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十

    毛泽东对西藏问题有两条基本方针：一是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绝不允许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西藏，首选方式是采取和平手段。自然，也决不放弃军事手段。其中，昌都战役就是最好的注脚。至于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毛泽东已经讲过多次了。

    为了能够做到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西藏问题，早在一九五○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就曾致电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我们对班禅的地位，终须有适当安置，先就班禅集团内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是需要的，请物色候选人报告中央，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接着，毛泽东在部署进攻昌都的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印度迭次向**集团传达和谈的信息：“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但是，**集团拒绝中央的和谈建议，我军被迫进行昌都战役，一举击毁了**集团赖以搞独立的资本藏军主力，为我军进军拉萨打开了东大门。

    朝鲜战争爆发了！随着朝鲜战场朝着有利于我的态势发展，美国及其他一些对西藏有着不可告人目的的西方国家，借着所谓西藏问题，对我国发动了最为猖獗的攻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诬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侵略”，《纽约时报》狂妄要求联合国出面“干预”；印度三次照会中国政府，竟说：“中国军队之入侵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叹的。”会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难于与此同时进行”，已经影响到印度与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在这样大的国际背景下，**及其随行人员，就在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的前一天元月一日出走至西藏边境的亚东，坐观其变。**及其同伙希望借助国际反华势力，达到所谓***的反动目的。

    上述借西藏问题掀起的反华浪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当时在石家庄休养的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论，要有理、有力地予以揭露，全面地阐述我国在西藏问题上不可动摇的立场。同时，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三月二十一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指出：“希望**不要离开西藏。如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办法来解决，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将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同时，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域。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反动势力，保卫中国边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果**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的地位仍然可以保障。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增进一步，中国西藏还需要同印度通商。”

    **集团在各种正义力量，其中包括在昌都率藏军起义的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推动下，几经周折，他才同意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周恩来获悉这一消息之后，他当即与刘少奇联名致信仍在石家庄休养的毛泽东：**现在“一方面声明已派阿沛（即在昌都放下武器的西藏驻昌都负责人）为赴北京的和谈代表团团长，并派两助理代表经印度赴北京；另方面带信给阿沛，委其为全权代表，称其为西藏僧侣中最有威信的噶伦，劝其好好赴北京和谈”。我们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他是拉萨、亚东两方面都承认的代表，因此仍以说服阿沛来京谈判为有利。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见，请中央人民政府立即电告西藏，请速派阿沛等人来北京谈判。

    阿沛一行从昌都出发，途经甘孜、重庆、西安等地，于四月二十二日到达北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宗教界人士等亲赴火车站迎接，欢迎仪式十分隆重。接着，毛泽东由石家庄回到北京，指派李维汉等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于四月二十九日与以阿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谈判。进行正式会谈六轮，于五月二十一日结束，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五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毛泽东不仅出席了会议，而且还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上述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不仅高度概括了西藏问题的由来，而且还为西藏的未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或许他认为一纸协议并不能完全解决西藏问题，抑或是他还预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还有暗流，遂于庆祝签字仪式的当天五月二十四日，他又给**喇嘛写了封亲笔信。略谓：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会谈。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讨，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接纳。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解决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两千多年以来少数地主垄断大部土地的现实，自井冈山时代起，他就亲自动手搞调查，草拟出了有关的法规。后来，尽管中国革命有沉浮，时代大势有变迁，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让中国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有地种，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即使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他还在考虑在新解放区土改，尤其是对江南富农的处理问题。为此，他不仅审定了有关土改的各种大法，而且还写下了许多很有指导性的意见和批示。他考虑到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要求“所有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区，由于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决定在一九五○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并对上述地区依照具体情况分为三类：第一类，江苏、湖北、广东、陕西等九省地区，在一九五○年秋收以后，有条件的可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第二类，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可实行土改；第三类，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前都不实行土改，何时土改另行决定。同时，还明确规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

