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计划没有变化快,我还在跟周世昌他们讨论着怎么捞钱的几天里,发生了不少事。
第一件事就是比尔·盖茨决定访问中国。
这件事的起点是国内一批计算机生产商——尤其是太阳电子在内的跟微软签订了OEM的几个头牌企业,纷纷通过了ISO9001认证。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比尔·盖茨闻讯之后发表声明,希望同国内诸企业“进行深层次的全面合作”,并决定来中国瞧瞧。
在这之前,用友已经跟微软签了长期合作协议。
中国大陆市场这块大肉,终于滴下让人垂涎的油水。
而比尔·盖茨欲造访的第一站,却不是太阳电子,是96年亏损严重的香港联想,事实上在我记忆里,他也是去的联想,但去的是上海联想,顺便还跟上海市政府签订了Windows NT支持上海网络发展的协议,上海热线自此诞生。
当然,这件事也就罢了,在我看来这对我的种种投机倒把生意并无影响。深圳那边,4月份姜博士的成果终于体现出来,超强纠错芯片出炉。国内铁定要多一个VCD机品牌了,只要VCD机的产量和销量上去,新媒体研发的计划就能跟上。这不仅是钱的事,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赚钱,其次就是融入亚洲媒体市场,寻求海外关系,积累经验。这些东西不是花钱就能买来的,我们不似那个比尔·大门同学有数不尽的钱可以砸在一个项目上,用钱累积经验。相反,我比他强的地方正是我有经验,要靠经验来捞钱。
虽然这些经验已经越来越少可用的了。
第二件事则是关于王小波新书的,新闻出版署最初打算禁掉《青铜时代》和《未来世界》,理由不外乎老生常谈那几条。但之前已经有了尚方的那次事,而且凤凰卫视又刚开播,也不好对我们的事儿做得太过,这件事私下里跟蔡青说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了,书照样出。
至于文坛那些“格调高雅”的作家们怎么骂,那跟我无关,我相信王小波骂人本事不比鲁迅差,随便找几本不怕查的杂志使劲闹去,好歹也是个活广告。
进入4月之后,我不断被鲁倩拖出去玩,尽管我这个人无趣又凶,她还是执意来找我,反正十几岁的小姑娘是没有面子可言,而我也不能做得太过分,毕竟是鲁薇的妹妹。
就这样,隔三差五我要陪鲁倩去喝个茶,看看新鲜玩艺什么的。96年大城市不说,小城市里流行着种种港台偶像的音乐和日韩服饰,这些东西都让鲁倩着迷,我想想我当年也差不多,不过我迷的是邮票、古币和旧书之类的东西,前两样能赚钱,后一样有趣。看来不同环境下的孩子关注的东西肯定不一样。2000年远走南方的时候我把自己收藏的所有邮票都卖了,留下一堆回忆和无数碌碌的时光。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对鲁倩,我一直都用不咸不淡的态度搪塞。一个还是幼女的小姑娘我自然不会有什么想法,况且张小桐摆在那里做对比,能比我表姐好的姑娘全世界打着滚数也没几个。我陪她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寂寞,没有什么人在身边。
平均保持每天跟张小桐三个小时电话滔滔不绝依然不能解除相思之苦,我经常嘲笑自己:张小桐走之前我还没事自我安慰说反正小别胜那啥,现在看来,是一天不见就慌了神,一个月不见就茶饭不香。
我以前从未想过,我居然能再一次爱一个人如此深。
张小桐不在身边的日子依然要照旧过,我强振精神,开始写我们几年来共同相处的回忆,打算等她回国时给她一份惊喜。对于浪漫,我懂的不是很多,但我知道,只要真诚,有感情,一切行为都可以浪漫。
浪漫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对行为的自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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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我要跟蔡青去一次深圳。姜博士有意向我们炫耀一下他的辉煌成果,我也想见证一下能走入普通家庭的廉价VCD机的最终形态。横竖北关市也没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就当南下散心了。
家里知道我又要去南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决定很有一点独断专行的意思,让父母很没言语。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不过不这样就要费很多口舌解释,而解释这种事是我以前最不喜欢做的。不是说人生不需要解释,只是我觉得有时候与其费心解释还不如踏实做点什么。尤其我这种解释还很麻烦,我总不能说我的一些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以后某些事情的发展走向吧?
像现在这样,能在平时享受以前难得的亲情,我已经很满足了。任何事都有个过程,我得到一些必定会失去一些,让父母对我的看法慢慢改变吧。
好在之前广州之行给他们增添了很多信心,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情况不是很严重。更何况我每次去身边都有一个能干的手下陪着,两老也就把许多担心过度的话留在了心里。
我和蔡青商量了一下,最近她也不是很忙,我们选择了慢悠悠的火车,先到广州,再从广州分公司叫一台车,直接一路到深圳。广州的流花火车站有直转深圳的车,我对那里稍微有一些了解,如果让蔡青陪我,还是不要走这些麻烦路比较好。
蔡青出远门是家常便饭,旅行的事都是她在准备,不过陪我出远门是第一次,她也觉得挺好玩。
我给刘明耀打电话:“哥哥,借您的蔡姐姐一用,不介意吧?”
