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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民党最终放弃了内战政策。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口头允诺,如何变成国民党的实政方针,为全国所瞩目。从1937年2月开始,中g中央采取有力步骤推动国共合作。中央派z恩来、yie剑英等同志为代表,往返于延安、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长达七个月之久的谈判,商讨建立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期间,主席虽未直接参加谈判,但他密切关注谈判的发展变化,以电报、通信等形式指挥着谈判桌上的斗争。党中央和m主席审时度势,既坚持正确立场,又作出一些重大让步,迫使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170余人。大会由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王法勤、于右任、孙科、邹鲁、居正等9人组成主席团。汪精卫为大会主席。而在会议召开的前五天,也就是2月10日,中g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内称:“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一切力量,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冶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g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笫一次公开宣布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表明了我党的诚意,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这些条件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虽然汪精卫重弹*亲日的老调,并提出一个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草案,但遭到与会代表的反对。大多数执监委都提交了团结救国的议案,李宗仁、白崇喜、刘湘等虽未参加会议,却也提交了救国议案。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提案》,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联合抗日,共同御侮。杨虎城、于学忠也于15日提出八项实行全国统一的办法:即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十八日,宋庆龄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重要讲话,强烈要求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十九日,冯玉祥等16人也提出了《促进救国大计案》。这些提案的提出,为大会确定团结抗日政策奠定了基础。
会议确立了与g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会议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四项保证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和平主张。会议还通过了宣言,提出了十四项内外政策,强调对外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议,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兵抗战;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内政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中国历史将进入和平统一、加速准备抗战的新的一页。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坚持抗战乃至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势日益明朗化,为使全党明确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政策、策略,并作好大转变的准备;同时,也为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防止“右倾”投降主义,动员全党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中g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全国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28人,列席代表74人。我和政委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会议由洛甫同志致开幕词,选举m*、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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