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在明末的士大夫中,刘宗周可以算是寥寥几个,看清了大明王朝已经身处末年的人。但是他从儒家传统学说之中却找不到治疗大明王朝痼疾的灵丹妙药,最后只能提出一个慎独,一个君臣分治的模糊主张。
所谓慎独,其实就是指望士大夫们通过道德反省,压制自己的**,从而成为一个有良知的君子。刘宗周希望天下的士大夫们通过这种道德自律,来消除大明官场上那些昏聩、无能、贪腐的官员习气。
刘宗周这种指望狼自己变成吃草的羊的幻想,在礼崩乐坏的大明末年其实是行不通的。但是高攀龙等东林领袖被魏忠贤等人迫害致死后,不管是资历、学术声望还是个人的人品,东林党中已经没人能越过刘宗周了。
而且东林党本身就是一个很松散的士大夫联盟,它并不是近代那种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领袖去世后,东林党人内部之间也已经开始了分化。
像顾宪成、高攀龙这些东林领袖,在组建东林党之前,首先是一方的学术大师。所谓的东林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到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学派。
顾、高在世的时候,凭借他们的学术功底和名望,加上大部分党人都是他们在东林书院内的学生、师友,其他东林党人自然是不敢有什么想法的。但是这两人去世之后,东林党这块招牌就成了无主之物了,东林党内凡是稍稍有些名望的,无不想把这块招牌揽在自己怀里。
魏忠贤虽然干掉了朝中大部分东林党人,但是大明的朝政并没有因此出现什么好转。万历四十六年增加的辽饷,每亩加派九厘银,直到天启7年也没有停止。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明百姓自然怨声载道。而东林党人虽然被赶出了朝堂,但他们本身就是各地的地主缙绅,掌握着地方上的舆论。
在东林党人的四下宣传之下,大明国事的败坏的原因,就是因为朝中阉党横行,迫害了正直的东林党人的缘故,他们全然不顾,这增加辽饷之事,完全是东林党人执政时加派的事实。
因此魏忠贤虽然在朝廷上凭借着皇权,取得了政治斗争上的胜利,朝中稍有名望的东林党人十不存一。但是在民间舆论中,阉党却输的连底裤都掉了,魏忠贤和阉党成了祸害大明的奸贼了。
当天启故去,崇祯上台之后。只要是明眼人都看的出,阉党失势乃是必然,而东林党人返回朝堂,已经成了不可阻挡的大势。这时候心思活络的党人,就开始惦记上了东林党领袖的这块招牌了。
此时成为东林领袖,也就意味着可以借助之前民间舆论中,东林党竖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在民间舆论的支持下,走上一步登天的政治捷径。
陆澄源、王守履等坚守在朝中的东林党人,对此自然是忧心忡忡。但是他们毕竟在士林中的声望太小,在东林党内的资历也不足,完全不足以对抗那些重新起复后,有着政治野心的东林党大臣。
因此催促蕺山先生尽快入京,借助他的声望和人品压制那些心怀异心的党人,正是制止东林党内部分裂的最好办法。
刘宗周只是微微颔首,并没有接过陆澄源的话头,反而温和的说道:“新皇刚刚登基,正是大有为之际。本党同仁正该辅助君王,清理朝政,为我大明百姓做点实事,不可一味纠缠于旧事。端本当助我一臂之力,说服京中党人,放下门户成见,不可再兴党争。”
陆澄源只是微微一愣,就面带苦笑着说道:“蕺山先生果然仁厚,然而到了今时今日,本党和阉党之间仇怨已深。吾党前辈,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黄尊素、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等诸公那个不是惨死在阉党手中。
若是不能扫除**,为诸公报仇伸冤,吾等党人日后有何面目见诸公于九泉之下?更何况古语有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阉党今日不过是去了一、二领袖,若是我等就此轻轻放过,恐怕来日朝中,吾党说不得又要重演诸公故事了。到时我等今日所为,岂不成了东郭故事?
蕺山先生道德文章海内闻名,本党同志及天下士林素来仰慕,今日吾党人心各异,正需先生振臂高呼,端正人心,共击阉党,澄清朝堂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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