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何键认真地研究了这则电令，正当他准备分别下令实施之际，中央红军于翌日——十五日全部从郴（县）宜（章）间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就是说，蒋介石在上述电令中所最担心的问题——“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已经变成了现实。因此，他不得不向蒋氏陈情，更定其部署。他在电令薛岳、周浑元、刘建绪等人火速来衡阳的同时，又以追剿总司令的名义下达了更定部署的命令。其中特别电示薛岳：“薛总指挥所部与陶、成、章各师及李觉所部，均仍遵元亥电令办理。”

    薛岳收到何键的电令之后，以十分不愉快的心情赶到衡阳，拜会新的顶头上司何键。官样文章做过之后，遂与先期赶到的各军军长刘建绪、吴奇伟、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等及各路军参谋长会商“追剿”红军的计划。按照程序，何键起身宣读有关南昌行营的指示，向蒋氏的嫡系将领薛岳、周浑元等做个姿态：我何键是忠诚于蒋委员长的。接着，由作战参谋报告敌情。而作战参谋例行公事似的照本宣科，大意谓：“据南昌行营及南路军战报与沿途作战所得资料估计，红军西进番号有一、三、五、八、九等五个军团由朱德、毛泽东亲自率领；正规红军与地方部队、民夫等通过余汉谋防线时，人数当在十万以上。唯沿途被截追于粤、赣边及粤、湘边损耗很大。据湘南民团指挥胡凤璋及汝城县陶县长报告：红军通过文明司时，实有人数约六七万人（内民夫很多）。”这就是当时何键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敌情”。

    从上述材料可知：上至南昌行营的主帅蒋介石，下到所谓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均不知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足见得对“敌情”掌握得是何等的不准确。再接下来，就轮到何键主持所谓的会商会议了。他十分客气地说道：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下边，请前敌薛总指挥先谈谈对敌情的判断，然后我们再落实委座的指示。”

    薛岳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将军，他的一切出发点就是打胜仗，并以此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得到军人那特有的满足。因此，他对分析军情、制定作战方案等是非常看重的。可以想见，他对何键所准备的上述“敌情”判断是很不满意的。然而，他这时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实情也知之不多，说不出语惊四座的“敌情”来。况且，他深知即将开始的湘江会战是何等的重要，万一由他提供的“敌情”不确而招致失败，他也吃罪不起。可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首次会商会议上不甘寂寞，一定要说出比总司令何键高明的见解，并以此宣泄他位在何键之下的不满。当他听到何键有意点了他的名字之后，便肃然起身，缓缓地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使得他那本来就威严的神态越发显得有点可畏了。接着，他方说道：

    “军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说实话，尤其是在大战将即的前夕，就更需忌说虚话和废话。时下，我们对流窜到湘南**的实情都知之甚少，但他们西窜的兵力绝不会比在赣南、闽西时强。因此，我想根据我在江西近一年剿共的经验，向诸位将领谈谈他们诸军团的实力，或许更有所助益。”

    何键听后感到是那样的刺耳，真想和他当众理论他准备的“敌情判断”有哪一处是虚话与废话。但是，当他想到对薛岳这样不懂政治，且又仗势欺人的军人只能以柔克刚之后，遂又把猝起的怒气压在心底，故作笑态地说道：

    “薛总指挥说得好，下边请他实打实地讲一讲他所了解的**实情，为诸位提供可靠的参数。”

    薛岳一听何键这短短的讲话中，竟然用了三个“实”字，心里更是觉得不是个滋味。但是，当他一看何键那做出来的亲善表情，禁不住地暗自骂了一句：“老谋深算的家伙！”他转念又一想，自己也应有政治家的风度，遂又讲了如下这段又臭又长、且史有所记的话语：

