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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你身后I_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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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朋友,你们一定知道吸血鬼吧?传说中,它们是一群行尸走肉,会吸人血,会变形,会像蝙蝠一样飞行,必须在它们心脏上插上木桩才能将其杀死。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种吸血鬼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虚构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你们必须相信我。我去过弗拉德·采佩什的出生地(锡吉什瓦拉)和墓地——斯纳哥夫岛(墓里是空的),也去过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喀尔巴阡山脉中摇摇欲坠的城堡(不是布朗城堡,那是骗游客用的,而是弗拉德的真正城堡,罗马尼亚人对其讳莫如深),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德古拉和吸血鬼都是无稽之谈。

    但精神吸血鬼是真实存在的。

    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精神吸血鬼“进食”过不止一次。这些恶魔连孩子都不放过。

    精神吸血鬼以暴力为食,但对他们来说,终极的暴力是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们身上。我很早之前就发现,这种强加意志的行为,以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是一种暴力的形式,而我们只要有机会使用这种暴力,就会对其上瘾。

    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工作中几乎都遭遇过精神吸血鬼的攻击——心胸狭窄、崇尚权力的经理让我们工作不顺,生活悲惨;管理者或监督者武断地指使我们,他们对权力甘之如饴,就像精神吸血鬼吮吸温血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遇到精神吸血鬼——在高速公路上,在公共场所,在政治生活中。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在私人关系中也遇得到精神吸血鬼。

    没有人的脖子上留有真正吸血鬼的咬痕,但精神吸血鬼却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一旦精神吸血鬼入侵我们的生活,他/她/它就可以随时回来“进食”。他们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你很有可能已经遇到了一个生活在我们当中、最罕见也最危险的精神吸血鬼。如果你遇到了,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精神吸血鬼已经对你使用了念控力,扭曲你的意志,吸食你的灵魂。

    起初,我并没有打算为《魔鬼在你身后》(该书最早出版于1989年)二十周年纪念版撰写序言,但最后,我得到了一天的时间来写这段文字。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就的文章,难免会包含一些大多数作家——包括我在内——竭力在序言中避免的东西,那就是近乎残酷的诚实。

    我几乎从不在序言中透露创作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情况(我首先就不怎么写序言)。只有极少的几次,我谈了谈写作创意,但我总是避免谈小说本身得以出版的历史逸事。可是这本书不一样。精神吸血鬼就生活在我们当中,而《魔鬼在你身后》就是关于它们的史诗故事。这本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历程充满了艰辛,有挣扎,也有噩梦,可以说也是一个(荒唐的)史诗般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有一张丑陋的蜘蛛网——这是事实,也是比喻。而我们遭遇真正的精神吸血鬼时的感觉,就像是被粘在致命蜘蛛网上的苍蝇。《魔鬼在你身后》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但结果却成了我与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之间的搏斗,这场史诗般的搏斗定义了我的人格,也决定了我的生活和事业。

    所以,尽管没有插图,尽管缺乏润色,我还是打算将《魔鬼在你身后》诞生的真实故事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在那既快乐又痛苦的几年里,这本书是怎样将我带入了那张精神吸血鬼的噩梦般的蜘蛛网里。

    在我的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中,《魔鬼在你身后》是唯一一部基于梦中形象创作的小说。现在常听到有人说,一些作家根据梦境来创作小说,但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作家。(我喜欢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打交道,他们的工作并不依赖于做梦、嗑药或是灵光乍现)一些读者和不搞文学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作家经常在梦中找到灵感。但除了偶尔提供几个鲜明的形象,梦境大多是不可靠的,不能利用它们来构思情节,讲述故事。我本人就从未靠做梦来辅助创作。

