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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回 上行下效 李宗仁被迫削发 铁腕治桂 白崇禧收放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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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不但名震江湖,而且还是个有田产的富人,李宗仁亲到他的田庄去邀请,真有刘备三顾茅庐之情景。季雨农为李宗仁的诚心所感,便丢下田产庄园,跟随李宗仁出来革命了。季雨农对李宗仁忠心耿耿,一身拳术硬功数十人也无法近得,且为人机警,便随侍李宗仁身边,成为他的贴身卫士兼侍卫队长。

    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向蒋介石献“灭桂策”后,蒋介石派俞作柏到武汉运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戈反桂系,又以重兵溯长江西上围攻武汉,要解决桂系第四集团军。李宗仁在南京得到海军署长陈绍宽的密报,知道事态紧迫,为逃脱蒋介石的暗算,他即命季雨农收拾行装,李化装成一普通商人,季则化装成他的伙计。两人从后门悄悄出走,急忙躲往南京下关的一个小旅馆中,直到黄昏时分,才潜往火车站,买了两张车票,乘上杂乱的三等火车,逃到上海,住入法租界海格路融园。上海的流氓青红帮皆闻季雨农之大名,虽侦知李宗仁住在融园,但因有季雨农随侍左右,也不敢大胆妄为。季雨农孤身一人,护卫李宗仁逃出上海,安抵广西。到广西后,李宗仁晋升季雨农为第四集团军少将参军之职,成为重要幕僚。季雨农对做官也没什么兴趣,只是专心为李宗仁训练卫队,不时到军校教授武功擒拿格斗之术。

    季雨农有两大嗜好,其一是架桥修路筑亭,大举善事。他因家产丰足,广有资财,又喜游玩山水岩洞,若道路不方便,他每每出钱雇人修路造桥。南宁武鸣附近的起凤山亭就是他出资修复的。季雨农最大的嗜好就是礼敬神佛,除平日里烧香礼佛不断外,每次出行,若遇庙宇必进,站到神佛像前,向神佛立正敬礼,状极虔诚。他除了拜佛敬神,还随处在原有神祠的地方,塑造神佛像供人膜拜。

    白崇禧下令打毁了广西庙中所有的神佛像,季雨农再也无处去礼佛敬神了,心中怏怏不乐,便提上行装到广州向李宗仁告辞,他要回安徽老家去了,那里才有神佛像可拜。

    李宗仁听季雨农如此一说,便决断地说道:

    “雨农,你绝对不能走!”

    说罢,提笔写下一纸电令:“季雨农参军礼佛敬神应一如既往,不得干涉!”写罢,即命秘书将电令发给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回电:“奉令,照办。”

    季雨农回到广西,又可随处塑造神佛像了,他在南宁、柳州、桂林造了几十尊神佛像,还特意在柳州的鱼峰山上也多造了几尊。季雨农虽然享此特殊待遇,却也给白崇禧留有面子。他虽造神佛像,却不像过去那般把神像造得高大威猛,只是造些一尺来高的土偶,人见了觉得粗劣的好笑。不过,也有人前来烧香祭祀的,人们说:“这是季参军的菩萨!”

    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应邀访桂,季雨农作为安徽老乡陪同胡适游玩,每见这些尺来高的土偶,季雨农照样鞠躬敬礼。胡适感慨道:“广西的神权是打倒了,只在一位安徽人保护之下,还留下了几十个小小的神像。”

    白崇禧提出“行新政,用新人”的主张,要求各级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逢进必考,且男女平等,不得歧视女性,规定任用县长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不料,这项政策却出了两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却说省主席黄旭初和他的夫人宋绿蕉女士,乃是遵父母之命的结发夫妻,黄旭初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行新政,用新人”的规定下,黄主席用了一个姓雷的小姐做女秘书。雷小姐叫雷明,是位才女,刚由法国留学归来。用女秘书,这在风气保守的广西,当时可是件大事。有人便将此事密报于黄夫人,她觉得这件事性质严重,必须及时亲自处理。黄夫人遂带了几名剽悍的女士冲进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将那位女秘书雷明小姐揪出来,拉到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拳打脚踢狠揍了一顿,并把在办公室里搜到的雷小姐的衣服坤包等物件堆在那里,泼上煤油,一把火烧了个干净。省主席黄旭初也不敢出面制止。

    此事传到白崇禧的耳里,他气得把桌子一拍:“这样搞成何体统!”他命人传话下去,要黄夫人必须收敛,否则以寻衅滋事罪严处!白副总司令发了话,谁敢抗拒,黄夫人再也不敢到省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了,只可怜雷小姐平白无故地挨了那一顿拳脚。

