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央苏区丢给蒋介石，遂又采取逃跑主义的策略进行战略转移。

    在宗派主义者的眼里，大凡反对他们的人都被视作宗派主义。实际上在博古的眼里，毛泽东就是最大的宗派主义。或许由于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与朱德等同志一手创建的缘故，博古一直怀疑毛泽东“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至于李德，就更是“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因此，当博古听到毛泽东为瞿秋白请命的话后，断然回答说：

    “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

    毛泽东听后愕然，自知再说也不起什么作用，遂转身拂袖大步离去。

    四

    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处，顿感昔日的温馨已不复存在了。他望着默默为自己收拾行装的贺子珍，想打破这种沉闷气氛却找不到话题。这时，或许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嘴笨，连宽慰自己妻子的本事都没有。也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他不知不觉地又与贺子珍谈论起红军转移谁留谁走的问题。但是，当他获悉自己的弟弟毛泽覃等人不能随部队转移时，这才恍然醒悟是“沾了他的光”。为此，他那本来就非常复杂的内心又添了一份歉疚。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很快就从这种矛盾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又站在战略家的高度暗自审视起这次红军突围转移。

    “博古、李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

    毛泽东的自问是痛苦的，因为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意图上，一直都与博古、李德这些军事教条主义者意见相左，即使他提的建议是正确的，也被他们讥为是“游击主义”的点子而不采纳。加之，这时的博古、李德以军事机密为由，使毛泽东并不清楚红军此次突围转移，是为了抛弃中央苏区，转战至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黔边重建革命根据地。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了解博古、李德等人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但是，当他想到周恩来那欲言又止的表情，遂又喟叹摇首，只好作罢。

    翌日，毛泽东留在家里继续思索怎么办的时候，突然闯进两位红军指挥员，异口同声地说道：

    “主席，我们来看你了！”

    毛泽东闻声一看，见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到了，十分高兴，忙让道：

    “是你们来了，快请坐！”

    林彪，原名育蓉，于一九○七年生于湖北黄冈县。早年受同族长兄林育南、林育英的影响，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并于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再后，随军北伐，参加南昌暴动和湘南暴动，并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一九二九年春，随第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出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第四军军长、第一军团军团长等职。实事求是地说，从山头讲，林彪是毛泽东从井冈山带出来的嫡系；从能力而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他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立下不少战功；就是在长达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虽说打了不少败仗，也有不少的苦劳。那时，他不过二十几岁，毛泽东一直把红军主力军团交由林彪指挥的目的，一是说明林彪确有指挥才能，再也证明毛有意在培养林彪。

    聂荣臻，于一**九年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镇一个大家族中。虽说他一来到人间就家境破落，但父亲依然想方设法让他读书。后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在一九二三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年底转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深造，后又转入红军大学就读，和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二五年六月，与叶挺等人回国，先在黄埔军官学校执教，后作为广东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参加南昌暴动和广州起义；不久，转入上海，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就在周恩来撤离上海不久，他也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赣州战役结束之后，又调任红一军团政委。从上述经历看，聂荣臻一直与周恩来在一起，且相知甚深。但是，由于他在红一军团任政委近两年，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干。加之红一军团中的指挥员多为毛泽东的属下，间接知道了毛泽东是如何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因此，他对博古、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是持反对态度的。日前，他与林彪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回瑞金待命。今天，周恩来找他和林彪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做战略转移，要他们秘密做好准备，但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会见结束之后，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他们便一同前来看望。

    对于林彪和聂荣臻的造访，毛泽东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和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或曰浸透着他多年治军心血的老部队的指挥员前来看他，自然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情分；另一方面，在这种危厄的局势下，红军主力军团的指挥员突然出现，一定和红军突围转移有关，说不定能从这两位部属的口中获悉博古、李德等人的战略意图。所以，他有意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聂荣臻抢先答说。

    毛泽东一听点了点头，故意反问：

    “什么任务？”

    “要转移。”聂荣臻答说。

    “你们知道了？”

    “我们接受任务了。”聂荣臻又答说。

    接着，一向不爱说话的林彪讲了周恩来同志接见他和聂荣臻的情况。最后，他直言相问：

    “你是主席，一定知道这次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吧？”

    毛泽东听后笑了，并有意打住谈话的议题，说：

    “怎么样？我们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吧！”