    然而,《魔鬼在你身后》的核心形象却来自我的一个梦。事实上,我清楚记得的只是一小段梦,前后都被截去,只剩下这段插曲。没有情节,连荒谬的情节也没有,只是一个形象。

    我梦见我看见一个老妇人在黑暗的森林里奔跑,树木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老妇人跑得不快——她太老了,动作已不灵敏——但她明显正在躲避什么。我听见震耳欲聋的噪声。梦中光线昏暗,可能是日落后,也可能是黎明前,森林幽深黑暗,老妇人正在逃避那越来越响的可怕咆哮。这时,我看见这咆哮来自于一架飞在树冠之上、正从侧面靠近的巨大的黑色直升机。直升机显然正在追击逃跑的老妇人。我看着她,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她不是受害者,不是被迫害的无辜者,而是一种非人类的存在,直升机里的杀手应该找到她,应该杀了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容和善的老妇人会是恶魔,但我在梦里非常肯定,她就是恶魔,而且必须被消灭。

    然后我就醒了。

    这场梦发生于1982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这个形象同这部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将它存储在记忆深处,暂时忘却了。当年我还是一名全职教师,只能在不到三个月的暑假里将构思好的小说写出来。对于要当全职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训练,因为全职作家这辈子都在一个接一个的截稿日期之间奋战。

    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在那之前,我差点儿放弃了发表小说的梦想——当我妻子告诉我她已怀孕,我就决定不再为能发表小说而继续奋斗了(我已奋斗了三年)——但一件事改变了我。作为封笔前的最后一次努力,我去参加了一个夏季作家讲习班,想听听一直喜欢的作家的演讲,乔治·R. R. 马丁就是其中一位。可是,你必须提交一篇小说才能参加这个讲习班,所以我就交了一篇。然后,我遇到了哈兰·埃利斯,那天他在点评学员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我的。我们对他的点评终生难忘。

    与哈兰的那次相遇,可以说谱写了一段传奇(在哈兰为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写的序言,以及我的自序中,你们可以看到对这件事的描述)。我承认,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作者来说,除非发生奇迹,否则不可能发表作品,但哈兰的点评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他在讲习班上告诉我,我别无选择,我就是那种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作家。无论我是不是以发表作品为目标训练自己,我都永远是作家。于是,我又重新继续写作,同时继续从事教学。1981年秋季,我将一篇短篇卖给了《全知》杂志。同一年,在《全知》杂志发表那篇小说之前,我得知我提交给讲习班的小说《冥河逆流而上》,被选为《迷离境界杂志》首届短篇小说大赛未出道作家组的并列第一名。原来,哈兰是四位评委之一。另外三位是卡罗尔·塞林(已故编剧罗德·塞林的妻子)、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和理查德·马西森。如果不是哈兰看到我的名字和小说后主动避嫌,我本可以一举夺魁,而不是与人并列第一。《迷离境界杂志》的编辑说,那场比赛他们收到了一万五千多篇参赛作品。

    当时的写作者都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发表。现在也一样。于是,1982年,我的参赛作品《冥河逆流而上》发表在《迷离境界杂志》上。几星期后,我的另一篇短篇——《我不敢在梦中见到的眼睛》,后来我将其扩写成了长篇小说《透明人魔》——又在《全知》杂志上发表。

    1982年夏天,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它后来赢得了世界奇幻大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赢得该奖项的处女作。1982年夏天,我想起了在森林中躲避直升机的那个可怕的老妇人,于是写了名为《魔鬼在你身后》的短中篇或者中篇(我总是忘记这两者的具体字数),将其卖给了《全知》杂志。这篇小说成了《全知》杂志历史上首部分两次刊载完的作品。

    那篇小说中还没有森林,也没有直升机——最初的故事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周末,老精神吸血鬼们在梅勒妮·福勒的家里重聚——但至少我明白为什么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会那么可怕。她是一个精神吸血鬼。

    生活给予了我厚赠。1982年2月,就在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在《迷离境界杂志》上的时候,我们的女儿简出生了。那年夏天,我创作了《迦梨之歌》,将其寄给了我的新经纪人和朋友——理查德·柯蒂斯。虽然没有出版社愿意买这部小说,但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相信理查德早晚会为它找到出版商的。与此同时,我还是一名六年级教师,一如既往地热爱并赞美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我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写短篇小说,晚上写,早上写,周末写,尤其是在老师的特别福利——暑假里写。