    可是,一波刚平,却一波又起。事情还是出在省主席黄旭初府上。

    黄旭初的父亲黄老太爷是个老派的读书人,家教很严,黄旭初当了省主席,回到家里仍需谨守家规。当省政府首次考选县长的公告贴到城乡之后,许多读书人便跃跃欲试,纷纷报名参加考试。黄老太爷觉得这事挺新鲜,便用了个化名去参加县长考试。他考试成绩不错,放榜时高中第八名。他老人家一时高兴,竟忘乎所以地把名次在他前面的那七个考生,一同邀请到家里来喝酒吃饭庆贺一番。开席之前,黄旭初也正好下班回家,规规矩矩地向父亲请安。那七名考生见了一时不知所措,一个个目瞪口呆。黄老太爷请他们一一就座。开席后,官居省主席的儿子黄旭初不但不能上桌,而且还得规规矩矩束手席前,为他的“年伯” 们斟酒敬茶、上汤添饭。黄老太爷向他请来的“年兄”们解释:

    美国《纽约时报》远东特约记者亚奔特和皮 林汉,1936年合著一书《中国的命运》,评论“中国的模范省——广西”

    “进了我家,行的是家规,做儿子的只好如此;出了家门,大家同遵国法,黄主席才是我们共同的长官。”

    话虽如此说,但有哪个新科县长饮得下省主席斟的酒,咽得下他盛的饭?无论黄老太爷怎样相劝,席间气氛仍异常拘谨。那七个尚未赴任的新科县太爷紧张之余,一共打烂了四个饭碗,泼了六个酒杯,最后才草草结束了这场事先不知底细的家宴。

    有人便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白崇禧,看他怎么处置。不料,白崇禧听了之后,竟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手掌,连说:

    “有趣!哈哈,有趣!有趣!”

    黄老太爷虽然考中了县长资格,但是他年事已高,

    是无法当得了县长的,因为根据“新政”的要求,在广西做县长,确实太苦。他们每月薪水仅有一百一十元,公费才得二百元,全衙门办事不过十人八人,是以县长非常劳苦。县官们总结在广西当县长须有三大本领:一要腿能跑,因为下乡时多,在衙日少,交通工具缺乏,到处需要步行;二要嘴会讲,因为省政府政令频繁,督促綦严,非时常聚乡村甲长面而告之不能推行迅捷;三要手能写,以文字下情上达,报告县情,请求省府审批事项,几乎是每周必做的功课。在广西当县长不仅生活待遇低,还是个苦差事,外省之人多不敢来广西当县长,所以任县长者以本省人为最多,因为广西人能吃苦耐劳之故。

    1936年10月,广西迁府桂林。图为新建的省政府大楼

    建设广西,白崇禧抓得最紧的一件事,便是广西的社会治安。

    广西山多洞多,加以地瘠民贫,民生困苦,无以生计者便铤而走险,上山为匪。历朝历代,虽经剿抚,匪患始终不绝。民国十年之后,广西社会动荡,贼匪蜂起,甚至连桂林这样的省城也被贼匪蹂躏。匪患使商旅断绝,交通梗阻,民生凋敝,民心厌乱。不剿灭匪患,民不得安居商不得乐业,一切建设举措更无从实施。

    白崇禧决定以最短的时间、最彻底的办法根绝广西匪患。他本来就是个铁腕人物,对匪患更是深恶痛绝,他亲自下令各地清乡司令,对匪首、惯匪及首恶分子,一经捕获,不论他是什么人物,有多大靠山,皆杀无赦。他亲自带领部队,进入上思县平福圩,指挥剿灭十万大山股匪,杀了一批匪首、惯匪。

    桂林周边一带县份,匪患也特别严重。白崇禧任命师长陈恩元为桂北清乡司令,督剿桂北十几个县的股匪。这个职务,原来任命的是周祖晃师长。周祖晃当时年过四旬膝下无子,其母闻知周要出任清乡司令,这是个杀人的差事,恐怕其子杀人过多,有损阴德,担心香火断绝,便阻止周祖晃出任此职,周遂向白崇禧请求他调。白崇禧也颇知人善任,便改调陈恩元出任桂林清乡司令。

    陈恩元其人不但枪法极准,且武功极佳,他在两腿上绑数十斤铁砂,居然还可以追上飞驰的汽车,且胆量过人,杀人不眨眼。他出任桂北清乡司令后,骑一匹高大的黑马,带随从数十人,出入桂北各县,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土匪劣绅,但闻陈恩元到,莫不胆战心惊。陈恩元杀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便是讲“民主”。每逢各地抓获匪徒,他一到场,便集合当地民众,由民众投票,凡得票“该杀”超过半数者,即杀无赦。

    这天,有人向陈恩元报告:“赵老大还在抢劫,以自己家的房屋当库房,将抢劫得来的贵重财物收藏在家中。”

    陈恩元听了把桌子一拍:“杀!”