    由于江南的地主不仅与大中城市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有着各种血缘或朋友的关系。所以，自实行减租以来，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或多或少地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上告信，非难实行减租以来出现的所谓过火行为。像黄炎培、张澜、程潜、陈叔通等知名之士，都采取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作了反映。其中，陈叔通还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大意是：现南方都正在实行减租减息，平均每亩地租减为一半，地主农业税则按其地契上之田亩数缴纳。此外，尚需按农业税之递增加缴累进税，地主就缴之农业税多不经地主之手，而由其佃户在其应缴之地租中代为缴付，不敷之数，则由地主负担……陈（即陈叔通）最近收到家中电报云，今年秋季尚需缴的农业税二百担米……当地催迫甚急，已将其家中看门的抓去看押，限本月二十日缴清。二百担米……约折今人民币四千万元（旧币）。陈表示，此税必须缴纳……乃拟将家藏之陶器（器上有图案有字，甚宝贵，价格很高）数件，呈送中央或地方政府，陈不要政府之收购费，但拟请中央（或地方）电告华东局转知当地政府，允其家中的每年两季应缴之农业税直到土改时止，都予豁免。……

    毛泽东看到了陈叔通等人的发言记录，也收到了黄炎培等人转来的反映土改情况的信。为此，他多次给这些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写信，还随时介绍有关各地土改方面的材料请他们看，希冀帮着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志士仁人转变立场，积极投身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中去。由于黄炎培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又自称是他毛泽东的诤友，所以，他还多次听取黄炎培的汇报，并朋友式地商讨有关情况。一次，黄炎培说到激动处，当面向毛泽东请缨，想亲自回到生养他的江南水乡做调查研究。毛泽东听后十分感慨地说道：

    “黄任老，你的精神我是敬佩的！共产党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诤友，我们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好一些。”

    “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下江南做调查了？”

    “同意了！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调查做参考。”

    “请主席直言相告。”

    “一、黄任老官至副总理，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此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你毕竟是七十有四的高龄了，也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能骑马观花走一趟就不容易了；三、如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请主席放心，这次下江南考察，一不住亲朋好友家，二绝不住在地主的家庭。主席还有什么嘱托吗？”

    “我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育农民，提高认识。”

    “时下，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的文物大法，不知主席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

    “有！”毛泽东沉吟良顷，郑重地说，“举个例子说吧，过去，尽管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的祖坟，今天，我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做文物保护起来。”

    毛泽东十分重视黄炎培下江南调查土改，为此，他亲笔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以及陈丕显写信：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黄炎培以七十高龄下江南巡视，仍随队员住进农舍，同农民兄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里的条件较差，考察团的成员挤在一间小土房子里。房中只有一张木床，大家就把黄炎培的行李搬到床上，希望他睡在床上。可是，黄炎培硬是不肯，愿意和大家挤在地铺上，还美其名曰：有福一起享，有苦一起吃。垒砖、搭铺，忙前跑后，他还幽默地对大家说：“我一向高喊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搭铺不行还怎么能万能？别忘了，我除了任之，还叫韧之呢！任之嘛，听之任之以外，就是担当大任；韧之呢，就是坚韧不屈，不畏苦，不畏劳，我可不能徒有虚名噢！”

    黄炎培经过自己亲身的考察，得出了与家乡地主全然不同的结论。他回到北京以后，写出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呈送毛泽东。他在这份报告中首先肯定：“我们访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每个人都在想搞好，大体上已经搞好起来了。”土改之所以办得好，在于“土改之前，生产救灾”，“取得人民信仰。”至于有人提出的“和平土改”，“不能说是绝对做不到”，“但是这样基础太脆弱，靠不住”，“必须发动群众，必须唤起农民自觉，建立群众力量”，故“‘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这是一句名言。”……

    毛泽东看了黄炎培写的报告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在亲自做黄炎培工作的同时，还多次与张澜、程潜等老朋友谈心，送转有关土改的材料给他们，使之认识到了土改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障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说：“这种叫喊（指加重人民负担）的来源，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挑拨离间的阴谋。其次，这种叫喊是大部分来自地主阶级。对这种叫喊，应该加以警惕，并且不要轻于置信。”

    程潜说：土改中所传的偏差和错误，“有的是事实，而大部则是匪特的造谣和顽固地主的叫嚣，决不可一概而论。据我的考察，广大的新老干部，在生活上及其服务情绪上，都是能够忍苦耐劳……假使没有这些干部的艰苦奋斗，我们几个月来的成绩，是不会有这样伟大的。”……

