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篇

    由于朱总司令突然出现在阵地上，他就像是无形的精神支柱，一下稳定住了拉锯战式的阵地，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像是吃了一颗必胜的定心丸，把复仇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敌人的进攻。少时，敌人又发动了进攻，他们依仗兵多将广，武器精良，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有效战术，妄图突破我前沿阵地，进而一举全歼我红军的有生力量。这时，朱总司令手持驳壳枪，巍然屹立在掩体中，待到敌人距离我前沿阵地不足三十米时，他大吼一声“放！”我军指战员就像是猛虎下山，子弹、手榴弹一齐在敌丛中开花。为节省弹药，趁着交战的硝烟，有的拿着大刀片，有的上好刺刀，高声喊着“冲啊”、“杀啊”一起冲入敌群之中，把敌人杀得抱头鼠窜，留在我阵地前边的是一具具尸体，和一个个双膝跪地，高举双手的俘虏……

    与此同时，毛泽东立即赶到总预备队干部团的阵地，命令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组织干部团进入阵地，在朱德总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发起反冲锋。毛泽东深知干部团是一批身强力壮、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的连排级干部，他们不仅思想明确，战斗动作灵活，军事技术过硬，而且枪法优秀，多数指战员都能做到枪响敌倒，是我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多年之后，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对后人说：“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御林军。”也正因如此，毛泽东也十分清楚：干部团损伤一个战士，实际上等于减少一个排以上的战斗力。因此，他感情复杂地大声说：

    “同志们！一定要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要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陈赓与宋任穷带领干部团快步进入阵地，立即向敌人发起最为猛烈的反冲锋。这突然的攻击，打得敌人惊魂丧胆，抱头鼠窜。接着，他们向朱总司令报到，接受新的、也是更为惨烈的战斗。朱总司令在明确交代战斗任务之后，不顾陈赓、宋任穷以及警卫员的劝阻，一定要跟在反冲锋的战士的身后前进。当朱总司令刚刚爬上一座小山梁，只见有二三十个敌人冲了上来。朱德总司令立即命令大家占据有利地形，并小声说道：“别慌，等敌人靠近一点再打！”接着，他一挥手中那二十响的匣子枪，喊了声“打！”遂与敌人交火。正当后续敌人就要赶到之时，干部团的指战员抢先赶到了，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朱德总司令望着“救驾”的指战员，乐呵呵地说：

    “好样的，多谢喽！这里没事啦，继续往前打！”

    毛泽东送走干部团以后，亲自登上白马山制高点，拿着望远镜观察已经是犬牙交错的战场。当他看到干部团“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指挥下，出敌不意地一个猛冲，打得敌人丧魂落魄，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指向干部团的战场，连声说：

    “打得好，打得好！干部团立了功，陈赓可以当军长！”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从俘虏的口中获知了敌人真实的兵力：

    是六个团一万多人，而且更多的援军就要赶到。他当即对周恩来等人说：

    “土城不能打了。一、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使我军损失太大。”

    周恩来听后沉吟片时，遂又点了点头说道：

    “我同意！立即回土城开会决定。”

    三

    元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许，红一军团二师跑步返回增援，到达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我军阵地。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王稼祥、李富春等赶回土城镇，由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这次紧急政治局会议。自然，毛泽东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角。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复出之后提议打的第一个战役。他的美好愿望——“不仅对红军的士气是一个鼓舞，而且对阻我红军北上的川军也是一个下马威”完全地破灭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就像古今中外的大军事家那样，在战局于我不利的条件下，仍能正确地提出我军变被动为主动的办法。这也就是毛泽东比其他人更为高明的地方。

    首先，毛泽东扼要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使每位与会者都明白：由于会战之前对敌情侦察、判断有误，我军主动发起的这次土城之战，已经朝着有利于敌人的方面转化。接着，他又果断地指出：“原定由赤水北上过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为了打乱敌人的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川敌恋战，我军应甩掉笨重的包袱，改为轻装，迅速向川南转移，伺机再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当务之急是：迅速结束土城战役，出敌不意地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去。