    到1984年,《迦梨之歌》仍然没有卖出去——这本书的加尔各答背景和悲剧基调有效地吓走了出版商——但我得到了一份新的正职工作:同另外三个老师一起,为我们的大型学区设计新的六年级天才培训班项目。这个项目规模惊人,远超我们的预期。参与该项目的四名教师负责设计项目,从数以千计的六年级学生中遴选天才学生,然后编写并教授课程。这份工作令其中两名教师精疲力竭,第二天就辞职了。但剩下的两名,弗兰克和我坚持了下去,最终设计出了APEX(Advans for Exce,优等生高级项目)。校董事会要求项目名用首字母缩写表示,而他们否定了GANDALF(Gifted and Able Learners Forum,天才超能学生论坛)和LPOP(Little ProG.R.am on the Prairie,大草原上的小项目)。

    APEX旨在为数以千计的高智商儿童服务。该服务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面向从幼儿园到十九所小学的六年级学生;更令人兴奋的是第二个层级,它面向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孩子们将在APEX中心受训,每隔八个星期就学习一轮新的课程。本学区任何满足年龄条件的孩子都可以提出申请,然后参加半个小时的DAT(能力展现任务)测试。该测试旨在发现三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优等生,他们在某学科拥有优于其他学生的学习能力,包括文学、历史、科学、艺术、音乐、“演艺”、数学、海洋学、生物学、社会研究,等等。每八个星期左右,就会有几百名毛遂自荐的学生来APEX中心,学习新一轮课程。其中一些孩子有资格参加每周五个上午的APEX课程,一连八周,并持续数年。这些高级课程专门为优等生设置,在课程之间还会有独立的特殊培训。

    我负责的一堂课是讲解卡尔·萨根的《宇宙》,采用的是大学水平的课程,但扩展阅读材料是我撰写的。这堂课讲授的科学知识都是高中以上的水平,而听这堂课的都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五六年级学生,他们从来没有被冠以“天才”或“神童”之类的头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APEX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天才/神童”超前学习项目。在APEX中心接受培训的一批批学生(每批数百人)所完成的作品、设计的方案、展现的思维水平,足以让全国任何一位高级教师感到震惊。

    设计、管理APEX项目并亲自参与教学,是我当时乃至迄今从事过的最成功、最具创造性的工作——尽管我现在已经出版过二十七本书。整整三年,我每周都会在APEX项目上倾注一百个小时的心血:开会,回顾并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撰写高级课程,策划新课程,设计最重要的DAT测试(用于发现天才儿童),培训他人做这种设计,培训他人做DAT所需的全面能力群体评估,对八百多名在职老师进行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和教室教学的培训,以及大量行政工作。APEX项目日常服务的孩子高达数千,我还要同这些孩子的父母和相关人士会面……而在这三年里,我从未因为经常加班而抱怨过一次,因为我乐在其中。我有幸同如此优秀的孩子一起,为实现高远的目标而奋斗,我感觉就像注射了海洛因一样,兴奋又上瘾。我喜欢这份工作。

    1985年,我在APEX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是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来的。他通知我,《迦梨之歌》终于卖出去了。被双日、兰登书屋和班坦图书等许多出版社“几乎拒绝”之后,一家名叫蓝鸟书店的出版社——由詹姆斯·法兰科创办——愿意冒险购买这部由不知名作家创作的小说,预付金为五千美元。