    “红一军团林彪部系朱、毛起家的嫡系部队，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九年，曾在湘、赣边活动，战力最强，善于机动与突击，所辖第一、二两师曾在延寿与粤军李汉魂部发生遭遇战，颇有伤亡。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湖北人，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红三军团彭德怀部（辖第四、五、六师）非嫡系红军，一九二八年彭在湘军当团长，于平江起义，所部在湘、赣边扩充后，在江西、福建方面作战也尚能打硬仗；据说该军团有不少湘军旧军官，并具有一定独立性，在红军中仅次于红一军团；彭出身湖南讲武堂，作战骁勇沉着。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所辖第十三师、三十四师，在江西作战时期表现有顽强的防御力；该军团多北方各省士兵，董振堂原是第二十六军孙连仲部旅长，后在宁都起义；该军成分不纯，突围以来一向打后卫；如发现此番号应加以猛击。红八军团军团长不详，在江西围剿时没有发现此番号，当然是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不会强；突围几次出现在侧翼，可能是牵制掩护军团。红九军团罗炳辉部，罗为云南人，出身云南讲武堂，原在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当过营长，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在江西吉安率民团起义；该军团有一定机动能力，比诸红一、三军团较差，突围以来多任侧翼掩护。查红军总部及共产党中央确随红一军团之后行动……据飞机侦察，红军行动迟缓，远非江西时期可比。”

    薛岳讲到此有意停顿了一下，看看与会者的表情，遂又操着不容置疑的口气，作了如下判断：

    “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伎可能性大。为此，追剿军按照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加以追堵是刻不容缓的措施。”

    薛岳的长篇讲话虽无多少新意，但在其他与会的将领来看，却有咄咄逼人之势，不敢小视这位来自“天子”脚下的前敌总指挥。因此，大家听后多给予虚意的吹捧。何键作为总司令，似可说得比薛岳还要详尽些，但是他积多年之经验，作为主将以多听为上，最后再综合平衡，结而论之。故一俟薛岳发言结束，便采取哄着薛岳高兴的语气说道：

    “薛总指挥为我们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发言，我听后很是受启发，如果诸位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根据薛总指挥对敌情的判断，一块议商追堵作战方针。”

    “可以！”与会者相继答说。

    很快就议出了利用湘江地障进行追堵的方针：“共军西窜，沿萧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追剿军基于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剿。”

    是日夜，何键和薛岳根据与会将领会商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如下追剿军作战要领：“如红军全力渡湘江西上，即照原定方针，湘江沿岸堵击兵团，协同地方军队进行堵截，迟滞红军行动，使尾随部队追歼；如红军在道县附近向南窜入桂境贺（县）富（川）地区时，追击兵团进行穷追，配合富川堵击的地方军队共同行动；如红军不经道县由宁远北经零陵，向东安西北进拱江，企图与湘西萧（克）、贺（龙）会合，即将原堵击兵团与机动兵团，进行东西截击。”

    最后，何键与薛岳议出作战序列、作战任务与部署之后，拟成文字，电告南昌行营，请蒋介石恩准。

    翌日——十七日，蒋介石可能是最为担心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成功，沿萧克转移路线西进，竟然发来了“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何键与薛岳读后更加明确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那就是务必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一带。但是，当何、薛研读了蒋介石钦定的指导要领之后，感到桂军是此役胜负的关键。为此，薛岳直言相谏：

    “何总司令，我以为你应派出得力大员，与桂系主将白健生面商，以取他日协同作战之利。”

    其实，何键早有安排，则顺水推舟地说道：

    “好！派刘建绪将军前往如何？”

    “好，好！”

    刘建绪，字恢先，于一**二年生于湖南醴陵县青安铺山背冲。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与何键为同期同学。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分配回湘，从此他供职湘军之中。由于何键官运亨通，他也紧随其后水涨船高。待到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之时，他已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兼何键为总司令的参谋长。不久，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他为堵截红军西进，在湖南有关地区实行坚守碉堡、清查户口、集中粮食、处理食盐等“坚壁清野”的政策。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的同时，他出任追剿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奉命扼守湘江北岸。由于地缘的关系，他与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相处都不错。因此，当何键受任追剿总司令后，何就决定派刘建绪出使桂系，与白崇禧面商“追剿”红军大计。

