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形势变幻（一）

坚持在停战协议中将东北地区排除在外，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

    元月十五日，根据协议，我向二纵下达了撤出山海关城及铁路沿线的命令。韩伟率部向沈阳地区转移，地方政府及地方武装则转移到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杜聿明指挥新一军于十六日进驻山海关。所说他还特地去察看了我军修筑的防御工事。

    我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逐步从秦沈路沿线及各城市退出，为防止杜聿明部长驱直入，我以一纵监视国民党军的推进。同时，调整各纵队的部署：以六纵、九纵布置于西满地区；以四纵、八纵位于东满地区；七纵和骑兵纵队（骑纵重建了骑一旅，全纵近30000人）位于热辽地区；三纵转移到辽源至梅河口一线；十纵位于长春附近。三纵、八纵、九纵、十纵、总部炮纵、装甲第二、第三师，防空师、骑兵师（原骑一旅扩编而成，全师辖四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团，约12000人）继续完成军事训练。一纵、二纵、四纵、六纵集结待命，随时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已出关的国民党的机械化大军，沿着秦沈路向北推进，并不断抢占沿线的城市和战略要地。杜聿明鉴于山海关之战，已知进驻东北的共军不好惹，因而推进十分谨慎。他将八个军分成两路，猬成一团，齐头并进。苏联红军亦于元月15日开始撤军回国，准备将铁路沿线的各大中小城市逐步移交给国民党接收。二月中旬，杜聿明率部进占了锦州。此时的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需立即做左肾切除手术，不得不返回北平治疗。故而，他向蒋介石保荐郑洞国代替他指挥。这位郑洞国也是一位战功卓著的抗战名将，与杜聿明是两度同学，而且还是老搭档，一同指挥过第五军取得昆仑关大捷，也曾一同参加过远征军。有郑洞国这样一位名将先顶着，蒋介石这才放心让杜聿明去安心治病。

    可就在杜聿明住院治病时期，东北的形势已出现重大变化。二月初发生的“张莘夫事件”，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张莘夫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成员，元月十七日，奉东北接收大员熊式辉、张家敖的派遣，随苏军代表一起自长春去抚顺接收煤矿。但不知抚顺煤矿已被我军接收，故而碰了一鼻子灰，后被苏军士兵送上火车返回长春。没想到返回途中却出了意外，当火车行驶至抚顺西郊李石寨时，忽遇一伙劫匪。张莘夫等人被绑架到附近的一个小山丘，被刺刀捅死。这就是所谓的“张莘夫事件”。二月十日，重庆各报披露了这一消息，不知是否巧合，美、英两国也于同一天公布了《雅尔塔协定》密约，再加之国民党从中扇风点火，推波助浪，随即在中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反苏浪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在东北的经济掠夺不仅激起了中国的民愤，也引起英、美等国的不满。

    中国各地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反苏游行示威，令苏联十分吃惊和尴尬。同时，也促使s大林果断作出决定，让在满州的苏军立即全部撤离。这样一来，就使得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延期撤军，以配合国民政府全盘接收东北的计划受到极大的影响。事出突然，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倒给我军提供了不少机会。

    苏联红军在满州的最高负责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立即部署军队撤离。同时，暗中将国民政府一时来不及接收的中小城市交给我军接收。

    三月八日，苏军代表突然来法库（此时我军已撒出沈阳，东北局已撤到辽源）找到我说：红军决定三月十三日撤离沈阳，希望民主联军派兵占领沈阳。我一听就知道事关重大，目前国共双方正对东北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我就以东北局的名义致电中央，建议趁苏军撤离之机，夺取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蒋军北进。但主持中央工作的liu少奇（主席因积劳成疾，正在养病）及在重庆谈判的周副主席考虑到目前整个气氛趋向于和平，故来电不同意我军进攻沈阳，但苏军已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吉林等地须保持，绝不能让。我便将中央的指示告知苏军代表。苏军代表听后十分生气，表示不可理解，无奈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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