    我当晚回到家,将这个消息告诉卡伦,我俩高兴得绕着厨房跳起舞来。三岁的简被卡伦和我先后抱起,跟着跳舞,尽管她似乎并不愿意。我当时觉得生活简直美好极了。

    在1990年华纳出版公司的平装版《魔鬼在你身后》的封底上,写着一段文字,可以当作对1985年的我的告诫和警示——

    所有人都以暴力为食,但只有那些拥有念控力的家伙才能品尝到终极权力的滋味。

    普通吸血鬼侵占的是肉体,只有操控活人的吸血鬼才能亵渎灵魂。

    他们经年累月地积聚力量。他们谋划罪恶的游戏。他们发动彼此攻伐的战争。而他们中的胜利者将对整个世界为所欲为,无人能挡。

    你们看到了吧,精神吸血鬼有无穷的耐心。他们会耐心等待下去,在你最掉以轻心的时候给你猝不及防的一击。

    《迦梨之歌》卖得并不太好,但获得了一定关注,最后还被提名并获得了世界奇幻奖。

    没多久,我的经纪人又带来“好消息”,说詹姆斯·法兰科想买我的第二本书。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实际上,我这辈子都痴迷于用精神的力量强迫他人服从这一主题——于是我提出要写一部超长的小说,名叫《魔鬼在你身后》。

    詹姆斯·法兰科同意了。这一次,蓝鸟书店愿意给我惊人的两万五千美元预付金,而且只要签合同就付一半定金。卡伦和我(还有小简)一直都靠我的教师薪水勉强度日,这笔钱让我们欣喜若狂。这一次,我们三人不仅在厨房里跳舞,还穿过了我们房子的小客厅,直接出了前门。

    接下来,我开始创作史诗巨著《魔鬼在你身后》。(我从一开始就警告詹姆斯·法兰科,这会是一本很厚很厚的书。我还很年轻,至少当作家还不久,对于暴力,以及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我们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这个故事以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一直讲述到糟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暴力事件,比如1980年和1981年的谋杀约翰·列侬、枪击教皇和刺杀美国总统)

    读者朋友,你遇到过的最可怕的精神吸血鬼是谁?

    是你那吹毛求疵、对你指手画脚、令你痛不欲生的老板吗?

    是你那心机重重、玩弄爱情的恋人吗?

    是你那魔鬼般的导师吗?

    是你那索求无度、喜怒无常、同你争执不下的孩子吗?

    抑或是某个你从未想过会是精神吸血鬼的人?他潜伏在阴影中积蓄力量,等待着你自投罗网,然后吸干你的灵魂。

    1985年到1986年,我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写作《魔鬼在你身后》。但对于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小说家来说,足够了。

    当然,我每周还要为APEX项目工作八十个小时以上,但这不成问题。夜晚、周末、同卡伦和小简看电视,进电影院,外出游玩,短途旅行……一切休闲时间都被占用了。我在黄色稿纸上运笔如飞,写作到深夜。我一大早就爬起来——我常常不得不六点半以前离家,带着满巴士的孩子去APEX中心,然后七点刚过就得开始上课——将昨晚手写的章节用打字机疯狂地打出来。我花了一大笔钱,从文具租赁行买了一台返修过的二手IBM Selectric打字机。我下了好大决心才购入这台设备,因为以前那台Olivetti小打字机已经不能胜任新的艰巨任务——一部最终长达一千五百多页的大部头。

    《魔鬼在你身后》是如此之复杂——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角色是如此之多,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卧室改装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牛皮纸纸条。我在纸条上记录了众多角色的行为、互动以及最终命运,并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勾出来。我记得,梅勒妮·福勒是红色,索尔·拉斯基是蓝色,尼娜·德雷顿是淡黄色,托尼·哈罗德是黄绿色,上校——也就是威利——是纳粹制服般的黑色。我的书房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线条,杂乱地交错着,在重要的交叉点旁还写有潦草的注释。有的线条会突然断掉,因为那条线代表的角色死了。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牛皮纸纸条,看上去就像坏掉的地震检波器吐出的纸带。

    秋过冬来,冬去春至,写满字的黄色稿纸、参考书、地图和打字机打出的《魔鬼在你身后》的稿子在身边越累越高,堆成了小山。我不时会告知詹姆斯·法兰科我的这本书会有多厚,而我的出版商兼编辑的回答总是三个字:“没问题。”

