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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的春末,在京师内外,擅长政论的都城百姓无不忙于议论国事。上至王子皇孙,小至商贩走卒,所有人皆用极神秘莫测的语调,在公开场合窃窃私语。
而南北镇抚司耳目聪明明察秋毫的厂卫缇骑番子们,这几天却像集体失明,竟对出现在眼前的议论国事者视而不见。
倘若一位欧洲政论家恰巧旅行至崇祯十七年三月的京师,他一定会被大明开放包容的政治风气深深折服。要知道在同时代的不列颠群岛,在公开场合议论帝国首相,是要被五月花号流放到北美洲的。
当然,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胡说八道,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把话题引到崇祯皇帝本人头上,不管他身处何地,哪怕是在莺歌燕舞的妓院,也会立即有两三个凶神恶煞的锦衣卫番子,不由分说冲进头牌闺房,教那胡说八道者如何做人,打完之后,还会请他去镇抚司诏狱走一遭。
位于京师西郊的锦衣卫镇抚司诏狱原本只关押朝廷官吏,而且是五品以上的大员,与普通百姓分属于两个不同位面。
实际上,锦衣卫番子大都来自中等人家子弟,平日对寻常百姓绝少下手。
因此,与后世俗烂影视剧大相径庭,在崇祯十七年之前,寻常百姓与锦衣卫或是诏狱,根本不会发生任何关系。
然而自从朱由检下令将南镇抚司改建为病毒实验室,并且将数以百计的仇敌投入诏狱做活体实验,各种流言蜚语便在北京城中传播。
有人说锦衣卫在镇抚司诏狱中饲养猛兽,用叛军俘虏喂食,有人说诏狱中藏匿有僵尸,每到月圆之夜便要吸食活人血液。还有说,诏狱本来就是白莲教的祭坛,当今圣上也是白莲教信众——不用说,持有最后一种说法的人如愿被关进了镇抚司,当然只是关关而已,锦衣卫还没那么丧心病狂拿百姓做实验。
总之,在擅长说段子讲故事的京师百姓口中,镇抚司诏狱京师已经变成阴森恐怖的代名词。
哪家孩子晚上闹夜,父母只要说一句,再哭把你丢进诏狱,那孩子便立即不哭,于是乎崇祯皇帝的病毒实验室现在竟有了止住婴孩夜哭的奇效。
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流言不能止,既然不能议论皇帝,大家便开始议论六部。
于是乎整个三月上旬,漫步京师街头巷尾,总能听见一些眉飞色舞的闲人谈论政事,他们的标准句式是:
肉食者鄙,六部皆饭桶,世间我独醒,我若进内阁,天下必安定。
不得不说,这些言论与后世键盘侠中南海不如我之类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各种流言蜚语中,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二,北京城终于迎来了朱由检苦苦等待的人——大顺使者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以及清国使者范文程,潭泰,佟养性。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初五。黄道吉日,宜远行。
辽东宁远。
从盛京出发后,经过数日跋涉,正黄,正蓝两旗主力,镶白两旗一部,共计七万战甲于三月初四抵达辽东重镇宁远。
就在同一天,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镶白旗主力,正蓝旗一部,约三万战甲,充当大军侧翼,由盛京出发,沿长城一线,从张家口突入山西,计划沿黄河向东面包围京师。
济尔哈朗对多尔衮这样的排兵部署颇为不满,在出发前,郑亲王便从白甲夜不收那里得知,此时山西全境基本已被李自成麾下顺军占据,明国在山西幸存的宣镇,大同两镇,已处于投降边缘,而京师派来的援军——秦王朱常渭率领的督战队——正在赶赴山西。
顺军在山西至少有十万人马,明军也在万人上下,对济尔哈郎来说,两边都不是软柿子。想要从山西借道,至少要过了李自成这关。
山西已经被活着的李自成和死去的朱聿键抢的差不多了,要么不顾背后威胁直接向东攻打京师,要么从李自成那里虎口夺食,否则镶白旗很难抢到什么东西。
虽然对多尔衮这样的安排颇有不满,不过郑亲王倒也心满意足,相比豪格控制的镶黄,正红,正白三旗,他手下的正蓝旗境遇无疑要好出很多。至少他们跟随多尔衮南下攻略明国,凭着人多势众,尽可能多的掠夺人口财富。
至于豪格手下那三旗,没有其他五旗的配合,虽说单凭他们那五六万人马也能饮马明国江南,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自然会更大一些,绝不似郑亲王他们这般顺利。
辅政王下令大军在宁远休整三日,等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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