刘明耀好像正在喝水,听我说完一连串咳嗽,半天没缓过来。
“瞎说什么呀你……我,我们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呸!”我唾他,“你说你们家有棵樱桃树你小时候用斧子砍了它我都信,这个就是不信。”
“嘿嘿,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我和蔡青在16日晚上从沈阳动身,坐的是T235次特快列车。说是特快,到广州也要30多个小时——在96年,火车数次提速这种胡话我还没听什么人说过,不过90年代中期的火车服务态度很好,乘务员和蔼可亲。当然我绝对不会恶意揣测这是因为软卧车厢里的人都比较有钱这种可笑的缘故,我相信伟大的铁路工作者们——虽然中国的铁路特色就是晚点和黄牛票。
软卧车厢看起来也不比硬卧豪华多少,我和蔡青对视了一眼,无奈地摆好行李,开始说些闲话。我平时跟蔡青的交流甚少,可说的话题倒也算丰富。我不是个特别喜欢滔滔不绝的人,但也绝对不会闷头不说话,除了对张小桐之外,对别人话也不少。
我最初对蔡青的认识来自于鲁薇的推荐,后来一直是隔着一个公司遥控,接触并不多。蔡青在某些地方上跟鲁薇很像,那就是工作态度非常认真,而且能把公司的事当自己事办,这也是她为何能迅速成为公司领头人之一的主要原因。
我很欣赏这种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理型人才的能力相差上没有太明显的标记,除非是周世昌那种敏感的天才,一般人与人之间比较起来,未必谁比谁差,看的就是认真不认真。
这也是我几年工作下来的一个粗浅结论,蔡青、鲁薇、刘明耀之所以能在我的指挥下发挥他们的能力,有现在这个成就,跟他们这些人认真做事的性格脱不了关系。
一个认真对待自己的人是非常容易成功的,而一个连对自己之外的事都认真的人,通常没什么理由不成功。
敬业这种老生常谈已经很少有年轻人喜欢谈了,但我觉得这个话题永远都不过时。
我跟蔡青开玩笑:“蔡姐,这种四人车厢让两人包下来,通常是三流通俗小说香艳情节的开端来着。”
蔡青灿然一笑:“怕什么?你给出的结局不是总能出人意料吗?”
“也都是意料之中吧。”我说,“其实很多时候我忽略了一些不可见因素,很像走钢丝。”
“不可见因素?”蔡青不明白我的意思。
“打个比方。蔡姐你知道现在咱们用的电脑键盘最初是给打字机设计的吗?”
蔡青点点头:“这个我知道。”
“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吗?”
“不知道。”
我从行李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给蔡青比划。
“以前的打字机,因为打字员速度太快,很容易卡住。所以键盘设计成让打字员尽可能不能快速打字的布局。但是因为某种不可见的因素,打字机键盘成为了电脑键盘,后来取代了正统键盘。”
“不是因为打字机的使用率高导致的吗?”
“有一部分原因,”我说,“单是正统键盘,那种能快速打字的键盘,从此不见了。VHS格式录像带也一样,当时日本市场上群雄并起,录像带格式为何只留下一种VHS的呢?这种不可见因素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蔡青有点明白我的意思了,微微点头,等我继续说下去。
“蔡姐,您知道顺时针的方向吧?”
“呵呵,当然知道。”
“那您知道以前的时钟也有逆时针方向的吗?虽然从功能和使用上来看,一点也不影响。”我说,,“但是最后历史选择了顺时针,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在其作用,我们也不知道。”
我长叹一声:“所以,即使大方向上我们始终没犯什么错误,这些细节因素也不好说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变化,咱们就都吃了亏。”
蔡青笑道:“是非成败转头空不是你常挂在嘴边的么?怎么?看不开了?”
“看的开。”我扭头看火车窗外的郊野,偶尔一点灯光一掠而过,“看不开也不会这么不要脸地往前穷追猛打了。”
我和蔡青正说着,有人敲门。
蔡青起身去开门,门口站了一个看起来神情猥琐的中年妇女,手拿一台小的卡西欧手提电视:“要不要看片?10块钱一个小时。”
蔡青回头用眼神询问我的意思,我摇头:“不用,我们自己带了笔记本电脑。”
中年妇女不肯走:“电脑没电块,我这个有备用电池,能用10个小时。”
我跳下床,拉开随身带的旅行袋,亮出一兜子备用电池:“我们带了10块笔记本电脑备用电池,多谢关心了。”
中年妇女难以置信地看了旅行袋一眼,确定那确实是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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