    毛泽东在领导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中，不仅从真正意义上摧毁了封建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土地还家”，解决了耕者有其田这个了不起的革命任务，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通过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思想水平。另外，我们通过上述这些经历过清朝、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所谓的“三朝元老”们的思想变化，还看到了毛泽东那高超的统战艺术，使人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慨叹：“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楷模！……”

    毛泽东自石家庄回到北京之后，时值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刚刚发起第五次战役。因此，他一边解决西藏问题和领导土地改革，一边还要关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的进行。待到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经歼灭了美李伪军二十三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争也转入了相持局面。

    由于敌人在五次战役中损兵折将，使得美国认识到：如果再打下去，一定会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结果，必然与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矛盾。另外，历经近八个月的战场较量，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承认，单纯的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朝鲜问题的。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我进行停战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在此前后，美国派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的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讨论结束朝鲜问题”。接着，美国政府于是年六月初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有意透露：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六月中旬，尚未得到苏联回应的美国政府或许等急了，又通过中立国的外交使节向我国政府进行试探。简言之，美国为其全球战略所驱动，准备与中国和朝鲜举行停战谈判了！

    早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不久，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走，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之后，他又相继提出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亚洲问题的四项建议，并得到了苏联等国的支持。六月三日，中国和朝鲜得知美国政府有意停战谈判的消息后，毛泽东与金日成在北京会晤，商讨了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接着，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又经过认真协商，于六月二十三日，由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再一次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并提议以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它的第一个步骤。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响应，并于六月二十五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朝鲜战争一周年的社论，支持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建议。自然，也得到了北朝鲜政府的认同。

    美国政府终于盼来了中、朝、苏三国同意停战谈判的信息，而这时双方对峙的战线又基本稳定在三八线南北，与战前南北朝鲜领土划分的格局大体相同，美国政府命令李奇微在六月三十日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一项表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建议的声明。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发表声明，双方同意与李奇微举行停战谈判，并开始商讨有关停战谈判的具体事宜。

    从此，朝鲜战争又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为此，毛泽东不仅要为志愿军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且还要为停战谈判选任我方的主帅。为此，他主持召开了有关会议，向中央通报了关于停战谈判的情况。在讨论选任我方主持停战谈判主帅的时候，他又十分严肃地说，“说到与美国举行停战谈判，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主席所言极是！”刘少奇接着毛泽东的话说道，“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且它还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因此，这些谈判不单单是中美双方的事，而是和几十个国家的事。”

    “搞得好，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朱德补充说。

    “我看，关键是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代表团的人选。”毛泽东深沉地说道，“这正如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选王明当团长，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搞右倾投降；后来，我们请恩来当团长，就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与会的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组好代表团，选好代表团团长。最后，刘少奇有意地问道：“主席，你倾向谁去朝鲜主持谈判呢？”

    “李克农。”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说。对此，中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建议：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团长为李克农。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由于积劳成疾，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于五月下旬到大连休养，不在北京。因此，在这期间有关内政外交的方针大计，均由毛泽东亲自处理。会后，中央把有关停战谈判的精神以及选任李克农为团长等事，向正在大连休养的周恩来作了通报，并听取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是一位忘我工作的政治家。当他获悉上述消息之后，很自然地想到自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外交部部长，由他亲自主持有关停战谈判是责无旁贷的。另外，李克农不仅是军委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同时还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从哪一个方面讲，李克农都是周恩来得力的助手。因此，当周恩来获悉毛泽东亲自点了李克农的将以后，他认为自己很有必要找李克农交代有关工作。为此，他在休养期间请来了李克农，他们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出乎他所料的是，李克农却讲：“既然主席点了我的将，我就要尽全力谈好。可是我必须声明，由于近来哮喘病犯得很重，身体状况不佳，请中央考虑。”

    “关于你的身体状况，我向主席谈过了，他说可以搞几线嘛，但执掌帅印的一定是克农同志！”

