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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了王承恩的汇报之后,朱由检还顺便了解到,西北甘肃、陕西的关税收入达到了17.7万元,足足是往年的5倍。税额增加的原因,还是在于废除了以茶易马的限制,并放开了对于日用品的贸易限制。
由于放开了正常的贸易通道,越境的走私商人自然也就减少了。甘肃、陕西的边军将领虽然也参与了边境走私贸易,但是甘肃、陕西的边境形势远比山西更为严峻,双方的仇杀也较为频繁,因此涉入走私贸易的程度也较轻。
特别是甘肃地区,地瘠民贫,加上又处于蒙古和青藏往来交流的主要通道上,小一些的走私商人根本不需要通过和边军勾结才能出入边墙。再加上因为甘肃两面受敌,明朝国力衰退后,边境形势恶劣,边军将领往往把边境贸易当做安抚这些边境少数民族的手段,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因此甘陕的走私贸易便成了野蛮生长的典范,同山西这种政商勾结的走私集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这种以小走私商为主体的走私行为,充其量也就是维持了边境地区最基本的物资交换,向青海、外蒙地区的深入贸易,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一来是这些小走私商资本不足,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商队,容易被马匪劫掠。毕竟青海地区有着20多个民族,从蒙古一部迁入青海之后便陷入了混战之中,小一点的商队根本无法自保。而前往外蒙古的道路又太过遥远,成本高的吓人,一趟亏本他们也就无法翻身了。
二来则是,两地的皮货光凭甘肃一地是消化不了的,但是山西的大商人从右翼蒙古各部收罗来的皮货,早就控制了陕西及通往中原的商路,甘肃的走私商人根本没办法与之竞争,自然也就扩大不了规模。
而当朝廷下令正式开市后,这些小走私商人便自然的汇聚到了出关的大商队的名下,如此一来,原本难以收取的税收就变的容易了。
至于朝廷需要的马匹,反而因为废除了强制性的茶马贸易后,马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上升了。毕竟在茶马贸易时明国才是强势的一方,因此在以茶定马价的过程中,往往考虑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政治形势。
也因此易马的茶叶数量飘忽不定,往往以抬高茶价压低马价来控制茶叶的出口数量,这种行为不但损害了草原民族同大明贸易的热情,反而促使了走私贸易的繁荣。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抬高茶价获得利益的并不是茶商,而是中饱私囊的马市官吏和走私商人。
所以茶马互市很快就成了大明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今年改用了新的贸易方式后,不管是马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的提高了。5140匹中等以上的马匹,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平均每匹11.5两,花费了8万2千7百余元。虽然价格高了往年的一倍,但收购来的马匹却是真正中等以上的良马。
朱由检安静的想了一会,才对着王承恩吩咐道:“马价银从内库出,并加价20%给付甘肃、陕西茶马司,在茶马司没有改制之前,今后便按照这个规矩行事。
购买来的马匹除了拨付给甘肃、陕西的官军外,另外挑选一些好马送上京城来作为种马。另外你同户部商议下,甘肃、陕西的关税以五年为限,五年内不外送京城。三分之一划拨当地驻军,三分之一交给当地政府,三分之一用于修建互市的场地、道路和医院。
另外,肃州驻军坚守国门,但是当地粮食却不能自给,导致肃州军民困苦。而甘肃地方贫瘠,一时也无法照顾肃州。因此以朕的名义,每年从内库拨款5万元,专门用于保障肃州军民的粮食和日用供给,任何人不得挪用此项转款。”
虽然崇祯推掉了甘肃、陕西的关税,这原本应该是内府和户部分享的款项,又倒贴了马价和肃州军队的补贴。但是看着内府这趟获得了76万余元的高额收益,王承恩都忘记了应当劝慰崇祯节省些内库的资金了。
对西北边贸的事下了一个结论之后,朱由检这才接着询问道:“那么今年大明的茶税究竟收了多少?”
王承恩略略迟疑了一下,才说道:“废除了茶引制度之后,各地的茶税依然没什么起色,按照值百抽三点五的国内税,总额反而从往年的20万两降到了13万两不到。
而茶叶交易唯一上涨的区域,是在汉口成立的茶叶市场,原本湖广每年成交的茶叶数量是,芽茶5千担,叶茶1万4千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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