    这本书计划1986年秋天写完。那年夏天,我聘请APEX项目的秘书阿琳为我工作。她每天在自己家中,根据我修订过的已打出的稿子,将其重新再打出来。当时,我有五六十本字迹潦草、布满涂改痕迹的稿纸,我自己打出来的稿子也有两英尺半高。

    那年夏天,我每天有十六到二十个小时用于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简有时候会来书房找我玩,但她在那个小房间里几乎找不到落脚的空地。卡伦会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来对我说晚安。她知道,我还会继续工作四五个小时,直至寂静的凌晨。每天阿琳都会将她打出的倒数第二稿带给我,而我又会在稿子上做修改,再返给她,然后继续手写剩下的几百页。我就像疯了一样。但我喜欢这种状态。

    卡伦和我本来对必须支付给阿琳的昂贵打字费而忧心,但后来我们打消了顾虑。签订合同之后拿到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不是一笔小钱,书稿交出之后,我们又能拿到一万两千五百美元。而1987年初出版精装本后,我们还能拿到六千两百五十美元。就算我必须将预付金的一半拿出来购买打字机、聘请打字员、购买记号笔,那又如何?不管怎样,我都得把书写完!

    那年夏末,我终于完成了《魔鬼在你身后》,总共一千五百三十四页。我同詹姆斯·法兰科上次联系还是在好几个星期前,当我把这部巨著的最终长度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真长,但别担心,我们可以出成一本书。”(法兰科一页都没读过,但他喜欢我口头汇报的故事情节)

    在理论上的暑假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我夜以继日地将部分章节的最后定稿打出来,阿琳则以更快的速度将我给她的其他章节打出来。我们在学校开学、我必须重新将每周八十到一百个小时投入APEX教学之前的一天大功告成。我请了一天假,带着卡伦和简去了我们镇上的小公共游泳池。我躺在夏末的阳光中(我像蛆一样苍白),看着周围别的家庭和游泳者,我暗暗感叹:这会儿——这短短几小时——就是我的暑假啊。

    但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在我准备将《魔鬼在你身后》交给法兰科的时候,我得知了两件事:第一,我的第一部小说《迦梨之歌》入围世界奇幻奖,成为最后六个候选作品之一;第二,蓝鸟书店破产了。

    “何时姊妹再相逢?”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三个女巫之一问。女巫有可能说的是人类大脑的三个主要部分。

    几十年前,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脑进化和行为实验室主任保罗·麦克莱恩提出了人类“三位一体脑”理论。这个理论引发了争议,先是被认可,后来遭否定,但他提出的解剖学和进化论上的核心证据却十分明确:我们的大脑是数亿年进化的结果,今天我们的大脑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最新发展出来、也最高级的、位于外层的新皮质,只有我们人类、高等灵长目、鲸鱼和海豚拥有足够复杂、足够多的新皮质;边缘系统——该部分控制我们的肢体动作——所有哺乳动物和一部分爬行动物都有边缘系统;隐藏最深的,是爬行动物脑,这一部分早在几亿年前就进化出来了,早期爬行动物和恐龙的大脑中就只有这一部分。

    这就相当于,一部iPod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台古老的odore 64,而odore 64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把锈迹斑斑的算盘。

    爬行动物脑关心的是领地,是仪式和模仿,是打斗和逃跑,是愤怒、暴力和侵害,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它念念不忘的就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卡尔·萨根提醒我们,“冷血杀手”这个词十分精确,因为人类的极端暴力行为都是大脑底层的爬行动物脑所驱使的,其背后是充满攻击性的等级观念,以及“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紧迫意识。正如马基雅维利对王子的谏言,如果通过语言和其他高等大脑功能操纵他人失败,就必须“有意地采用野兽的方式”。

    古代希腊人从来没有梦想过平等和博爱。他们认为,世界处在一刻不停的竞争(agon)当中——没错,agon就是agony(痛苦、挣扎)的词根——世界上的每个人、每种东西都始终处在竞争中,竞争的结果将人和物分为三等:次等、高等,以及同等。

