝国向辽帝国进贡,显然大失面子。但是,两国对抗,最好能把敌人消灭;如果不能,那么就只有忍气吞声跟它做朋友。长期的缠斗不休,再强大的国家都会因精疲力尽而瓦解。以当时形势,和解实是最明智的决策。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和解。从年代一四年起,到下世纪(十二)—一二二年为止,凡一百一十九年。自八世纪中叶安史兵变,使沉沦在混战中二百余年的黄河以北大平原上的中国人民,初次得到安定。

    一一九年长期和平中,并不是没有争执。争执经常发生,但都由谈判解决。最大的一次争执发生于四十年后的四十年代一四二年,辽帝国再度提出关南地区的要求。那时宋帝国正被新独立的西夏帝国连连击败,结果增加每年进贡数量,共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三十万匹。

    二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尚书省首长尚书令,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末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三士大夫的乐园

    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第世家消灭。在第九第十世纪,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第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第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粮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政府对封爵贵族,防范同样严格,亲王、驸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社会结构的纵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学校,一是考试,一是推荐。学校,我们以后再谈到它。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的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性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渐被根绝。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高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党,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强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操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诚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懦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他们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借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四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中国人民。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人民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学校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学院也都成立于上世纪(十),只是到了本世纪(十一)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下世纪(十二)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

    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上世纪(十)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本世纪(十一),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日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藏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

    ——本世纪(十一)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五宋词

    中国文学在第八、第九两世纪唐王朝时代,以诗的创作,有辉煌的成绩。但中国诗有先天的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和作更复杂的叙述。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中国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

    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性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高的音乐价值。

    ——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合这种规定,有时还不注意断句,曾被指摘为“把人的嗓子拗断”所以我们判断,在如此单调简陋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复杂的高级音乐产生。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词”的后裔“昆曲”实在并不悦耳,使我们更肯定这种判断。

    第八世纪,词便出现于文坛之上,但它却在进入第十世纪之后,才生气蓬勃,压倒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造成词的时代。宋王朝以词闻名的有八百余人,有专业出版的有二百余人。我们举出其中最伟大的五人:李煜、苏轼、柳永、辛弃疾、史达祖,作为词时代的代表。李煜属于上世纪(十)。苏轼、柳永属于本世纪(十一)。辛弃疾属于下世纪(十二)。史达祖属于下下世纪(十三)。

    李煜,恐怕是中国唯一的帝王词人,他是小分裂时代南唐帝国最后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为两段,前半生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涯,后半生家破国亡,成为宋帝国俘虏。两种绝对相反的生活,使他写出动人心弦的好词。当他还是皇帝时,跟妻子周娥皇(大周后)感情最笃,为她写下很多艳词。我们举一斛珠一词为例: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囗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氵宛。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颗,形容舌尖。樱桃,形容红唇。囗,缠绕拂拭。醪:美酒。(门必),漩涡。无那,无限之意。檀郎,爱人、丈夫。)

    后来他瞒着妻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后)偷情,又为她写下很多幽会的词,如菩萨蛮: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划袜,脱掉鞋子,以袜着地,避免发出声音。)

    被俘之后,送到开封,小周后被宋皇帝赵光义霸占,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无办法,自有无限悲怆。九七八年的七月七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词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故国的怀念触怒了赵光义,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惨,他中的是牵机毒,痛苦时头部跟足部佝偻相接。李煜当皇帝是失败了,但当一个词人却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写词,表面上平铺直叙,内部却包括真挚的感情,是一种最艰难的功力,使他成为词坛之仙,没有一个词人在同一道路上能达到他的造诣。

    苏轼,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对各种形式的作品,如“赋”、“诗”、“词”、“文章”、“骈体”、“绘画”、“书法”几无一不精。他把词的范围扩大,从狭小的儿女之情的天地,扩大到广漠的大千世界。举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道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三世纪时,曹操大军被周瑜在此击败,奠定三国时代的基础。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别号。小乔,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纶巾,传说中诸葛亮不穿戎装,只手执羽扇,头戴纶巾帽,指挥大军。酹,用酒洒地祭典。)

    豪放雄浑,使二个知道这段史迹的读者,在读这首词后,感觉到风雨扑面。但苏轼的婉约悲凉也同样成功,如江城子一词,写他夜间梦见亡妻,诚是一字一恸: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柳永,一个颓废诗人,他最初在一首词里有两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当他参加进士考试时,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说:“去浅斟低唱吧,要浮名干什么?”柳永遂幽默的自称“奉旨作词”他的词全部是爱情和离愁,表露出本世纪(十一)社会上纸醉金迷的一面。传播之广,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词。词在他的开拓下,句数增加,成为长调。他的创作技巧使他写出难写的感情和难写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铃描述离情,回肠百折: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怅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晚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都门,郡城城门。)

    另一首望海潮,赞美杭州:

    东南形势,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荣。烟柳画桥,风帘翠(巾莫),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三吴,指苏州(江苏苏州)、越州(浙江绍兴)、湖州(浙江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地区。羌管,笛。菱歌,江南妇女每逢采菱,在舟中边采边唱。高牙,古时军营前大旗称牙旗。)

    在柳永的创作中,这并不是一首好词。可是百年之后,到了下世纪(十二)六十年代,金帝国皇帝完颜亮读它,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对南中国的富丽,怦然心动,引起他大举南征的杀机。

    辛弃疾,下世纪(十二)宋政府南迁后的伟大词人,他原籍历城(山东济南),生下来时,山东已沦陷给金帝国。在女真民族统治之下,他和一批爱国青年,起兵反抗,推举耿京为主。耿京派他到来政府当时首都临安(浙江杭州)联络,可是等他从临安回来,叛徒张安国已把耿京杀掉降敌。辛弃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备森严的金军大营突击,把张安国擒出砍头,然后率众南下。从这一段英雄行径,可了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强烈的爱国心,却限于客观的苟且偷安的环境,眼看一半国土永远丧失,而无可奈何。于是他的词像钱塘江的大潮,气吞山岳,但带着呜咽苍凉。我们举他永遇乐一词,这首词写他在京口(江苏镇江)北固亭怀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孙仲谋,孙权的别号,三世纪东吴帝国开国皇帝。寄奴,刘裕的乳名,五世纪南宋帝国开国皇帝。元嘉,南宋帝国第三任皇帝刘义隆的年号(四二四一四五三)。狼居胥,即肯特山,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大将霍去病追击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见敌踪。封,堆土祭神。仓皇北顾,刘义隆未作准备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败,刘义隆隔着长江,北望北魏军营,面无人色。四十三年,辛弃疾作此词时,距南下投奔祖国已四十三年。佛狸,北魏帝国第三任皇帝拓拔焘的乳名,刘义隆北伐的对手。廉颇,纪元前三世纪赵王国名将。)——辛弃疾作词,最喜欢使用典故,被人认为“掉书袋”但典故在手中并不阻碍感情奔放。

    辛弃疾的词不仅豪放,而且悲壮沉郁。苏轼的词如日出时万马奔腾,长啸道游。辛弃疾的词则如日落时两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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