    聂荣臻和林彪来访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从毛泽东这里“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但是，当他们一听毛泽东的话音，遂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

    但是，聂荣臻同志当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和他们一样，对于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也毫无所知。

    瞿秋白所关心的依然是他能不能随红军转移，因而当聂荣臻和林彪告辞离去之后，他就焦急地问道：

    “关于我的事，你向中央反映了吗？”

    提起这件事，毛泽东就有气。但是，当他一见瞿秋白的表情，遂又把这气压在心底。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给他们谈过了，不顶事。”

    瞿秋白听后愣了片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毛泽东沉吟良久，他想到张闻天不仅与茅盾等大文学家有过交往，而且和王明、博古等人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知甚深，遂又出主意道：

    “你可否向洛甫同志谈谈，或许他的话顶事。”

    瞿秋白听后摇了摇头，怅然地叹了口气，说道：

    “我跟他谈过了，他也找博古同志说了，结果是一样的：我必须留下。”

    毛泽东无比愤慨地拍案而起，险些说出“岂有此理”的话来。他告辞而出，心情沉郁地走回云石山。他刚一走进这座古刹的山门，院中传来话声：

    “老毛，你有时间吗？”

    毛泽东循声一看，一位身材较为魁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红军干部伫立在庭院当中，他的表情显得心事重重。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同志。时人都叫他洛甫同志。

    张闻天，上海南汇县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十分要好。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参加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久，他赴美留学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在这前后，他的兴趣在文学创作上。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创作是很有成绩的，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页。他自新大陆回国不久，即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十月，赴苏联入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并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三一年春回国。他在苏联的六年中，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一般的留苏学生心目中，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师长。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苏联那特有的教条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应当说及的是，由于他没有权欲和野心，个人品质是值得称道的。

    一九三一年春天回国不久，他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之职。从此，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理论建设上。作为理论家，尤其是正派的理论家，他是愿意向真理投降的。他来到中央苏区以后，残酷的革命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指导革命，是一定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因此，他决计在革命的实践中修正自己的错误。结果，他和相知有年的战友、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当时，长城抗战爆发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共同抗日三条件”，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但是，出张闻天所料的是，由此他和博古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了。对此，他曾做了如下的回忆：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发生了。首先关于三条件的理解，我们一开始即有分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

    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始于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事后，张闻天回忆道：“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诬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博古为了缓和关系，借李德的口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换言之，“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

    诚如前文所说，张闻天是一位愿意向真理投降的理论家，最反对搞非理性的派别活动，但当时他并没重视博古这句话，继续坚持他自认为正确的立场。这样一来，旧有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新的矛盾又时时发生，怎么办？坚持宗派主义立场的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请看张闻天同志的如下记述：

    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张闻天是大理论家，对博古、李德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当然有他的看法；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对“三人团”在长征前如此准备和行事，他也认为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他在反“围剿”的失败中逐步认识了毛泽东，也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对博古——包括他自己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排挤措施开始有了反省。说到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曾讲过如下这段话：

    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事，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眼下，博古等突然宣布红军突围转移，可是红军转移之后将会是个什么结果，张闻天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在他进入中央苏区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是不赞成李德的指挥的，并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过不少建议。随着反“围剿”的节节败退，尤其是在广昌战役大败之后，他听到了不少指战员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略实施的表扬声。他十分清楚，这种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怀念，实质上是对博古、李德指挥的不满，是希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作战。由于他没有权欲，每每他都暗自说道：“为什么就不可以让老毛指挥呢？”现在，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红军未来将转移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为此，他就很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他主动找毛泽东的缘由。

    毛泽东对王明、博古这些只会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留苏生十分反感，对共产国际把这些宗派主义小集团人为地扶上台更是有意见。但是，他对张闻天同志的印象却是很好的，就是张在党内负总责时期，他也称张是“明君”。因此，当他听到张闻天同志问他有没有时间之后，忙答说：

    “有时间，去你的办公室谈好吗？”

    毛泽东与张闻天坐定之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洛甫同志，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连秋白同志随军转移这样的事都做不了主？”

    张闻天听后叹了口气，很有情绪地答说：

    “他们规定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字，由我提出名单，交由他们批准。瞿秋白的请求我如实地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