    报告情况的人忙提醒陈恩元:“这赵老大是白副总司令的胞兄啊……”

    陈恩元又把桌子狠狠地一拍:“清乡令已下了半个月,他还敢抢,管他是谁的胞兄,是天王老子也要杀!”

    陈恩元轻装简从,独自一人,只带一支德国造驳壳枪,下乡查处赵老大去了。

    白崇禧姓白,为何他的胞兄又姓赵呢?据说白家早年家境贫寒,白父将其长子过继给赵家为嗣,因此白老大便成了赵老大了。这赵老大并不安分,又恃乃弟发迹显贵,手握兵权,便在乡里胡作非为,民众敢怒不敢言。他趁社会动乱、贼匪横行之机,也捞上一把,反正有其弟做靠山,谁也不敢拿他怎样。没料到清乡司令陈恩元亲自到家造访。赵老大忙上前迎接,笑着问:

    “陈司令,今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请坐,请坐!”

    赵老大也不待陈恩元回答,便命老婆:“快去杀鸡杀鸭,我要陪陈司令喝两杯!”

    陈恩元也不落座,只是拍了拍插在腰腹的驳壳枪,冷冷地问:

    “赵老大,你知道我今天来府上干什么吗?”

    赵老大见陈恩元面带杀气,心里不由得一愣,吞吞吐吐地说:

    “陈司令光临寒舍,必有赐教……”

    陈恩元点了点头:“赵老大,我已查实你为匪罪行,证据确凿,今天我是专门来杀你的。你去告诉大嫂,让她给你做一顿好菜,你喝完三杯酒我就枪毙你!”

    赵老大夫妇大惊失色,“扑通”一声一齐跪在陈恩元面前,乞望看在白崇禧兄弟的面上,免一死。陈恩元将驳壳枪放在桌上,挥了挥手,命赵老大老婆:

    “大嫂,快去做菜吧!”

    赵老大老婆将酒菜端上桌,战战兢兢地给丈夫斟酒,赵老大喝完三杯之后,“砰”的一声枪响,陈恩元便将赵老大毙了。

    陈恩元回到桂林城里,知道此事干系重大,立即打电报到南宁,向总部参谋长叶琪报告,说桂林发生巨案,请叶总长即到桂林坐镇处理。

    总参谋长叶琪外号“叶矮子”,为人精明强悍,时已奉白崇禧之命主管全省清乡剿匪工作。他接到陈恩元这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电报,不知桂林到底发生了什么巨案,因此不敢怠慢,星夜驰赴桂林。叶琪到了桂林,陈恩元即向其报告枪决赵老大之经过,并出示赵老大在清乡令下达半月之后仍为匪抢劫的罪证,听从叶琪处理。叶琪知陈恩元捅了马蜂窝,把事情搞到白副总司令的头上了,即使不被军法从事,恐怕也要撤职罢官,他如何敢擅自处理?便又即赶回南宁,向副总司令白崇禧报告,由他亲自裁决。

    白崇禧听了叶琪的报告,一声不吭,随即便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去了。叶琪听到房间里传出一阵阵哀痛的抽泣声,他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了,便在门外肃立着,听候白崇禧对陈恩元严处的指示。

    等了好一会儿,房间里才传出白崇禧的话来:

    “翠微(叶琪字翠微),回去吧,没你的事了!”

    叶琪仍不放心地问道:“那……陈恩元的事?”

    “清乡令是我亲自下达的,陈是奉命行事,且老大犯罪证据确凿,不杀,今后军令政令如何贯彻执行?”白崇禧说罢,“唉——”地哀叹了一声,又是一阵抽泣。

    白崇禧铁腕剿匪,不数月间,便肃清了广西历年的匪患,全省社会治安良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在广西旅行半个月,深有所感,他说:

    “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们作长途旅行,半夜后在最荒凉的江岸边泊船,点起火把来游岩洞,惊起茅棚里的贫民,但船家客人都感觉不到一毫危险。汽车路上,有山坡之处,往往可见一个灰布少年,拿着枪杆,站在山上守卫。这不是军士,只是民团的团员在那儿担任守卫的。”

