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篇

因为大家都知道，按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是不能吸收或增加中委的，现在是特殊情况，也考虑到了具体工作的需要，才这样做的。”

    毛泽东的答辩是尽情尽理的，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同意的。但是，张国焘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借着毛泽东说的“现在是特殊情况”为由，又大加引申、发挥了一通。最后，他几乎是操着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

    “正因如此，我本来的意见，是要多提一些同志进政治局的。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可以为政治局输送新的血液，而且还可以提拔有实际经验的工农干部，在中央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听后依然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笑着答说：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不过现在是打仗，中央无需这样多的人，将来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张国焘也是有所准备的，因为他视毛泽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他就在会上撕破脸和毛泽东进行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有二：一是他前边所讲的理由，“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其二是“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

    对于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上，如何阻止张国焘借改变中央达到篡权的目的，与会者多是泛泛谈到毛泽东坚持原则的态度，唯有张国焘别有用心地写下了这段话：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建议。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他反对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

    毛泽东从未“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他只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借改变中央达到篡权的阴谋。两人辩论的结果，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他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

    “我提醒国焘同志：我们开的是政治局会议，而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接着，多数与会者发表了赞成毛泽东、反对张国焘的意见。最后，“会议拒绝了张国焘的这种无理要求，指出：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委员会产生的，政治局会议无权这样做，有些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接下来，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的名单，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由陈昌浩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最后，张闻天说道：

    “下边，请恩来同志代表中革军委宣布新的红军编制。”

    周恩来应声站起，蓦地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险些当场栽倒。他急忙双手扶住桌子，微微地合上双眼，极力控制着自己。当他再睁开双眼，一看与会者都惊愕地望着他，他笑着说了声“没关系”，遂又照着事前拟好的文件宣布道：

    “为了适应北上过千里草地的需要，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在周恩来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提心吊胆地看着周恩来那虚弱的神情，当他看到周恩来讲完又匆忙双手扶桌的时候，他下意识地伸出右手，挽住周恩来的臂膀，伏在耳边，小声地说道：

    “恩来！你可不能病倒啊！……”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这句话的分量，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在张国焘看来，沙窝会议是以他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他想改变中央的目的没有实现，且又被迫同意北上的方针。自然，他由史家所称的《沙窝决议》的内容中，感到了北上方针一旦被证实是正确的以后，自己未来的下场。因此，他的情绪是极端低沉的。对此，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沙窝会议之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郑义斋、吴先恩他们是“老后勤”，愁得不行，向我反映，我也没办法……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

    这时，毛泽东的心情也是极不好的。事后，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说到原因时，他还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沙窝会议结束之后，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像往日那样，又拿起那本有关藏传佛教的书认真地读了起来。

    自红军进入藏族地区之后，毛泽东等中央、军委的领导多住在喇嘛庙中。由于毛泽东对于藏传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之不少上层的喇嘛都到成都念过书，且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使他交了几位颇有修养的年长的活佛，在空余的时间里，经常在一起探究佛规、佛理，并从中感悟出一些为人的真谛。毛泽东进入毛儿盖之后，听说此地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绝不相信共产党信仰自由的政策。为此，毛泽东请政治部的有关同志邀请这位活佛前来面谈事后，他又听说这位活佛架子很大，不愿“移尊就教”。毛泽东就说道：“等开完会后，我一定亲自到他的下榻处，向这位活佛求教。”也或许是为了拜访这位活佛吧，今天晚上，毛泽东双手捧着这本藏传佛教的书，读得甭提有多么用心了！正当他对**、班禅的历史发生兴趣的时候，警卫员小陈走进来，有些神秘地报告：

    “主席，有一位自称是什么活佛的喇嘛，要求今晚和您讲经、盘道。”

    这些天来，毛泽东抑或是不顺心的事实在是太多的缘故，他一听活佛要找他讲经、盘道，就下意识地自语道：“难道活佛也和我毛泽东过不去？……”转念一想，忙又放下手中的佛书，边起身向门口走去边说：

    “有请！有请！……”

    前来造访的活佛已年近七十，鹤发童颜，一身的所谓仙气，他冲着迎候在门口的毛泽东，双手合十，没有念“阿弥陀佛”，只是说了一句“善哉！”等随毛泽东走进室内落座之后，就主动出击地问道：

    “毛先生，你一生信仰什么宗教啊？”

    毛泽东望着这位表情肃然的活佛，为了把气氛搞得轻松一些，很是认真地说道：

    “这叫我怎么说才好呢？早年在家随母烧香拜佛，自应算是佛教了。”