    自从猴场会议以来，举行重大战役必须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已经形成制度化。自然，发起土城战役也不例外——由毛泽东提出并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这就等于说：土城战役的成败由政治局负责。参加今晚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对土城战役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当毛泽东发完言之后，与会者都深表赞同毛提出的决策，会议很快就转到如何实施这一决策上来。值得一提的是，会议之前，博古却说了一句反映他真实思想的话：

    “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从博古这句话可知：他不仅不承认自己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且对毛泽东仍然耿耿于怀。

    但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懂得“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理，更何况当务之急是如何实施毛泽东提出的“迅速结束土城战役，出敌不意地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去”这一决策。因此，会议未受影响，很快形成如下决定：

    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狙击敌人外，主力应分三路纵队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红一、红九军团和军委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统归林彪指挥，由猿猴场渡河，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及第五师为中央纵队，由土城下游浮桥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及头场坝前进；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直属队及第四师为左纵队，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土城上游浮桥渡河，取道头场坝向太平渡前进。为轻装前进，中革军委决定把一部分大炮沉入赤水河。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右纵队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中央纵队、左纵队经古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地区前进。

    接着，为落实渡赤水的决策进行了分工：“朱德、刘伯承连夜返回三、五军团传达这一决定，并留前线指挥撤出战斗；周恩来负责在二十九日拂晓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桥；军委纵队政委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负责安排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的渡河顺序，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负责政治动员与思想说服工作”。开完会，已是深夜。毛泽东又指示作战科草拟渡赤水的行动部署。待到周恩来签发这份行动部署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九日三时了。

    打胜仗难，打败仗后安全撤出战场更难。下边，仅就周恩来“负责在二十九日拂晓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桥”为例，扼要叙述一下一渡赤水河是何等的不容易！

    赤水河，“以长江支脉为源头，从合江起沿川、黔、滇边境蜿蜒南行。河水奔腾湍急，宽处三百多米，窄处约二百米，要在一夜之间架起能渡数万人的浮桥，谈何容易”！但是，周恩来深切知道背山迎敌的严峻现实，当即把各军团的工兵干部召集一起，下达了架桥的任务，安排了每项县体工作，规定了完成架桥的时间。当他听完架桥部队的困难以后，“首先命令各工兵连在沿河收集船只，向土城居民收购架桥的器材，他自己带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亲自勘定架桥点，最后选择在浑溪口架设浮桥”。有关这夜周恩来领导架桥的情景，当事人做了详尽的记述，为惜墨存史，现摘记如下：

    当夜，天空晴朗，星光闪亮。这是一个使人焦虑、极其紧张的夜晚，前沿阵地，枪声不断，炮声隆隆；赤水奔腾，波涛滚滚；关系全军安危的浮桥，十分艰难地架设着……彻夜未眠的周恩来同志三次带我到架桥现场督导，又三次派我去检查进展情况，向他汇报。必须按时限架好浮桥，才能争得主动。时间就是胜利，分秒必争，工兵部队立下军令状，全力以赴。在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很快收集了十几只帆船，编排在河面上，沉锚停固，形成一条线，然后用竹竿连接，绑在船沿上，再铺上木板，搭成板桥。刚到东方鱼肚白的时刻，一座能供三并行通过的浮桥，终于出现在浑溪口赤水河上。当周副主席目睹这一情景时，喜悦的心情驱散了黎明前的困倦！稳操主动的胜券呈现在眼前。

    与此同时，陈云同志带着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们，奋不顾身地把阵地上的伤员全部抢运下来，做了妥善的安置，把笨重的物资决然抛进滔滔的赤水河里。叶剑英同志彻夜精心计算，安排各部队渡河的时间与先后顺序。李富春同志亲自到各单位进行紧急动员教育。他们在二十九日凌晨四点多钟，分别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他坚定地说：

    “好！开始准备渡赤水河。”

    天将拂晓，周恩来与叶剑英站在赤水河南北两岸，亲自指挥红军抢渡赤水河。我红军指战员以三人齐头并进的队形，踏着浮桥快步渡过赤水河，又大踏步地向西前进了！但是，太阳已经高高悬挂在东南方的天空了，负责指挥红军撤出战斗的朱总司令还未出现在浮桥的桥头，这可急坏了毛泽东！他接连派出通讯员赶往边打边撤的战场，但仍然没有朱总司令的消息。不久，他从前线撤下来的同志口中，方才得到有关朱总司令的准确消息。

