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篇

泽东来指挥红军！”

    诚如前文所述，朱德是最了解毛泽东的。当王稼祥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之后，他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以及最高“三人团”的领导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迷信外国人，结果丢掉了中央根据地，牺牲了五万多名红军指战员。最后，他无比愤慨地说了这句话：

    “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朱德总司令发言一结束，政治局委员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总参谋长刘伯承、代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相继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严厉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领导和指挥红军。

    就在遵义会议出现一边倒的情势下，毛泽东一向器重并有意培养的林彪却沉默不语。是因为他曾支持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写过《论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文章而内疚？还是他仍顽固地站在李德一边不赞成毛泽东等人的发言？据后来林彪的表现，恐怕这二者兼而有之。

    周恩来是一位很会把握机缘的政治家。尽管他在会前想到了遵义会议的结果：请毛泽东同志出山指挥红军，但是他也没有想到绝大多数的与会者的情绪会是这样的激愤。因此，他越发感到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另外，他深知自己不仅是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最高“三人团”成员，而且他还清楚在遵义会议上，唯有自己才是把这种激愤情绪转化为组织决定的合适人选。换言之，是到了他表态的时候了。因此，他再次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赞成其他同志的发言。这是因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最后，他郑重地说道：

    “鉴于我自己参与军事指挥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赞成改组中央军事领导班子，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挥红军。”

    周恩来的发言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认同，但也遭到了李德、博古等少数人的反对。多年之后，李德还耿耿于怀地写下了这句话：“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与此同时，博古拒不承认自己在军事上犯了路线错误，凯丰等极少数人还在会上公然为“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进行辩护。对此，毛泽东再也忍无可忍了，他针对过分强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我力量悬殊的论点，颇为激动地说道：

    “博古等同志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太强大了，蒋介石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是五十万，和中央红军的力量对比是十比一。我方才已经说明，这不是决定的因素！因为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敌兵是十万，我红军不足四万，是二点五比一，我胜利了；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兵二十万，我红军仍然不足四万，是六比一，我红军又取得了胜利；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兵三十万，我只有三万多名红军，敌我双方的对比是十比一，但我胜利了；就说是第四次反‘围剿’吧，敌兵三十多万，我只有四万多名红军，是八比一，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也是十比一，但东有十九路军在福建与蒋介石作战，南有陈济棠和蒋介石矛盾重重，而这些条件又都是前四次反‘围剿’所没有的，可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博古等同志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也证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是背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机械地套用洋教条的必然结果。这也就是反马列主义‘左’倾军事路线所带来的最主要的危害！”

    凯丰是王明、博古教条宗派中的秀才，也是教条式的理论家。诚如前文所述，他不仅从根本上就反对毛泽东，而且也是自黎平会议以来顽固支持博古错误路线的少数人。因此，当他听到连周恩来都公开请毛泽东出山之时，他的心中就憋了一肚子火；当他再听到毛泽东据理驳斥博古的时候，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大讲了一通所谓“富农路线”、“游击大王”根本不懂军事指挥之后，又说了如下这段攻击毛泽东的话：

    “我看你打仗的方法也不高明嘛，无非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听后淡然一笑，感到凯丰的发言像是失败前的哀鸣。多年之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他和凯丰的这次争论：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对于遵义会议参加者的态度，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文献中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宣告这条“左”倾军事路线彻底破产。同时，扩大会议最后还做出了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自元月十五日开始，十七日结束，一共开了三天。元月十八日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时，两位四川人——总参谋长刘伯承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聂荣臻）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住脚，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建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恰在这时，中央又获悉在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做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一月十九日开始逐次向西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对此，很多人都发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能战胜蒋介石新的围追堵截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