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篇

    与会者，尤其是周恩来十分赞赏毛泽东这一了不起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这一由弱者调动强者的战略构想，是由不同的战役阶段组成的，这就要求在实施这一积极、主动且又有内在联系的战略构想过程中，必须做到两条：其一，佯动似真，骗过敌人；其二，我军行动机密，必须把这过人的战略招数环环相扣，不准有半点失误。而核心是两个字：“保密”。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者，而周恩来则注定是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实施者。对此，黄火青曾做了如下的记评：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役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他的精神好，青年人都熬不过他……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重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

    如果说周恩来在上海阶段，作为党中央负责军事的常委，和远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是上下级关系，曾经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创建了江西根据地，并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那么在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直到遵义会议之前，在漫长的三年时间里，则是周恩来通过失败的教训，一步一步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在遵义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是出自内心的。也正是由于他有这种敢于在真理面前认输的博大胸襟，才能积极支持并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构想。也就是自此开始，他们之间一直维系着这种奇特的工作关系：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命运蓝图的绘制导师，周恩来则是这一命运蓝图的实施人。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这部悲壮的命运交响曲，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谱写的。就这个意义上讲，伟大的长征交响曲也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谱写的。

    周恩来在讲完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战略部署的意见之后，其他与会者相继发表意见，在赞成毛泽东这一战略构想的同时，就确保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各抒己见。为达到周恩来提出的高度保密的原则，一致认为：要把这一整体战略构想限定在极少数领导范围内。换言之，具体参战部队，只需掌握具体战役的部署。

    接着，中革军委于三月十六日十八时发布《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该部署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此次渡河，以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为渡河司令及政委。

    红军秩序井然地三渡赤水河之后，在毛泽东诱敌西进、北渡长江的指示下，公开摆出北指长江的姿态，浩浩荡荡地经古蔺妙山、金华寺进入石宝寨、大村、铁厂、皇华、镇龙山等地。这时，红军主力接到命令：立即在山沟森林中隐蔽集结，以求新的机动。与此同时，“由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向古蔺县城前进，伪装红军西进，佯作北渡长江的姿态”。

    或许是“天意”，当我“伪装红军西进”的部队赶到镇龙山时，与毫无精神准备的川军一个团相遇，一听说红军主力到了，这些川军于仓皇中放了几枪，就凭借路熟逃之夭夭了！但是，这些善于欺骗上司的杂牌部队，大讲红军主力已经到达古蔺，不日即可北渡长江。这等于充当了中央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然而毛泽东并未跟随红军主力西行，渡过赤水河后就进入一个不小的树林中，“在地上摊着一张大比例尺军用地图，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说白了，是在研究三渡赤水河并完成诱敌西进的任务之后，如何再出敌不意地折回赤水河以东，即四渡赤水。为此，总参谋长刘伯承调来了工兵连长王耀南。毛泽东当即说道：

    “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讲。”

    “耀南同志，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刘伯承问道。

    “据了解，还在。”王耀南答说。

    “那好。”刘伯承接着说道，“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毛泽东的意图是：如果红军在一渡、二渡赤水河时在太平渡、二郎滩建的浮桥还在，我三渡赤水河诱敌西去，并在山沟森林中隐蔽集结的主力红军，即刻挥师东指，在太平渡、二郎滩实施四渡赤水河的任务。

    王耀南当即“派一排长李景富带六七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结果是：“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

    刘伯承听了王耀南的报告后，当即嘱咐：

    “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毛泽东听后露出了微笑，他有意地问刘伯承：

    “总参谋长，在我们尚未下达四渡赤水河命令之前，我想向你问句题外话：他们的蒋委员长在想些什么？”

    刘伯承沉吟片时，笑着答说：

    “我想，这位蒋委员长一定是在按照主席的计划行事。”

    这一个星期来，坐镇山城的蒋介石不仅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行事，而且他那忽喜忽怒的情绪也因此而变幻莫测。当他刚刚下达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消灭中央红军的命令之后，在他的观念中，从此收到前方的电文，自应是在该地区“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报。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战役还没打响，中央红军就又跳出他精心部署的包围圈，挥师西去，并在鲁班厂狠狠教训了周浑元所部。因此，他的情绪尚未变喜就又发怒，并于当日严厉电责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同时严令：“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假使各部运用得法，努力遵令剿办，乃歼灭良机。”但是，出蒋所料的是，红军突然撤攻鲁班厂，再次挥师北指，经仁怀，克茅台，并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大踏步地向川南古蔺前进。对此，蒋氏再次陷入困惑之中，遂在他的下榻处范庄召集会议，共议中央红军向川南挺进的目的。

    蒋介石立于九五之尊极位，也有着古今中外独裁者那特有的习性：君临天下，舍我其谁？因此，没等陈诚、晏道刚等人讲话，他就讲了如下这段话：

    “红军战斗力仍未削减，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米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打游击。”

    对于蒋介石的上述论断，陈诚、晏道刚等这些熟读兵法的高参，一定会有各种不同想法的。但是，在蒋氏这样自视高明的独裁者面前，谁还再敢说些不同的意见呢？另外，像陈诚、晏道刚等人都深知毛泽东用兵之妙，远在他们之上，万一出错了招数导致失败，谁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呢？好在几千年留下了这样不成文的传统：最高主宰者错了——甚至丢了江山，自有对手和人民治罪。所以，他们也就围绕着蒋氏定的调子往下唱。从而形成了以蒋氏即兴谱写的主旋律为核心，进而再赞美蒋氏英明、天才的颂歌。这种古老的颂歌唱了几千年，唱出了多少天下兴亡事，但蒋氏依然像他心中的贤哲那样——由于还有忠诚的合唱者，他还是要起劲地唱下去。