    白崇禧，字健生，坐桂系第二把交椅。自然，他也是我国近代有名的军事家。由于他机智多谋，善用奇兵，人送绰号“小诸葛”。北伐之时，他曾受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参谋总长之职，佐助总司令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后与蒋反目，策动第一次蒋桂之战、参加反蒋的中原大战等，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与李宗仁等凭借地利之便，依然保持着桂系相对的独立性。

    一九三四年春天，南天王陈济棠为自身利益，曾主动邀请白崇禧来粤，共商防蒋、防共大计。白崇禧到粤之后遂做赣南行，前后走了近一个月。返穗后以战略家的目光提出：“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共产党的根据地逐步缩小。这一战略战术，有了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方向，这是个关键问题。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带可入粤北……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实事求是地说，白崇禧的判断是准确的。

    是年八月，当白崇禧获悉“萧克部红军由湘南经桂北、湘西入黔时，就判断江西红军会转移根据地”。当他“预感到共军将来全部西移，届时广西就会受不了”。遂借口“广西兵力单薄，要求把原先调往江西南部协助‘围剿’红军的王赞斌师调回广西”。对此，他曾得意地说过这样的话：“这着棋算走对了，不那么样做的话，第四十四师（即王赞斌师）就回不来了。”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之后，蒋介石一再电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竭力防堵，李、白为此惴惴不安，共商大计。在李宗仁看来：“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他们为了防蒋、防共入桂，除去预做军事准备之外，急调时在上海的刘斐速来广西议事。

    刘斐，字为章，于一**八年生于湖南醴陵县潭湾村一个农民家庭。后白崇禧率部入湘，大病于醴陵，经刘斐岳父诊治化险为夷。刘也因此而得识于白崇禧，并与桂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刘斐善谋，深得白崇禧青睐。白为培养刘斐，先送他去江西讲武堂习军，毕业后又有意留他在身边参与军机大事。结果，刘在长年的战争中变成了桂系的智多星。北伐大军抵定武汉三镇不久，白崇禧又亲自选定刘斐等四人前往日本学习军事。一九三○年，刘斐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毕业，因冠全校毕业生之首，被擢送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四年。一九三四年九月，刘斐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权且旅居上海，“本想在五方杂处的上海住些时，以便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但他突然接到了白崇禧要他急赴广西的电文。他立即打点行囊由沪返桂。白崇禧见到他以后，非常高兴地说：

    “你来得正好。现在广西处在共军泰山压顶的形势之下，老蒋再三来电，要广西和湖南竭力堵截，务须把共军彻底歼灭于湖南、桂北地区，免贻后患。广西兵力单薄，形势险恶，任务非常艰巨，你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要来显两手才行呀！我明天到桂北前线去，请你同我一道去看看。”

    白崇禧是刘斐的恩人，他一听白的话，二话没说，“连行装都来不及换，还穿着西装，也没有什么名义”，就同白一路出发了。开始，白讲刘听；继之是他们二人边行边议，一块讨论既防共又防蒋的堵截方案。一次，白崇禧向刘斐如实地讲了桂系兵力部署之后，他忧心忡忡地说：

    “现在共军号称十万，虽说是被老蒋打败了，但……”

    刘斐看着白崇禧久久不语的表情，知是有难言之苦。他虽然回到了广西，但仍未完全进入情况，故接着白崇禧的话说道：

    “牛虽瘠而卧于豚上，对广西来说是会被它压垮的，何况老蒋的部队又跟在后面。”

    “是呀，是呀！”白崇禧立即又来了情绪，“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的确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是呀，我们十八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善后，叫黄季宽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义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

    白崇禧与刘斐在桂北通过实地考察，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送客”。在形式上做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在具体的做法上，由于白、刘判断中央红军企图转移到川、滇、黔山地重建根据地，故应开放一条西进的道路，做到不拦头，不断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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