    胡适先生还说:“广西本来颇多匪祸,全省岩洞最多,最容易窝藏盗匪。有人对我说,广西人从前种田的要背着枪下田,牧牛的要背着枪赶牛。近年盗匪肃清,最大原因在于政治清明,县长不敢不认真做事,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实行,清乡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较优秀分子又往往受过军事的训练,政府把旧式枪械发给民团,人民有了组织,又有武器,所以有自卫的能力。广西诸领袖常说他们的“三自政策”——自卫,自给,自治。现在至少可以说是已做到了人民自卫的一层。我们所见的广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筑在人民的自卫力之上的。”

    《大公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胡政之先生在广西考察访问之后,写下他的观感:

    “广西向来多匪,山深林密,素来难治,现在却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本意想从桂林到全州,过黄沙河,经湖南永州、祁阳转长沙汉口北旋。因为连天大雨,汽车到了大路江口。水涨桥折,不能到达湘边。不得已折回桂林,再往柳州,迄夜晚九时方始到柳。第二天上午四点便起身上车,当晚九时赶到梧州。这两天行驶将近三千里的汽车路,以孤车在黑暗中翻山越岭,如履坦途,非治安特别良好,何敢如此冒险?”

    胡政之先生还应邀到白崇禧家做客,“得窥他的私生活,其简单朴实,比我辈穷书生有过之无不及,这实在是广西改革政治易于推行的一大原因”。胡政之先生采访广西普通民众,“人民之言曰‘吾省之官吏皆努力而诚实,其中多有一贫似吾辈者,彼等绝无赌博浪费贪污等弊,且早起早眠,清晨七点半即在办公室矣’”。经过认真的调查,胡政之先生认为“这些话都是事实”。

    胡政之先生在他的朋友季雨浓等人的陪同下,深入考察了广西民团的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前,有人认为广西编练民团,实行全省皆兵,将不免于滥用武力,进行内战。经过考察,他认为,“此亦不足为虑,因为广西共需二万五千村长,依已训练者亦不为多,后备队则仅受过一百八十小时的训练,自卫乡土或可有用,以之从军,断乎不能。况且干部所受教育,颇为复杂,小之保护桑梓,大之对外御侮,或可号召得动,如果滥用于内战,恐不待出境,便当瓦解”。胡政之先生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八年抗日战争,广西出兵多达九十四万六千七百一十五人,所征兵员多为受过了民团军事训练的团兵,军事素质较好。桂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抗日战役,桂军士兵英勇善战,杀敌卫国的精神在抗日战场上有口皆碑。

    胡政之先生曾向白崇禧提出过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你们办民团把武器发给民众,又给他们进行军事训练,难道你们不怕民众起来造你们的反吗?他们手里有枪杆子啊!

    白崇禧听了,哈哈一笑,说:“有人议论我们办民团是教猱升木 ,等于养成老百姓的造反能力。不知一个政府而怕人民造反,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政府,因为只要政府好,百姓爱护之不暇,何至起来革命?如果因为怕人民革命,便不敢养成民众武力,结果也未必避免得了革命。”

    胡政之先生认为:“这是很透辟的话,值得介绍一下。”

    胡政之先生遍观广西的形势,有感而发:“我旅行所经,看到许多乡村,辟有乡村公路,设有公共苗圃,整洁肃穆,是为改革力量达到下层的表征。如能循序渐进,再得三五年继续不断的工作,一定有更好的成绩。”

    白崇禧不愧是统兵的强将,治世的强人。三国时代,给诸葛亮几十年的偏安局面;然而民国年间,对“小诸葛”却颇为吝啬。就在胡政之先生的那篇堪称历史经典之作的《粤桂写影》在《大公报》发表之后才及一年,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突然发起反蒋运动,广西被拖下水,与蒋介石兵戎相见,打乱了广西刚刚走上正轨的各项建设。虽然蒋桂之间最后形成和局,没有发生内战,但次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强敌入侵,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广西子弟兵出发到前线抗日,广西省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了。随着战争的扩大,国土逐渐沦丧,百万难民从全国各地沦陷区不断涌入广西,桂系自顾不暇,原来的建设规划,便无以为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桂系为了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和着眼于未来的民族自卫战争,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和“三自”“三寓”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全面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广西获得了“模范省”的美称,也为桂系投入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抗日战争,在组织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那时候,到广西参观访问的国内外名人和各界代表团众多,发表赞扬广西的文章也多,但是只有胡适先生的《南游杂忆》 和胡政之先生的《粤桂写影》 两篇长文影响最大,成为历史经典文献,为我们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广西,打开了两扇窗口,闪现出一种远去的历史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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