    最后，和过去结束这样的合唱会完全一样，蒋介石再次以神灵的化身发布指示：“因此，决定严密封锁，再把碉堡政策拿出来。”对此，与会者晏道刚写道：“于是他指示薛岳令各纵队尾追侧击，采取在江西修碉堡围攻的办法，步步向赤水包围；并调李韫珩部由黔东进遵义，在该城周围修碉；调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电告刘湘加强泸州上下一带长江防线，并挺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土城、古蔺地区修碉封锁；电龙云以孙渡部进至大定、毕节以东地区防堵，修碉封锁，并切实加强封锁横江。”

    不久，蒋氏获悉中央红军“麇集古蔺东南地区”之后，又迅速把“川军刘（兆藜）、达（凤岗）、袁（如骏）、魏（楷）、周（化成）各部，在天堂、叙永、站底、赤水河镇防堵于西；周（浑元）、吴（奇伟）、侯（汉佑）各部沿赤水河流域防堵于东与南；黔军现正向此线接防，腾出周、吴两部担任追剿；孙（渡）纵队亦向赤水河镇防堵；郭（勋祺）部由茅台渡河追击”。在新的部署完成之后，他又向各部下达了《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电令，信誓旦旦地指出：

    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连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制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并派多组别动队，遍处游击，阻其行进，眩其耳目。追击者不顾一切，以找匪痛击之决心，或尾匪追击：或派游击队绕出其前拦击、腰击与堵击；或主力赶出其旁截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蒋中正哿戌川行印

    也就在蒋介石下达上述命令的同一天——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认为三渡赤水河的任务——其中包括把滇军孙渡纵队调出云南的设想全部完成。就在蒋氏《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毛泽东突然挥兵东指，悄然四渡赤水河，这样就又把敌人刚刚集中至赤水河以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为此，毛泽东遂于三月二十日十五时下达了《关于一军团先头部队控制太平渡林滩的指示》：

    （甲）我军决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赤水河。

    （乙）一军团得电后立即派出两个先头团，每人沿途砍带可架桥竹子一根，并带全部工兵连夜兼程赶到，并急袭太平渡（今夜袭占）、林滩（明日上午）两点，抢船各架桥两座，由师长、政委分往亲自指挥。太平渡之桥限明二十一日十二时架成，林滩限十五时架成，其先头两个团主力应过河控制太平渡、林滩渡河点，向二郎滩、土城严密警戒。

    （丙）一军团主力（缺三个团）于今二十日下午出发，入夜后休息，限明十五时到达林滩渡河，限明晚渡河完毕，太平渡桥则交三军团渡。

    与此同时，要求红一军团留一个团在镇龙山向古蔺游击惑敌。一俟任务完成，限二十一日十八时全部赶到林滩渡河。命令特别强调：

    “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接着，下达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以五军团为后卫，吸引川敌郭勋祺部向古蔺前进，掩护红军主力过河拒敌于大村以东至二十一日晚，然后迅速转移到太平渡。于二十二日上午渡河；九军团渡二郎滩；军委纵队渡九溪口；三军团渡太平渡；一军团渡林滩。”欲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胜利完成四渡赤水河的任务，电令明确规定：

    “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事大家的精密实施下，我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四渡赤水河的使命，再次进入已经近似空无人防的黔北地区。由于我军在四渡赤水河的时候，真正地做到了“秘密、迅速、坚决”与“出敌不备”，在中国战史上创造了“蒋介石的各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之时，我军巧妙地秘密地与敌相对而行”的战例。

    如果说一渡、二渡赤水河，是毛泽东在我军处于不利的态势之下，被迫地采取由被动向主动转化的军事行为，并为再克桐梓、娄山关，取得遵义大捷创造了条件；那么三渡、四渡赤水河，则是毛泽东在静观敌变的过程中采取的主动的军事行为。因此，后者比前者更能显示毛泽东高超的且又是更为成熟的指挥天才。应当说，作为军事家在一生的指挥生涯中，且前后集中在整整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谱写出如此漂亮的四渡赤水的军事篇章是很难的；在毛泽东一生谱就的军事华章中，也只有转战陕北可与之比拟。但就敌我态势、地形、人情以及时间而言，四渡赤水河有着转战陕北无可比拟的难度。因此，毛泽东对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例，唯青睐于四渡赤水。就是到了建国之后，他与陈毅在议政论军的时候，还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周恩来曾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演出过不少次战争悲剧，因此，他更能体会毛泽东在运动中演出四渡赤水河的好戏是何等不易！他知道像四渡赤水河这样完善的战例，在古今中外的军史中也是不多见的。事后，他多次称道四渡赤水，并说“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是发自内心的赞美！

    但是，在那时的毛泽东看来，四渡赤水河仅仅是他构想中的那盘大棋中的第一步。当他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之后，立即又进入如何走好第二步棋的运筹中。在他预伏的构想中，应当挥师南指，再次抢渡乌江，向着兵力空虚的贵阳进军。这样，蒋介石就势必东调滇军主力援黔。待滇军倾巢东下之后，我中央红军再挥师入滇，转兵滇北，渡金沙江北上，完成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为实施这步大棋，毛泽东再次采用声北击南之道：以红九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的主力，浩荡北指，造成红军北上——或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或北渡长江的态势，并以强行军的速度进抵习水的李子关、良村、兴隆场一带。同时，我红军主力“通过遵（义）怀（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为实施毛泽东南下突袭乌江、威胁贵阳的战略构想，他们要求：“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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