    然而,爬行动物脑——我们所有人大脑中都有这一部分,而我们当中精神吸血鬼的大脑则被这部分所占据——却没有“同等”这一概念,它只知道“高等”和“次等”。恐龙这样的原始掠食者就是这样思维的,所以,如果有必要,它们会杀了你,让自己进入“高等”之列。

    在现代人类的大脑中,新皮质占了总质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但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的大部分个人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性行为、官僚行为,以及无休无止的战争——都是由爬行动物脑所操控的。

    G. K. 切斯特顿曾写道:“你虽然或可摆脱不兼容或偶发的规律,但……不要煽动三角形挣脱三边的捆绑,这只会叫三角形死于非命。”

    作为教师(我接受过纽约州教育服务协作机构的培训,有资格测试、诊断、矫正学习障碍),我曾教过近乎自闭的孩子,以及患有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在我十八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心智不健全的孩子,包括两名反社会人格分子。

    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年纪不大的孩子,如果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玩玩具,就经常会表现出重复性的行为。在那些精神有残疾或心智不健全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严重。这在医学上被称为“持续重复症”,其表现是不能停下某种行为,比如在眼前挥手扇风,或者不断摇晃、哼唱。在那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复杂,比如,他们必须随时随地带着自制的硬纸板“机器”和绳子做的“电线”,不然就会变得十分消沉。

    在自然状态下,所有孩子的重复性的行为——男孩身上最明显,女孩身上更隐蔽——都是在对自己进行接纳和包容,一旦这种尝试失败,孩子就会失魂落魄、孤独无助。

    孩子大脑里的新皮质还在发育之中,这一部分对他们行为的控制力还很弱。

    相反,爬行动物脑反而十分活跃。有时候,这部分大脑会驱使他们做出可怕的行为。

    蒙田在他的《随笔集》第十卷中写道:“……经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们对孩子的喧闹、游戏和稚拙,仍然较之他们长大后循规蹈矩的行为更感到兴趣,仿佛我们爱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消遣,当作小猴,而不是当作人。”

    但以专业的眼光观察,孩子自己玩耍时不像猴子,而更像迅猛龙。

    精神吸血鬼是大脑新皮质先天被抑制的进化案例,他们的额叶罕见地发达,导致神经元的自转轴垂直于物理极性磁场轴,所以他们的大脑成了一种简陋的全息影像发生器,而不是波前坍塌干扰仪——我们的大脑是后一种情况。换言之,精神吸血鬼的爬行动物脑可以将纯粹的意志力“投射”到其他人脑中相对比较被动的新皮质、边缘系统和爬行动物脑中,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投射”是通过电磁波谱进行的,还是某种其他范围的能量。

    精神吸血鬼的大脑虽然也有高等新皮质,但那只是一种附属物。精神吸血鬼可以流利地说话,或者伪装出利他主义行为和社交礼仪,但精神吸血鬼(就像反社会人格者)真正关心的,只有打斗和逃跑、优势和劣势、等级和控制。

    还有暴力。他们永远都热衷暴力。

    用暴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的意志之上。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操控你。

    1986年10月,我去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参加第十二届世界奇幻大会。在此之前,我很少参加科幻或奇幻大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囊中羞涩。

    1986年,卡伦和我其实也无法负担从科罗拉多到罗得岛的机票,但几个星期以来,大会相关人士都在“强烈建议”我参加,我的经纪人和其他作家解释说,这可能意味着我的小说赢得了世界奇幻奖,所以组织者希望我去现场领奖。我之前还从未亲自领取过写作方面的大奖。(我曾经在《迷离境界杂志》短篇小说大赛中与人共同获奖,我在电视上看见罗德·塞林的老友杰克·克卢格曼替我从主持人麦克·道格拉斯手上领取了罗德·塞林纪念奖奖状。颁奖仪式前三十分钟左右,杂志社的人才打电话让我打开电视。大约一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邮寄回来的奖状,但奖状包装得不好,镀金边框的一边都被撞掉了。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奖状上评委的签名也都看不清了。这些评委是:哈兰·埃利斯、卡罗尔·塞林、罗伯特·布洛赫、理查德·马西森——其中三人被我奉为写作偶像)

