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智还是勇气

勇气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一样。人的理智被遮蔽，甚至人的道德弱化，并不如苏格拉底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知识问题，而像康德说的那样，是一个勇气问题。

    勇气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当然，对一个具体个人来讲，勇气看起来往往比才智要严峻，但是才智本身有机缘因素，甚至还有时运因素，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相比之下，勇气却有着“我欲仁，斯仁至矣”般深切的现实感。一个人只要坚持想要有勇气，就会有勇气，这中间不关涉任何天赋、机缘、前提和局限，勇气对一个人来讲是自足的。在世故的约束下，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只是他自身没有勇气使然，其中没有任何他自身之外的原因。

    这就是我在写成这些文字的时候不断深化着的些许体会。

    坦率地讲，这些文字并不是什么英才天纵的独特发现，只是一些比常识还要简单的道理而已，在我看来，这些道理本来应该像“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一样妇孺皆知，因此我从来不敢有丝毫为自己的文字体现出的若干所得沾沾自喜的意思。相比之下更让我无愧于心的倒是我写作它们时的勇气，以及现在我准备将它们出版面世的勇气。

    写作的勇气便在于：我的行文是与梳理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理路甚至心理痕迹同步进行的。我文中提到的人，除余秋雨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外，其余三人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血脉一样成为我今天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针对陈寅恪先生、朱学勤先生、金庸先生的若干文字，其实是针对自己十几年来不同阶段的反思与整理的部分外化。承受那样强烈的失衡之痛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令我欣慰的是，我基本上还是做到了。

    至于发表的勇气，我想是不言自明的。写作过程中乃至于完稿之后，都有亲友劝我不要做这样的批评，为了让我认清形势，有人还建议我在网上张贴一下以便观察一下反响。果然，去年关于钱钟书先生的帖子在榕树甫一露面，便招来第一个回帖：“放你妈个屁”自此以后口诛笔伐此起彼伏。我理解这样的态度，我理解这种感情被伤害的失态表现，说实话，批评金庸先生、朱学勤先生、陈寅恪先生，甚至某种程度的钱钟书先生时，率先受到伤害的是我自己的感情。只不过面对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与另一些同样曾经热爱着他们的一些人相比，我做了另一种选择，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动力不是才智，而是我的勇气。

    在我治学的道路上，对我影响至深并一直鼓舞着我的就是孟子中的一句话：“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万千人，我往矣。”多年以来，这句话像一种真切的光荣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感召着我，令我时或感受到那种“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向上的鼓舞与鞭策。正是在这种感召下，并不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孩子率真单纯的我，才坚持把这些话写下来并准备交给世人。这就是我自己的勇气。

    我不敢奢望这些勇气能带给我光荣，但我相信这些勇气可以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向往着光荣。只有向往光荣才能让平庸如我的人真诚地向世人倾述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揣摩别人的见解；只有向往光荣能帮助平庸如我的人克服庸俗与媚俗，摒弃怯懦猜疑与缺乏信仰。

    所以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我最为关注的其实不是书中的见解，那些见解平常得实在是不值一提，我最为关注的还是书中寄托的勇气——不是拒绝的勇气，更不是批判的勇气，而是说出自己的看法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