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目的,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员表态,确立待制以上官员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这些人可以不计私利,以下的官员当以此为表率,坚定大家的政治立场。
官员有职、官和差遣,看起来系统复杂,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确实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认为官衔和职任应该相付。徐平坚持不改,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统,把与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不是徐平顽固,而是这真地改不了,强行改,也会变一个面目回来。
简单地说,官员有这三样,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前朝遗留,习惯成了自然。职以待文学之先,其实徐平自己的文学不怎么样,但是他从邕州回来一直带职。职真正的用意,其实跟文学无关,是来别士大夫的,是不是真正执政集团的一员。官员只有带上了职,才成其为士大夫,是清要,是有普通官员之外的纪律要求的。带职和革职,以及职的升降,是对官员提拔和处分的一部分。小官带职,一样也以任关键差遣。
士大夫要自成一党,带不带职,就决定了是不是属于这一党中的一员。哪怕没有徐平这样明确,事实也是这样,所以历史上的元丰改制,改完也要回到这样一个系统中来。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口号,而是政治原则,是要落实到政治结构中,贯彻到政治行为当中的。官制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
官决定了官员的收入,享受什么待遇,是与职级有关的。差遣是具体做的事情,一直有人抱怨太乱,特别是与前朝的官制比起来杂乱无章。乱是正常的,因为以前没有哪一个政权跟宋朝这样,管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如此不能够适应。
与徐平前世类比,职其实就是党内职务,官就是你是什么级别,差遣是实任职务。这个年代的各种使,各种提点差遣,其实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种长,各种主任。比如他的前世县党委委员、正科级、农机站长,对应的就是这个年代的职、官、差遣系统。
只是宋朝是党政合一,没有跟行政分开的士大夫组织结构,士大夫就是政治结构中掌权的人员。这样的结构,是因为政权本身是调和性的政权,不是专政政权。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单独成立一个党,用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确保政权的专政性质。
把阶级理论中哲学基础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万物换掉,作为意识形态,士大夫集团就成了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作为执政党,不需要单独出来确保专政,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没有专政,而是调和。
没有徐平,不来做这种改造,而是正常发展到王安石变法,出现新旧两党,那么条件合适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形态的政权。没有巨大的外部威胁,军队能彻底掌控,社会上出现一个资本家阶层,官营事业慢慢向社会转移,宋朝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我们把旧社会的一切埋葬,除了吃喝玩乐,每一项都带上了落后愚昧的帽子,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历史发展到了北宋这个时期,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的本身,已经具备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只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条件达不到。生产和经济条件达到了,会自然过渡到西欧最早的资主义。只是可能会出现的,要么是皇帝专权的君主立宪制,要么是强国家元首的两党制。
否定之否定的阶级理论哲学,在东方没有表现出来。日本走到资本主义,靠的是群臣一起改造,强行实行工业化。最后虚君,不过是历史上的幕府而已。
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国内暴动不断,不知多少国王被送上断台头,多少封建领主被砍了脑代。与其说是体现的否定之否定的阶级革命,不如说是从家天下的封建制走向私天下或者公天下的大一统。这个过程,类比的应该是中国从战国封建走向大一统的过程。
中国历史,实际上没有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造成的大动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的。而且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国家的特质并不突出。
在思想和政治上,中国在中唐至北宋中期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新旧两党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因为新旧两党党争,随之而来的君权加强,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要求在阶级斗争,皇帝要独立出来,不被掌控,以确保整个政权的调和性质。
欧阳修的疑惑,就是在他朋党论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觉悟,却被徐平一脚踢进了一党执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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