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官制

有三公、九卿、二**夫、八十一元士。所与为天下者，若此而已。（自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时之官也。）”元士为天子任命的“上士”，也叫“列士”，主要任务是辅佐天子所任命的大夫工作，有别于诸侯所任命的“中士”和“下士”。这也就是说，夏朝上至“三公”，下至“元士”，官员就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人。

    古人说，“夏王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大禹从分封邦国开始就建立了国家上下级之间的管控与服从，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晰。《太平御览·周礼·夏官》对太司马职责的解释，可以清楚看出王室究竟如何对邦国诸侯进行管控：“太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意思是，大司马的职责：

    一是掌握建立邦国的九条法则，辅佐夏王制定邦国疆界，以正邦国之名分。

    二是设立尊卑有别的礼仪，以辨别王室与诸侯的不同地位，区别邦国等级。

    三是鼓励尚贤立功的道德，以激发邦国的劝善乐业之心，避免社会败坏。

    四是设立州牧官职，监控邦国，以联结王室与邦国。

    五是建立军队，按禁令究办，以正中平衡各个邦国。

    六是实施区别职分纳贡，使邦国各尽所能。

    七是检阅核计各地民众人数，让各邦国土地与人数平衡。

    八是使用能均衡并坚守公平的法则，使得尊者守大、卑者守小，以安定各邦国。

    九是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各邦国之间相亲相合。

    《周礼·夏官》最后强调：“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即以上九条法则，都是王室以征伐来正邦国的法典，邦国诸侯只要有一条做不到，则属于有违王命，王室将出兵整肃国家纪律。由此可见夏朝初期，天子之位的“正”，是禅让继位之正，诸侯之位的“正”，是服从王室中央管理之正。位“正”的观念，是中国社会不发生动乱最重要的意识形态。

    当建立起国家新官僚体系、等级制度后，大禹开始建立新的国家控制体系。

    《淮南子》曰：“昔者鲧作三仞之城，诸侯倍之。禹知天下叛之，乃坏城平地，散财物，禁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过去大禹的父亲崇伯鲧建造了三仞高的方国城墙。夏朝一仞为七八尺，一尺为一百粒黍米的高度，所以崇伯鲧城墙的高度约为四米多。其他诸侯学习崇伯鲧，方国城墙的高度翻倍。

    大禹知道，天下凡是建立起城墙的诸侯国都有反叛之心，于是破坏了这些城墙，夷为平地，将这些国家诸侯的财物散发出去，同时他们禁止建立军队，对其施以五德教育。这样做的结果是，位于海外的国家都来臣服，中原外围的四夷国家诸侯都到大禹这里来接受夏朝官职。

    大禹收缴了九州所有的青铜兵器和青铜用具，加上州牧官员、方国诸侯送来的青铜，铸成了九尊巨大的大铜鼎。

    中国的铜鼎，最初是有三只脚的铜锅，下面烧起柴火，上面可以煮肉，而从此时开始，铜鼎就变成了国家统一的王权象征。大禹将九州名山大川、奇异之物分别镌刻于九鼎之身，每鼎象征一州的土地，再将九鼎集中安置于夏都，象征九州大地国家一统。

    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据说中国从黄帝时代开始，土地就归天子黄帝所有，不可以进行买卖。夏朝沿用祖制，国土属于夏后氏天子，虽然国土主要为各诸侯国的封地，但任何土地都不能用于交换和买卖，否则就要受到天子的干涉。

    夏朝封地分为两种：一是中央政府直接分封给各贵族诸侯的方国封土；二是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部族接受天子分封而成为方国。无论何种方式，诸侯国均服从于大禹管理，并根据在“九州”和“五服”中位置，远近都要承担义务、交纳贡赋。太远的荒蛮之地，只需服从夏朝天子教化，认同中原文化既可。

    就这样，大禹建立起具有实际意义的国家制度：方国对王室的《禹贡》制度，为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经济关系；天子对诸侯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以及官员分级管理制度，为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政治关系。此外，大禹还颁发了全国统一执行的农耕《夏历》，扩建了国家军队，建立了律法《禹刑》，用专政的办法来控制一统国家的政权。

    大禹所建立的国家，有巨大的国土疆界，是一个上下级行政关系明确，经济结构清楚，军队和典章法度完备的官僚机构体系。夏朝的组织结构形式，既非“邦联”，也非“联邦”，更非所谓私有财产不足的“亚细亚社会”，而是“单一”主权实体性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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