    李克农听后心里顿时涌动起一股热流，使他立即忘记了自己的病情，又像是一位战士那样坚定地说道，“请总理转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接着，周恩来告诉李克农，鉴于李克农的身体情况，中央决定调乔冠华做李克农的顾问。另外，他又告诉李克农，根据毛泽东搞几线的建议，设想把谈判成员分为三线：第一线，由李克农负总责，但对外是保密的。凡重大问题，由李克农向中央和主席报告。同时，在朝鲜也由李克农和彭德怀联系，及时了解战场状况，以便相互配合；第二线，由李克农的助手乔冠华坐镇，乔根据李克农的指示起草谈判发言稿、备忘录，以及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线，由志愿军代表解方等同志出面谈判。最后，周恩来很是诚恳地问道：“克农同志，你对这样的安排有什么意见吗？”

    李克农认为周恩来想得十分周到了！其中，尤其是给他配的助手乔冠华更是知人善任。另外，去年乔和伍修权为台湾和朝鲜问题“大闹联合国”，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此，他只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了一声：“我没有什么意见！”

    最后，周恩来又引用了一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并进而对李克农解释道，“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对此，李克农牢记在心，一直贯穿于停战谈判的始终。

    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与李克农谈话。他在讲了此次停战谈判的意义之后，又很是深切地说道：“克农同志，你有两句话我是很赞赏的：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你这次去朝鲜和美国人打交道，恐怕是软的硬的一起来哟！”

    李克农自然清楚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人打仗，我们中国人不怕；在停战谈判桌上，我们也要斗得过美国人。为此，李克农说道：“一句话，美国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让他们占不了便宜！”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道：“克农同志，你行前还有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没有了，我就希望主席好好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把身体累垮了。”

    “放心，我的身体没问题。从今以后，朝鲜战场打仗有彭总，谈判吵架有你李克农，我就不会像前一阶段那样操心了。”

    但是，由于这时周恩来依然在大连休养，毛泽东还必须为停战谈判操心。他不仅需要找我方停战谈判的代表团交代方略、审定有关的文稿，而且还要亲自动笔起草致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等人的电文，进一步协调有关停战谈判的具体事宜，真是忙极了！

    毛泽东作为政治、军事战略家，十分清楚谈判只是完成政治、军事任务的一种手段。时下的谈判对手毕竟是全世界强权政治的代表，也是**阵线的霸主。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美国人主动提出停战谈判并非是作城下盟，相反它在朝鲜战场还有着很强的军事实力。因此，我方必须把谈判的基点立足在打的上面。这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谈谈打打”或“边谈边打”的战略根据。为此，他“同意彭（德怀）留在联司主持作战及七月十日的干部会议，不去平壤开会”。“同意邓华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谈会议”。并命令邓华“即日动身去平壤，务必于四日晚上或五日晚上，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彭对和谈的意见即告邓华带去”。为了确保李克农、乔冠华以及所有参加停战谈判同志的安全，毛泽东还作出如下指示，略谓：

    （三）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于七月二日二十二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七月四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五日早上，或五日晚上，可到金日成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

    为了确保此次停战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在同敌方代表准备和实行谈判期间，又于七月二日电告彭德怀，对我志愿军作了相当具体的军事部署。略谓：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从上述电报可知，由于在决策停战谈判的期间，周恩来尚未结束在大连的休养，所以，毛泽东事无巨细，全部解决。仅从七月二日至四日三天之中，毛泽东就发出了指示性电文达五篇之多。好在，周恩来很快结束了在大连的休养，毛泽东又回位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正当毛泽东集中全力大抓城乡经济恢复的时候，某些干部的腐化、堕落又给他敲响了警钟，使他不得不思索这是为什么……

    十一

    毛泽东最熟悉中国的历史。他从历代变换的兴亡中真正认识了“载舟覆舟”这四个字的价值。

    毛泽东来自人民，也得益于人民，他才向全体党员、向全军指战员立下为人民服务的训教。

    或许是因为这种原因，他在进驻北平之前一再说明：我们不做李自成。就是随党中央迁往北平之后，他也不愿意搬进毗连故宫的中南海居住。另外，抑或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进驻北平的第二天就和诤友黄炎培谈兴亡之道，寻找共产党人跳出黄炎培说的那个“怪圈”的措施。为此，他曾采用整风的办法谨防全党、全军“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也可能“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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