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飞抵蓉城前后,川中各界右翼名流一片恐慌。起初,他们为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向川西北挺进担心,怕在川西北造成一个“共产共妻”的赤色天下;继之中央红军由滇北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他们真心地希望蒋介石大显雄威,把朱毛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但是,他们的希望不仅落空了,而且两大红军竟然在懋功会师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当今的四川,就是一年之前的江西,他们的家产不仅会被川中的贫民共产掉,而世代作威作福的罪恶也必将遭到清算。简言之,他们真的感到他们的穷途末路就要到了!
另外,自清末民初以来,四川大小地头蛇都非常支持唐继尧各省自治的主张。几十年来,尽管他们之间杀得昏天黑地,搞得百姓民不聊生,但对蒋介石中央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想尽一切办法遏阻蒋氏图川。而刘湘得某些川中名流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然倡导“川人治川”。去年十一月,他出川东下,在南京借装傻充愣,演出的坚拒蒋介石派兵入川的好戏,受到了川中各界人士的好评。但是,时光流逝还不到一年,蒋介石巧妙利用追堵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机会,把近二十万国民党的中央军由南北两个方向开进四川,并传说薛岳所部将调集成都周围,造成兵临城下的格局。加之,川人均知蒋介石不是当年图川的刘皇叔,更清楚蒋某人不会为他们在异地营造“乐不思蜀”的环境,所以,他们无不为自己的前途惶恐不安。
与此同时,各个山头的川军,再加上多如牛毛的民团、土匪,都是川中军阀争夺地盘的武装,以及镇压平民百姓反抗的工具,加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原因,他们除去在清末民初年间,曾和滇黔两省的军队有过征战外,几乎与北洋时代的主要武装集团直、奉、皖、湘等系的军队,从来没有交过手。因此,蜀国之外的军人,送给川军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绰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川耗子”。
自北伐以来,虽说四川军阀在遏阻蒋氏的中央军图川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红四方面军会突围来到陕南和川北,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打垮了刘湘等川中军阀的“围剿”;更出乎刘湘等川中军阀所料的是,今年四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突破嘉陵江,进入川西北,击垮了负责川北堵截的田颂尧所部,并占领了理番、茂县等四个县的地域。无论蒋介石如何下令撤销田颂尧的职务,想借此激奋各路川军“剿共”的决心,可是参与“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各路川军,从心理上就产生了一个怕字。换言之,谁也不愿意和红四方面军作战。
接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和西康交界的地域,负责堵截的刘文辉为其失败制造借口,到处宣扬“朱毛自窜入川境,即极力避免与军队(国民党军队)接触”,相反,却“与土人(彝族同胞)有勾结”,使得红军轻易地通过彝族区,袭占安顺场,通过泸定桥。另外,他不得不承认中央红军的前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并指出杨森所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红军即渡过了大渡河。他为了推诿失败的责任,说安顺场一役,“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泸定桥一战,“只有兵两营,自非匪主力之敌,乃失去康定泸定”。并且,他还喊冤叫屈地说,在“蛮夷”区内的深山老林中调动军队,且又要和红军打仗,有一大半人都用在了后勤保障上了。仅在大渡河两岸追击红军,就有很多人中了瘴气,打摆子,死了不少弟兄。他为了自保,于失败中总结了与红军作战的十六字方针:“只守不攻,尚稳不追,力保实力,避开野战。”有意思的是,各路奉命追剿红军的川军,都在悄悄地学习刘文辉创造的这十六字诀。
蒋介石甫抵蓉城之后,详细研究了上述川中军民的心态,为长久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川局。而欲稳定川局,又必须首先稳住川中军民之心。为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与随行的军政智囊人物贺国光、晏道刚、杨永泰等多次进行密谋,决定由蒋介石亲自出面,于六月五日召见川军的高级将领,在所谓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积极“剿共”的同时,向川中军民显示蒋委员长的神威。并企图由此开始,用他蒋某人的思想和意志,逐步地一统四川天下。
首先,他认为:“现在四川的情形,并不是特别不好,若与三年以前的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为什么会出现时下谈“红军”而色变的情况呢?他指出官兵均是有精神的川军,“不过剿匪没有经验,还摸不着头绪,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就使土匪(红军)得以任意流窜,苟延其残余生命”。怎么办呢?你们四川的军队只要听我蒋某人的,要“研究缺点,讲求方法,建设心理,改良军队”,就能“使剿匪工作提早完成”。自然,还要“肯立决心,讲求方法,切切实实的来做,也都容易整理而且很容易改进”。再施以“流寇穷追,踞匪紧围”的战略指导,“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其次,他认为与红军作战的军队都必须坚持“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原则。进而提出:“我们要攻克敌人的心,便先要增强自己的心;要压倒敌人的精神,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这样就可做到“你不怕敌人,敌人就得怕你!”结论则是:“攻敌先攻心,攻心先立心。”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蒋介石在讲了上述精神胜利法之后,又以当代兵家的身份,大讲了一通所谓“剿匪”的经验教训与战术原则,集之为六点:
其一,“我们要用土匪(红军)的战术来剿匪……(他们的战术是)避重就轻,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技术来欺骗我们,和我们斗智不斗力”。
其二,“土匪(红军)……得力于研究之勤,补充之速,以及整理缩编,能够实在”。
其三,“要特别注重碉堡工事”。
其四,“要注重坚壁清野的工作”。
其五,“要注意下级干部和士兵专门技能的训练”。
其六,“无论行军作战,要特别注重联络、搜索、警戒、侦探、掩护和观察”。
以上六项战术要求,即为蒋介石为川军开列的所谓“剿匪”必成的灵丹妙药。换言之,也是蒋介石自“剿共”尤其是在指挥“追剿”红军长征以来的失败自白。由于他在空谈这些战术原则的时候,忘记了战争的性质,忘记了军队的构成,更忘记了他的对手——统率红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军事天才,因而他依然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
但是,蒋介石在借“追剿”红军之机,进而完成“图川”大计方面,他的战略战术的运用,却获得了成功。
诚如前文所述,当初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曾当面允诺刘湘,只策划“剿匪”军事,绝不过问川政。但是,自打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之后,很快就反客为主,“一面担任策划,一面担任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做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同时由参谋团派出军事督察专员到各军师随军行动实行监军”。这样一来,贺国光就以参谋团的名义,打着蒋介石的旗号,由“策划剿匪”变成了指挥川军了。待到蒋介石入川之后,就明令四川的军政大事,必须统由委员长筹谋。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就势必和川中之王刘湘发生矛盾。
随着蒋刘矛盾的发展,蒋介石又命心腹特务头子康泽率别动队入川。这些手拿尚方宝剑的大小特务有恃无恐,均以“钦差大臣”自居,很快把触角伸向四川各界,并竭尽挑拨、收买之能事,成了蒋介石派在四川的耳目,刘湘等人有什么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很快就能传到蒋的耳朵里。对此,刘湘痛恨异常,遂出钱筹组了他的特务组织,除监视康泽别动队的活动外,就是处心积虑地破译在川的参谋团、别动队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当刘湘获悉他们来往密电的内容,无一不是在打他的主意之后,真是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啊!因此,刘湘为了自尊,或出一口闷气,也不时地给参谋团尤其是康泽的别动队出些难题,搞一些小动作,弄得贺国光、康泽等入川的“钦差大臣”有苦说不出。
对此,蒋介石当然是知晓的。但是,由于他远在贵阳或昆明指挥追堵红军,所以无暇相顾。
时下,他已经完成了在黔滇两省以失败告终的“剿匪”任务,回到了成都,并住进了刘文辉当年的官邸中。因此,他认为是到了解决川中王刘湘的时候了。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自然,他也知道刘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和他过不去的原因,就是刘湘手中有一支令其他川系军阀望而生畏、不得不俯首称臣的军队。换言之,要想让刘湘向他俯首听命,就必须一步一步地剥夺刘湘手中的军权,以及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军队。而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集川中高级将领训话,并发表长篇有关军事方面的演讲,就是等于向川军宣布:
我蒋某人是各路川军的最高统帅,刘湘也必须听命于我!
在这次召见川军务将领的会议上,蒋介石以“兵贵精而不贵多”为由,大讲川军这些年来各自成系而不重质量,要求刘湘在近期之内核实名额,淘汰老弱,务必裁减川军三分之一以上。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动一动嘴,就可以把近二十万的川军,至少裁去六万人马!他为了确保此次裁减川军顺利进行,决定把负责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糊各师已到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的局面”,强迫刘湘执行裁减川军的命令。
刘湘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一着棋的真实用意是“既可削减川军实力,又好制造各部与自己的矛盾”。他当即决定以顺水推舟之法,对蒋介石上述的一箭双雕来个将计就计:当着蒋介石的面,不仅宣布将川军三百六十个团裁减为二百七十个团,而且还公然宣布首先拿自己的二十一军开刀,即“他本有一百二十余团,缩减后尚存九十六团,扩编为三个军,由唐式遵任二十一军军长,潘文华任二十三军军长,王缵绪任四十四军军长。因为省主席照例兼省保安司令,又将裁下来的部队缩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非但没有受损,番号还有所扩充”。其他各路川军,则毫无活动的余地,只得在刘湘打着蒋介石的幌子的压力下减去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军费开支上,刘湘更是巧立名目,厚己薄人,他的“所部军费每月高达八百一十七万元,而其他各部加在一起,亦不过一百五十万元。相形之下,更令其他各部嫉恨在心,但面对刘湘在政治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却敢怒而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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