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地扎下脚跟。日军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块战略要地的,随时都会来进行“扫荡”和“蚕食”,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应对十分复杂险恶情况的思想准备。你们要加强情报工作,只有先行了解敌军的动态,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从容应对强敌……。”
安排好这一切,我带着一部电台和骑兵警卫排,在护送部队的护卫下,离开了战斗半年多的冀热蒙根据地,返回归绥。在回程的路上,受到了冀察蒙军区的热烈欢迎。我听取了军区党政军领导的工作汇报,表示满意。并勉励他们应抓紧这有利时机,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同时,有计划地积极稳妥地向外拓展,逐步扩大根据地。会后,我单独接见了胡达标司令员,鼓励他大胆地挑起这幅担子,多学习,多动脑子,多与政委及其他同志沟通、交流,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胡达标表示服从区党委的决议,坚决挑起这幅重担,不给师长丢脸。我笑着批评他说:“这不是给不给我丢脸的问题,而是对党对人民的工作负责!”
“是!师长,我明白了。”胡达标一脸严肃的回答。
随后,我又跟蔡中均政委交谈了一会,要他多支持、多帮助胡达标的工作。蔡中均笑呵呵地回答说:“师长!放心吧!我们会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把工作搞好的。”我听了之后也就放了心。
在此地停留了两天,我便急着往回赶。冀察蒙军区派了一个营的兵力护送我们穿过了商乌公路和日军的封锁线,进入了绥蒙边区。现在可以说安全了,便命令护送的一个营返回。同时,我又给政委发了报,并告诉他后天就可到家。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四十余人,骑在马背上,一路轻松愉快地往归绥方向而去。这离开家已半年多了,在前线倒不觉得什么的,现离家近了,反倒有点思念的味道。不但儿子那音容笑貌出现在胸海里、还有贺大姐的女儿贺湘霖的样子也浮现在眼前,当然,也少不了对爱人思玉的思念。大家一路走,还一路谈笑着,人人心中都充满了喜悦。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真应了乐极生悲那句话。队伍刚进入了一个小山谷,我便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急忙勒住马,抬头向两边山谷观察,只觉一股杀气向我飘来,这是练武人的一种直觉。不好!有危险!我果断下令:“快!赶快下马,就地隐蔽!”话音没落,山谷中便爆发出激烈的枪声。一颗子弹劲直向我飞来,我感觉到那是一颗*的子弹。但练武人的敏捷反应救了我,下令时我已腾身而起,子弹到达时,我已隐身于马腹一侧,可怜跟随我几年的战马为我捐了躯。这时,我已顾不了那么多。战士们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我掉头四下一看,大吃一惊,六、七个战士来不及躲避,中弹倒地。一刹时,我怒气填鹰。恨不得立即冲出去与其拚过你死我活。冷静!必须冷静!否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长期的面临危险,使我养成了一种泰山崩于侧而目不瞬的气质。我很快镇定了心情,仔细观察四周的敌情,发现敌人人数并不多,不过五、六十人;但火力很猛、枪法准确,军事素质明显高于一般日军部队。我的思维一下子豁然开朗,这是一股日军的特种部队,他们的目标是我。至于为什么?我已没有时间去考虑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脱离险境。我悄悄地告诫战士们,这是日军最厉害的特战队,务必保存好自已,再消灭敌人。我军警卫排的战士,也是我军最精锐的战士,所有战士都得到过我的武功传授和指导,其战斗力与日军特工队有得一拚。现在问题是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日军特战队占据有利地形,又从两面对我们进行夹击,再这样拖下去,伤亡必将更大。必须立即改变这种状态。我打出个手势,叫警卫员小王将我的狙击步枪和弹药递过来(自从那次在榆林关外遇险之后,我每次出外都要警卫员将狙击步枪带上)。我发现日军的那个狙击手对我们威胁很大,乘他没有防备之时,将其干掉。我熟练地操起枪,上好弹,选了个隐蔽的地方架起枪,然后示意小王用枪将帽子顶起来,只听“叭”地一声,帽子中央穿了洞。而在这一刻,我扣动了板机,子弹直接击中鬼子狙击手的头部,一枪毙命。鬼子狙击手做梦也未想到这支小队伍中竟有八路军的狙击手。解除了鬼子狙击手的威胁,我又趁势干掉了两个日军机枪射手。日军特战队的火力一下子减弱了许多。我趁机指挥警卫排向谷口撤退,自己率警卫员小王、小张殿后掩护。小王、小张跟我之后,不但武功大进,而且枪法也练得不错,我们三人用精确的射击,压制敌人,交替掩护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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