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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宗师兴致上来,连辨数日,才因为体力不支而意犹未尽的停下来。这时,才想起刘备这个青州之主,一齐来找刘备。问他葫芦里究竟卖得是什么药。
刘备在府邸亲自接待了诸人。笑着向郑玄等人说起自己意欲召集大儒贤士,于青州设立学府,以促进青州的教育事业发展。
兴教劝学?众人听了精神一振,在汉代,从朝廷到士大夫阶层,都是非常重视学政的。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教育这一块。太常卿下有博士祭酒,率领博士十数人,掌教弟子兼在国有疑事时,掌承问对。又有太学,内设五经博士,专门负责讲经。而地方从州到郡县,都有典学从事,劝学郎中等职,专司教化。
士大夫们出任地方,获得政绩的亮点之一,很大程度在于治下出了多少人才,每年举荐的孝廉、茂才等各常科、特科贤才有多少。
而远离庙堂,处江湖之远的儒者们,更是对学术传承热诚得很。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道统传承之争。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
因秦之乱,儒学传承在汉时并不完整。因此发展成古文、今文两大流派。什么是今文,什么是古文。简单点来说,用汉隶书就的经书,便是今文。而汉以前,篆书、石鼓文等书就的经书,就是古文。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就说了: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就像后世,楷书人人都认得,你写甲骨文和篆书,很多人便不认得一样。古文在汉时,也有许多读书人搞不清楚的。
在汉时,不断有人从墙壁的夹壁,还有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古文经书传承。甚至还有不少人伪造。儒生们在学习、解经时,因为水平的高低不一,导致出现了许多妄说,以致引发了经义混乱。从政治、教育方面看,今文学派是由显而贵、由贵而尊、由尊转繁;古文学派是由藏而现,由现而明,由明而争。于是,两大学派开始掐架了,从西汉到东汉,延绵数百年,一直到后世还在争吵不休。
今文与古文最大的区别就是,今文学派崇奉孔子,觉得孔子是哲学家、教育家,孔子“托古改制”而作六经。而古文学派崇奉周公,觉得孔子是史学家,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六经是古代史料……两大流派在礼制、历史、官制等各方面,都有争议,一直以来就争吵不休。
西汉盛行今学、东汉盛行古学。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父子对古文经传的校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时的古文经传并未入官学传承体系。刘歆为了将《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向天子上疏,于是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今古学大争论。
当时的天子汉哀帝见了奏章,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结果刘歆大名鼎鼎,诸博士不肯置对。刘歆无奈,又求见当时的丞相孔光,结果丞相也不帮忙。于是刘歆便写了一篇雄文《让太常博士书》给博士们看。此文全面的从经传的源头、流变,今文的兴盛和古文的发现,今文学者的学理缺陷和古文经传的合理性等诸方面进行了阐述。全文以史实与学理立论,辞锋理足,锐气凌人。结果此文一出,诸儒皆怨。各大儒们无法从学术上压制刘歆,便开始从政治上打压了。诸儒要么是求乞骸骨、要么是指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于是刘歆黯然离京。
东汉初年,光武皇帝时,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今、古争论。先是建武二年尚书令韩歆上书,请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结果诏下其议后就没声响了,然后在建武四年,公卿、大夫、博士等朝会于云台,结果光武帝不知怎的就想起二年前的旧事来,于是令博士范升说说意见。
范升便说:“《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
好么,惹了众怒,于是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等与之辨难,而范升这边的今文派也不甘示弱,群起而辨之。一直到“日中乃罢”。大概是因为这次廷辨没个结果,于是范升回家了想了想,把思路理清了,然后就上了一封奏书,继续辨难,反正不把古文学派打倒绝不罢休。
范升的文章大概就几点意思,一是已立于学官者为正统,费、左之流是异端,要是立异端,风气一开,后面就不好控制了,将失道又失人;二是从源头上看,费、左之学渊源不明,传承又无师法,这二者是否有价值?很值得怀疑;三是从现实角度看,应该以已立之学振兴纲纪、教化民众,立新学非政急务,一搞不好可能便会引发天下混乱,天子你刚得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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