    1986年10月,我们想去普罗维登斯,但我们无法负担两个人的费用。于是,尽管非常不情愿,但卡伦只好同四岁的简留在家里,我则请了一天假,飞到那里参加周末举行的活动。

    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终稿带在身上,它比我的行李箱还重。

    蓝鸟书店破产之后,我的手稿——尽管蓝鸟里没有一个人读过——成了蓝鸟的“资产”,被打包交给了债权人,就像办公家具和打字机一样。我宁愿相信,吉姆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包括《魔鬼在你身后》在内的未能出版的文学资产寻找新东家。

    总而言之,一个大出版社——现在姑隐其名,原因很快就会揭晓——得到了尚待出版的《魔鬼在你身后》。我的经纪人安慰我这是好事,因为大出版社的印量会更高,发行也会更好。他还告诉我,参加世界奇幻奖的颁奖宴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我可以认识我的新出版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的新编辑。

    一念及此,我就十分兴奋。法兰科是《迦梨之歌》的出版人和临时编辑,但他的编辑和修改很少很潦草。当然,这主要是我的责任。1986年之前,我发表的都是短篇小说,与我搭档的都是十分优秀的编辑,比如《全知》杂志的埃伦·达特洛,《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肖娜·麦卡锡。但我还没有同图书编辑合作过,我很期待能有这样的经历。

    到了普罗维登斯之后,我仍然不相信《迦梨之歌》真的能获奖,尽管活动举办者是那么急切地要求我到场。在世界奇幻奖的历史上,还没有处女作能得奖。何况,同时被提名的作品全都来头不小,有克莱夫·巴克的《诅咒游戏》、彼得·凯里的《骗子》、丽莎·戈尔茨坦的《梦想年代》、保罗·黑兹尔的《冬王》,以及安妮·赖斯的《吸血鬼莱斯特》。《迦梨之歌》只出版发行了几千本精装书,又有几个人会真的读过呢?

    不过,无论能不能得奖,只要能见到我的新编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完整手稿交给它的新主人,也就算不枉此行了。

    颁奖宴会举行前一天,我和我的编辑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见面了。我之前已经见过了我的新出版商,对他很有好感。

    我还记得我吃力地搬出装手稿的大箱子的样子。那一幕像极了斯波尔丁·格雷那部令人又哭又笑的独角戏电影《箱中怪物》。电影里,他的桌上也摆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着他永远都写不完的小说。

    我的新编辑是个女人,刚满二十一岁,刚被出版社任命为“恐怖小说”部门的主编。我也姑隐其名吧。

    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我头一个小时几乎没有说话。我的新编辑问我除了写作还干什么,我告诉她我的职业是教师,还介绍了正在进行的APEX项目。

    “哦,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啊。”她轻蔑地挥了挥苍白的手,“我参加过很多次。”

    我解释说,我们从不给任何孩子贴“天才”的标签,只是为他们提供学习能力超前的孩子需要的诸多领域的高水平指导。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母亲我是个天才。”我的编辑又挥了下手,“但我们天才知道自己是天才。”

    我不回应,只是听她说。“我不会做被动的编辑,”我的新编辑说,“我也不会做好好先生。我们会把这看成是你的第一本小说。你会收到我写的详细修改意见,每一页都是单倍行距。我不会漏过任何一处改动。”

    “太——”我说。我本来还要说“好了”两字,但我刚说出一个“太”,就又得听她说了。

    “我会在我们公司缔造一个恐怖小说的新王朝,”我的编辑说,“或者说帝国。我将把整个行业的水平提升到新高度。我还没有读你的这本书,我们还没有买你的这本书,但通过我的编辑,它会达到我们的标准,否则根本就进不了待出版名单。”

    “太——”我说。

    “我知道,你的这本书……有点儿像是剽窃了罗宾森的《念控力》的创意……但我不相信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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