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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这乱世中,邓季也和别人一样,闻瘟疫之名而色变恐惧。
刘表、张济撤军归去,邓季亦随之撤回雒阳自守,韩浩之磐石军得此番刀盾、弓卒兵补足,河内之地已能守,荡寇军便连龚都校在内,俱调往弘农郡防守。
虎牙与新组的张辽等六校人马,则留雒阳内防变。
今还只得闻荆州有瘟疫,毗邻的弘农、河南两郡邓季便下死令,封锁所有出入关口,再不许任何人进出。
奉天子令准备偷偷南下的王服,闻荆州瘟疫盛行,裹足不敢前,待受天子责,再欲往时,已被封关挡回。
如今河东每日慕名来投的百姓不少,沿途亦无关卡可阻拦,其地虽然还未听说有瘟疫起,邓季亦不敢大意,令杜畿就河内而纳之,不许河东来奔之民再过河。
荆州受前番战乱、饥荒影响,北方各地逃往的民众已尽多,可算是如今大汉天下人口最稠密的地方,这下瘟疫起于此地,不知又要被夺多少人性命去。
荆州阴云密布,民众大恐慌,又再开始纷纷外逃,各地诸侯为得战乱中的人口,多尽收纳,又加剧瘟疫的传播速度。
邓季自然不会知道,这场他将要面临的疫病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胜过他之前经历的任何一次,已是一场浩劫。
东汉末年的瘟疫,时人通称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有血斑瘀块。面对它。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这是一场持续十年的瘟疫,可说是东汉末年的瘟疫肆虐之最高峰。据《伤寒论》张机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不到十年张机家族死亡三分之二的人,百分之七十死于这场伤寒。对于全国来说,或许没有这么高的比率,又或还要高过这个比率去,后人已不得而知,然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注),或覆族而丧”。可见其危害程度之广,许多甚至一家、一族全劝死于此疫,死者太多。以至于全国棺材价位高涨。
非止百姓家如此,高位显贵者亦不能得免。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都同一年死于伤寒。
之前的瘟疫、大兵灾、大饥荒数度减少人口之后,乱世中再迎来一次人口大灭绝事件。
根据不准确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数次瘟疫、刀兵和因前者加剧的饥荒,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
减少全国近四分之三人口的各种大事件中,瘟疫要远远排在第一,超过兵祸和饥荒,而这一次自荆州起的疫病,又是八十年间死伤最惨重的一次。
当然,这些数据代表的事件只有后人才明白,邓季头上白顶着个传越光环,能弄清东汉末年的乱世已很不容易,自然不会知道这一次瘟疫的可怕程度。他只是已经历过黄巾起事前的数次瘟疫,受其害而加入的黄巾,同这时代的人一样,闻之胆寒而已。
听到荆州有瘟疫起的时候,邓季便令武关、汜水关封关,梁县外则要求官府于数十里外便开始张贴榜文,禁止外来者通过,凡大胆越境者,皆射杀。
对内,邓季下令除几处关隘外,军中卒兵皆休沐归家,不逢战不召集。各郡县更加倍注意清扫街道、茅厕、牲畜厩,减少疫病出现的可能,亦使告诫民众尽量少出门,喂养牲畜时尽量减少直接接触,逢外人至勿与离得太近,客走后当立即清理洁净。家中凡有高热病患,家人亦当隔离,以待医匠至。
邓季搜肠刮肚回想出所知的一切防疫措施,都仔细明白交代下去,好在这些年下来,名声虽不大好,但治下民众对他盲目崇拜的已不是一两个,这些措施便都落实得不错。
伤寒之疫,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受感染的食物和水源,病从口入,并非空气传播那么严重。然而或之前便有未知的病患已入境,或三郡内众多的牲畜传播,又或野生飞禽走兽带来,任他如何防备森严,瘟疫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治下爆发了,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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