    “你信的是哪一家的佛教？”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以合乎理智的教说，开导人类转迷开悟，其目的在于实现净化社会的理想，以超越阶级、种族为特色。就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就一家。但是，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又形成了不同的部族佛教。仅藏传佛教就有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十多个派别。就说**、班禅所尊奉的格鲁派吧，也是由俗称黄教的噶当派发展而来。这就是活佛问毛泽东信的是哪一家的佛教的缘由。毛泽东不想与这位活佛理论佛教的源流脉承，只是简单地答说：

    “就是从印度传来的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啊！”

    这位活佛一听，毛泽东竟然知道佛祖释迦牟尼的名字，遂微微点头称是。

    “佛家是很讲一个缘字的，既讲缘起，也承认缘灭，仅缘起就有十二支之多。我说得对吧？”

    活佛愕然地看着毛泽东那坦然的表情，又微微点头称是。

    “单讲一个缘字，说明佛家是讲缘分二字的。追踪溯源，我与活佛还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呢！”

    活佛越听越感到惊奇，毛泽东不仅不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凶神恶煞，而且是一位博才多识且善于教化的领袖。他沉吟片时，又问道：

    “后来，毛先生又改信什么教了？”

    “孔圣人创立的儒教。”

    “现在呢？”

    “现在嘛……信马克思主义。”

    “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毛泽东望着惊诧不已的活佛，忙又解释说：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人叫马克思。”

    “马克思姓马，一定是中国的汉人吧？”

    “不，是德国人。”

    “毛泽东先生为什么改信德国人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呢？”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问题。”

    “你认为是佛教好呢，还是马克思主义好？”

    “活佛是藏传佛教的宗师，一定懂得这样的道理：宗教对信仰者而言，是不能用好与不好区分的。举例说，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源于印度，昌于华夏，扬于四海。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佛教于十三世纪在印度消亡，就进而指责印度人民放弃了好的信仰，而改信不好的信仰。”

    毛泽东的这番宏论征服了这位活佛，使他知道了红军的领袖是通情达理、学富五车的雄辩家。他不住地微微点头，完全是心悦诚服的样子。少顷，他又有意地问道：

    “毛先生说的在理。用佛家的话说：如果有一天马克思主义不能普度中国的众生，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一定再寻觅新的救国之理。用你的话说，那就是再寻觅一种新的宗教。”

    活佛为毛泽东的态度所折服。他从毛泽东的言谈中，明白了红军绝对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而是立志于救国救民的队伍。同时，他也为毛泽东的学识所倾倒。在他看来，毛泽东就是一位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不知何因，他突然想起了佛祖释迦牟尼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故感叹地说道：

    “毛先生不仅是一位智者，而且也是一位慧者，在我看来，未来的中国……”

    “请活佛放心，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信仰自由！”

    “但你的智慧起码可以得民心，安天下。”

    “托活佛的吉言，”毛泽东匆忙站起，拱抱双手，颇有几分诚惶诚恐地说道，“如果他日我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昌盛，我一定请活佛，还有藏族同胞的精神领袖**、班禅去京城弘法、布道！”

    就在这时，警卫员小陈慌慌张张地走进来，结结巴巴地说道：

    “报告！周副主席他……突然昏迷不醒，失去了知觉。”

    毛泽东听后大惊，转而十分歉意地对活佛说道：

    “很是对不起，你我改日再谈，我得告辞了。”

    “且慢，”活佛又伸出右手在额前，道了一声：“善哉！”遂又问道，“请问毛先生，这位周副主席在马克思主义中位居何职？”

    “打个比方说吧，他就像是佛教中的唐三藏，是亲自到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德国朝圣、取经的一位中国人。”

    “请毛先生相信，佛会保佑他的。”

    自长征开始以来，周恩来实在是太累了。白天，他要随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夜间，他又要汇集各方情报，研究敌我双方的态势，制定或修订作战方案。遇到特殊紧急的情况，他就整夜不睡觉，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儿，或者用凉水洗把脸，然后再继续工作。自从芦花会议之后，他除去正常的军事指挥之外，还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应付张国焘反党篡权的行为，若不是他有着超人的毅力，恐怕早就病倒了。他随军来到毛儿盖之后，由于粮食奇缺，加之他又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天天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精力和体力的消耗都达到了极限。就这样，他还凭着一种精神的支撑出席了沙窝会议，并与张国焘作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临时下榻处，往那张木板床上一躺就失去了知觉，完全昏迷过去。

    周恩来这次生病，来势异常凶猛。连续几天，周恩来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高烧依然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毛泽东认为病情严重，当即指示请傅连障来给周恩来看病。但当时傅大夫的住地太远，没有办法赶到。旋即毛泽东又命令有关的卫生部门，立即请毛儿盖附近最好的大夫，前来给周恩来治病。这样，就请来了王斌、李治两位医生，几经检验，确诊周恩来患的是肝炎，且已变成网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孔。怎么办？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消炎、退烧。另外，请人到六十里外的雪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以缓解肝部病情的发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