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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10 三年端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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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拱三年夏六月朔,刘文济于乾元殿举行大朝,在公卿百官、各国使节的见证下,降御旨,赐金册,加冕旒,正式册立皇长子刘继礼为太子。

    刘继礼,乃是刘文济与李皇后所生长子,生于雍熙六年,时年未满十九周岁在嫡长制的约束下,要立太子,是不可能避开他的。而刘继礼自幼端谨孝顺,素有贤名......

    因此,对于帝国的贵族与官僚们来说,皇帝立太子,所立之人,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只是忍不住把目光投向大汉又一位年轻的太子。

    从很多人的目光中,都能看出一股热切,显然,新一轮的政治投机又将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帝国上下,最具投资价值的,就该是太子了,连世祖皇帝算上,大汉已经有三位太子修成正果了,在大汉帝国,成功率是一百。

    对嫡长子给予之厚望,刘文济也不是装了,依常制,为其配备东宫属官及卫率,最重要的,以赵王刘昉为太子太傅。

    立太子之前,刘文济着重咨询过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圣母萧太后,一个就是赵王叔刘昉,而对此议,二者都表示认可。理由也都出奇得一致,国家既有成制,嫡长无缺无过,当立。

    为了表示支持,在刘文济请刘昉做刘继礼太傅之时,在稍微犹豫之后,终是开其尊口,同意再度出山。这已经是刘昉第二次担任太子太傅了,也是又一次全新的挑战,或许对赵王而言,扶立天子,都不如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帝国接班人困难大。

    不论如何,在册立完太子之后,由安南王刘文涣薨逝带给皇帝刘文济身心上的压力也随之减轻许多,于是收拾心情,重新上阵,继续搞他的皇帝事业。

    端拱三年秋,长江中游连发大水,荆湖北道沿江诸州县受灾尤其严重,灾民百万计,死伤难计。事实上,这几年,长江水患频发,不曾断绝,到端拱三年秋汛,算是集中爆发了。

    这算是刘文济继位以来,面临的第一个影响深远、波及广泛、损失严重的大灾害,不管是为立功还是立德,他都得表现出皇帝怜恤百姓的担当来,做出救苦救难的姿态来。

    于是,自上而下的,朝廷调集精干人员,筹集粮米衣药物资,全力投入救灾事宜中来。灾害洪流之中,方显英雄本色,这场水灾,对沿江州县的百姓而言是苦难,但对皇帝刘文济来说,却是一次整饬湖北官场的良机。

    经过平康半年,包括没有怎么大整的端拱两年,帝国上下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弊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初在江陵府蛰伏时,刘文济虽然不问一政,不办一事,但可别真当他是去静养的,默默无闻的同时,他可把荆湖北道的政治民生看了个清清楚楚。登基之后,又有武德司那边更详细、全面的情报加以佐证,认识就更深了。

    而吏治是最明显,最容易下手,但最不容易起实效的事情。但借着这次大水,刘文济直接对湖北官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自道司以下州府县镇各级衙门,长江上的,水师内的,贪污的,受贿的,救灾不力的,欺君害民的......

    一大波人,在事后被追责处置,端拱皇帝第一股酷烈的风,就这么刮遍了湖北官场,让荆湖北道上下,度过了一个了难以忘怀的年度。

    这场长江水灾,朝廷一共倒了两位大员,地方上是湖北布政使柴宗诲,以治下不严、预防不备、救灾不力,受到朝廷的严厉申饬,谪迁剑南,任按察使。柴宗诲年纪不小,气性也大,入川之后,于奉节驿馆上奏,请求致仕,刘文济直接准辞,把他就地再降一级,以东川参政之职致仕,把顶级勋贵的脸面给丢干净了。

    柴宗诲于事后第二年就死了,病死、气死、醉死,坊间传闻各种死亡都有,总之算不得善终,到死都觉得自己冤枉,以人力岂能抗天意?

    但他的抱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江陵知府冯端,以及鄂州知府薛奎,都因为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色(一个尽心尽力,一个救助得法),得到提拔。

    同是天意,有人死,有人贬,同样有人升官发财,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怨天尤人,庸人之举。

    还有一个因长江水害倒下的大臣,权势地位可就特殊了,财政使向敏中,以其荒谬失察、调拨无序,导致延误救灾急情。对于一向以老成持重闻名的向老相公而言,出现如此重大的谬误,显然是不正常的。

    具体缘由,背后还要什么隐情,不得而知,只从结果来看,又一名宰辅大臣从端拱时期的帝国中枢除名了。向敏中也是知进退的人,受到指责之后,便主动向皇帝上奏请辞,以老迈昏聩,难堪重任。

    但显然,对向老相公的品行与才德,刘文济是没有意见的,对其辞章,直接留中。后与寇准商议过后,决定就让向敏中去荆湖北道接任布政使,主持水害过后湖北官民的安抚善后工作,大汉帝国的宰臣上上下下,从世祖时期起就有先例,此事细说起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

    只不过,在向敏中外放之后,很多人蓦然回首,猛然发现,不到三年的时间,端拱元年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走了样。

    要知道,康宗朝时,为了赶走那些辅政大臣们,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并且每一次都是大动干戈。而在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内,政治斗争同样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政事堂换了这么多人,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却好似白开水一般平淡,朝廷内外也明显日趋宁定。

    很多事情都是细思极恐的,端拱皇帝与平康皇帝之间的区别,在端拱三年后半段时,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了。在前两年,朝野市井间,还有就刘文济继位问题乱嚼舌根的,但在进入端拱三年后,类似的人与事已然绝迹,至少在京城是这般的。

    皇城司在皇城使蔡敬的率领下,其势益猖,虽然还不到乱咬人的地步,但獠牙利齿,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让人不敢不忌。

    就是安东国那边,收到洛阳朝局变化的消息后,都安分了许多,不管是率宾府还是辽东道东北部与安东国交界地区,混乱都减轻不少,安东商人做生意都规矩了些,各种犯罪案件发生了频率也降低了。

    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皇权复兴、中央朝廷日趋稳固这种宏观大局的影响之外,新任辽东道布政使曾会也功不可没。两年的时间里,由曾会主导,从吏治与商业秩序两方面对辽东道进行综合治理,而这两项都难免受安东国那边的影响。

    尤其是端拱三年夏,曾会联合指挥司,对东北沿边地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治安整治,彻底教会安东国人怎么守大汉、守辽东的规矩,即便安东王刘文渊出面,都没用。即便刘文渊在安东国内再强悍,当面对曾会时,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

    曾会,已然成为平康—端拱时代东北地区的风云人物,东北政坛一个话题度拉满的人物,对辽东局势的安定,对安东的压制,他有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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