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个“斗”。

    当君子和小人在一起时，双方无论道德品质、思想境界、衡量事物的标准和人生的处世原则，都有着各自的界线，泾、渭分明，所以君子自然要和小人斗。但假如一室之中皆是君子，因思维而导致各自见解的差异，君子自然也要和君子斗，小人们亦是如此。而这种斗争的哲学，最关键的就是总得有一个靶子和目标。

    很难为君子之间的争斗划出鲜明的是与非。

    同样，也很难为小人之间的争斗划出鲜明的是与非。

    衡量君子之斗，应当是不以己私，不以己怨，斗的光明磊落，斗的酣畅淋漓，但斗过之后是一个永远的句号。

    而小人之间的斗则决难如此。

    一部华夏文明史，大部分是在君子和小人的斗争中进化过来的，但同样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有一个君子和小人同处一室的环境。宋仁宗，却恰恰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他希望将君子精英们聚在一起，然后实施他富国强兵的宏大理想，不幸的是他忽略了一点：当众多的君子精英们聚到一起的时候，这些君子精英们就已经不再是精英了。

    新政要员们似乎未有穷期的争执让宋仁宗失望，更确切地说是感到厌烦。而此时，另一个足以让新政要员万劫不复的阴谋，也正悄悄向他们张开大网。

    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就是当初走到京城门口又被赶走的夏竦。

    庆历三年，宋仁宗第一次改组政府，调夏竦任枢密使，当时夏竦已到京城门口，却在欧阳修、余靖、蔡襄、王拱辰等人连章反对下功败垂成。当时宋仁宗把台谏官反对他的奏章封给了夏竦，让他重归本镇，同时调韩琦、范仲淹进枢密院，夏竦含恨而去，后来朝廷又让他改判亳州。

    夏竦窝着满腔怒火被迫离京。本来事情到此还没有太大妨碍，可偏偏跟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私交极好的国子监直讲石介又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不仅把新政大员挨个儿歌颂了一遍，居然还直指夏竦是大奸。颇为珍惜自己名节的夏竦受此羞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向仁宗上万言书为自己辩解。但当时仁宗皇帝正一心想革除弊政、富国强兵，没有心思去考虑夏竦所受的冤枉，于是便让学士院给夏竦一个批复。当时是学士孙抃起草的答书，这位仁兄居然在书中让夏竦“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实行”。这等于又打了夏竦两记耳光，夏竦自然对新政大员，尤其是范、富、欧等人更加恨之入骨。

    双方怨隙既成，颇工心计又老于世故的夏竦，自然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击垮新政大员，那就是被历朝历代帝王都视为洪水猛兽的“朋党”，更何况，范仲淹的党争本来就有前科。于是，夏竦让一班自己的亲近们旧话重提，在京城到处散布范仲淹、杜衍、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蛊惑圣听的流言。

    似乎，朝廷大臣结党营私的风言风语，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仁宗皇帝太大的注意，做为不算英明、但也决不算昏庸的皇帝，宋仁宗知道新政一旦实施，肯定会得罪朝中一批既得利益的人，但相比于赵家的江山社稷，得罪一些人又算得了什么？因此，仁宗皇帝也准备好要力保新政大员们不失。

    然而出乎仁宗皇帝的预料，新政实施几个月来，指谪新政不好的人没有几个，但却越来越多地听到了新政大员结党的流言。

    世上任何谎言重复一千遍，那谎言就会变成真理。

    宋仁宗不相信范仲淹等人结党。可是，联想到新政府组阁以来，先是欧阳修、蔡襄、余靖接连上章，弹劾走了参知政事王举正，推荐范仲淹；接着是范仲淹在滕宗谅一案上和王拱辰发生冲突，范仲淹拚命袒护滕宗谅这位同年；再又是那个水洛城之争，韩琦、范仲淹都分别袒护自己的部下。

    这种种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在仁宗皇帝心里划上一个问号。

    韩琦、范仲淹，包括王拱辰、欧阳修等，这些人都是举朝公认的君子吧？但为什么他们之间也会出现这种派系之争呢？如果按韩琦、范仲淹等人所推崇的“进贤退不肖”，那在这几场争执中谁又为贤？谁又为不肖？谁该进？谁又该退？换句话说，在韩琦、范仲淹的争执中，谁该是君子？谁又该是小人？

    新政大员们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扯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摆在了仁宗皇帝面前，让这位缺乏主见、更缺乏英明睿智的帝国皇帝，想大了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仁宗皇帝不得不就这个问题满怀不解、又不无伤心地向臣下询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帝国最高领袖对精英们产生了疑问，至此，大宋王朝巍峨的皇宫深处，终于隐隐敲响了“庆历新政”失败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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