    朱总司令连夜赶回前沿阵地，向有关指挥员传达了土城会议的精神。接着，他又赶到红四团阵地，指挥部队有条不紊地撤出战场。他作为红军的总司令，且又是有着二十多年戎马生活的老兵，深切知道统帅对于稳定军心的特殊作用。因此，他不顾杨成武、王集成等团领导的哀求，坚决走在最后边。他的沉着、镇静极大地鼓舞了负责殿后的指战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一直站在桥头，翘首远望，他终于看见了朱总司令大步走来。或许是过分激动的缘故，他竟然大声喊道：“快拿酒来！”当他得知指挥渡赤水河的同志身边都没有酒时，又匆匆让人倒了一大碗热茶水，双手擎举在额前，冲着朱总司令说道：

    “我以为这次朱毛要分家了呢！结果，我们又相见了。我以茶代酒，请喝下这碗热茶水！”

    朱德双手接过这碗热茶一饮而尽，顺手又把茶碗交给警卫员，乐呵呵地大声说：

    “老伙计，我不早就对你说过了嘛，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好！你的福大、命大、造化大，天不灭朱，天不灭我红军。”毛泽东边说边挽着朱德的臂膀，又大声说，“来！朱毛不分家，我们一起渡赤水河！”

    太阳还没转到正南方，我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在浑溪口，一、九军团在元厚场，全部安然地渡过了赤水河。按照规定，我红军预先赔偿了老百姓用以建造浮桥的船只，因此，当即放火烧毁了赶建的浮桥。

    郭勋祺率部赶到赤水河边，只有望着汹涌澎湃的赤水河兴叹！他唯恐匆匆渡河受到红军的攻击，遂下令停止渡赤水。多年之后，郭勋祺曾怀着不安的心情对老朋友——时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说道：

    “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

    “你呀！”刘伯承把手一挥，笑着说，“明打不算，不要介意。”

    后来郭勋祺在刘伯承、陈毅等的帮助下，为解放大西南立下了特殊的功勋；建国后，曾任四川省交通厅厅长等职。此乃后话。

    但眼前土城这一仗，郭勋祺胜了，他深得蒋介石的好评，被晋升为模范师师长。

    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从众多的所谓捷报中发现了一份令他吃惊的报告，那是一个名叫田丰的红军团政委被捕叛变后写的交代材料，从中了解到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情况：“共军内部在遵义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只谈主动硬干，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但内部分裂，军心不稳”等。对此，尤其对“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行动，引起他（蒋介石）很大的注意。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内部意见有分歧，幻想红军会不统一，会各据一方；一方面觉得更应加紧围攻，不可轻敌。为适应中央红军渡赤水河西去的军情，随即调整战略部署：以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以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负责对付中央红军；以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蒋介石在分析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的几种活动可能，遂又对第二路军作战序列重新划分，并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西去的第四天——二月二日，下达了《委任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电》。

    兹令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薛岳为剿匪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吴奇伟为第一路纵队司令官，周浑元为第二路纵队司令官，由龙总司令选定一员（孙渡）为第三路纵队司令官，并以王家烈为第四路纵队司令官。……

    土城之战后，刘湘深知蒋介石重赏川军、电责黔军的用意有二：其一是离间川、黔两省实力派的同时，蒋暗示刘湘必须听我蒋某人的，否则王家烈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其二是要川军，尤其是进军川南、黔北的郭勋祺等部队要全力“进剿”红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达到削弱川军实力的目的。对此，刘湘绝不中蒋介石这一石二鸟之计，他指示潘文华、郭勋祺等部属：倾全力扼守长江，拒红军渡江北上。对此，郭勋祺等也心领神会，他率部于一月三十日“进入土城，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并未北上，于是借口休整部队，停止前进”。后奉命渡过赤水河，“继续尾随红军，相距一天行程，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由川入黔，再由黔入川，跟随红军四渡赤水，但没有再与红军作战”。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由统归林彪指挥的右纵队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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