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

    今移民实内，浚治城隍，族居聚处，课其骑射，长吏简试，差品能不，甲科上 第，渐就优别，明其勋才，表言州郡。如此则屯部有常，不迁其业。内护老弱，外 通官涂，朋曹素定，同忧等乐，情由习亲，艺因事著，昼战见貌足相识，夜战闻声 足相救，斯教战之一隅，先哲之遗术。论者必以古城荒毁，难可修复。今不谓顿便 加功，整丽如旧，但欲先定民，营其闾术，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毁缺，权时 栅断。足以御彼轻兵，防遏游骑，假以方将，渐就只立。车牛之赋，课仗之宜，攻 守所资，军国之要，今因民所利，导而率之。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 兼城之用，千家总倍旅之兵，万户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 于优复队伍，坐食廪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未久，边令弛纵，弓竿利铁，既不都断，往岁弃甲，垂二十年，课其所 住，理应消坏。谓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幢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 之。又界上严立关候，杜废间蹊。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镌，别造程式。若 有遗镞亡刃，及私为窃盗者，皆可立验，于事为长。又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 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修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 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车，运我所长， 亦微彻敌之要也。

    承天素好弈棋，颇用废事。太祖赐以局子，承天奉表陈谢，上答：“局子之赐， 何必非张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素 不相善，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太尉江夏王义恭岁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 万匹，米七万斛。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而旧 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元辄命议以钱二百万给太尉。事发觉， 元乃使令史取仆射孟顗命。元时新除太尉咨议参军，未拜，为承天所纠。上大怒， 遣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元时又举承天卖茭四百七十束与官属，求贵价。承天坐 白衣领职。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灵运从祖弟也。以才学见知，卒于禁 锢。

    二十四年，承天迁廷尉，未拜，上欲以为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 官。卒于家，年七十八。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 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又改定元嘉历， 语在律历志。

    史臣曰：治边之术，前世言之详矣。夫戎夷狡黠，飘迅难虞，必宜完其障塞， 谨其烽柝，使来径可防，去涂易梗，然后乃能禁暴止奸，养威攘寇。汉世案秦旧迹， 严塞以限外夷，吴、魏交战，亦以江、淮为疆场，莫不先凭地险，却保民和，且守 且耕，伺隙乘衅。高祖受命，王略未远，虽绵河作守，而兵孤援阔，盛衰既兆，用 启戎心。盖由王业始基，经创多阙，先内后外，以至于此乎。自兹以降，分青置境， 无围守之宜，阙耕战之略，恃寇不来，遂无其备。周、汉二策，在宋顿亡，遂致胡 马横行，曾无籓落之固，使士民跼苍天，蹐厚地，系虏俘囚，而无所控告，哀哉！ 承天安边论，博而笃矣，载之云尔。

    <b>部分译文</b>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父亲裴王圭，做过正员外郎。松之八岁时就通晓了论语、毛诗。他博览古书，立身处世简朴。二十岁时做了殿中将军，此官是直接保护皇帝安全的。晋孝武帝在太元年间挑选名人作参谋顾问，开始选用的琅王牙人王茂之和会稽人谢车酋都是南方和北方的望族。松之的舅舅庾楷在江陵，打算带着松之西行，作新野太守，因为事情难办而中止。义熙初年(405)，松之作了吴兴故鄣县令，因为政绩显著，于是又被调入京城作尚书祠部郎。

    宋高祖北伐，兼任司州刺史，让松之作了州主簿，后又调松之为治中从事史。攻克洛阳后，高祖说：“裴松之是朝廷人才，不应该长久主持边务，现召他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相同，可派人去告诉他。”在商议建立五庙的时候，松之认为妃子臧氏的庙乐也应该与其他四庙相同。松之被任命为零陵内史，召为国子博士。

    宋太祖元嘉三年(426)，司徒徐羡之等人被诛杀，太祖派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出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和起部甄法崇出使荆州，松之出使湘州。松之后又任中书侍郎和司、冀两州的大中正。皇上叫他注解陈寿的三国志，松之把传记聚集一起，增加了许多新奇的内容，完成后奉给皇上。皇上很高兴，说：“这是不朽之作啊。”松之出京任永嘉太守，他关心爱护百姓，官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后又入补通直散骑常侍，仍兼任司、冀两州的大中正。不久又出任南琅王牙太守。元嘉十四年(427)，松之辞去琅王牙太守一职，被任为中散大夫，不久任国子博士，又提升为太中大夫，国子博士如旧。接替何承天撰写国史，还没有来得及写，在元嘉二十八年，就去世了，享年八十岁。

    何承天，东海郯城人，叔伯祖父何伦，是西晋时右尉将军，何承天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徐氏，是徐广的姐姐，生性聪慧学识广博，所以何承天小时候便开始接受教义，经史百家，没有不详尽通习的。其叔父何月兮是益阳县令，他跟随何月兮一起去任所。

    晋隆安四年(400)，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何承天为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举兵反抗朝廷，何承天惧怕祸乱不息，遂弃职还于益阳。起义之初，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何承天为他的辅国府参军，派人通报以尊奉宋高祖，于是任命何承天为浏阳县令，不久他便离职还于京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城，授官何承天为兼代参军。刘毅曾经外出行走，鄢陵信史陈满用弓箭射鸟，箭误中了值勤的将领，虽然没有射死人，但是处以弃市之刑。何承天提议说：“官司应重视实情断决，有疑问则从轻处理，先前使汉文帝刘恒所乘之马受惊的人，张释之以犯跸之罪名弹劾，而处罚也只到罚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白他无意惊动帝王之马，所以不以惊驾的重罚施加于他，而是施加以不同的条例，现在陈满的本意在于射鸟，不是有意射人，按照法律，因过失误伤人命的，判三年刑，何况还没有伤人呢？只轻微处罚一下就行了。”何承天被补任为宛陵县令，赵忄炎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拜请何承天为司马。不久何承天离职。

    宋高祖刘裕以何承天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伐刘毅，留下诸葛长民为监军，诸葛长民私自怀有异心，刘穆之偷偷问何承天说：“宋公此次出行能否成功呢？”何承天回答说：“不担心无法判决，我还有另外一丝担忧，宋公以前从左里城回到石头城，多高兴啊，这次回来，只不过是再重复一次罢了。”刘穆之说：“不是你说我还听不到这话，近来，渴望像丹徒刘郎(布衣)那样，恐怕也不能够了。”随后，何承天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415)，何承天为世子征虏参军，随后迁职为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塘县令。宋高祖刘裕在寿阳，宋台建立，召何承天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一起共同撰修朝仪。永初末年委任何承天为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守江陵，拜请何承天为南蛮长史，当时有一个叫尹嘉的人，家境贫寒，其母亲熊氏以自己为典质替尹嘉偿还债务。尹嘉因不孝获罪当处死刑，何承天提议说：“根据官府宣布的法令，全面考查尹嘉大辟罪之事，符合法吏葛滕的规范。母亲控告儿子不肖，并要求杀掉他是允许的，法令说，违反触犯教义法令，在尊重恭顺方面有不足，父母要求杀掉他，都是允许的，对被控告人的处罚只有依据控告人的要求来做。慎重探求这件事的原委，尹嘉的母亲陈述说自己愿意做典质换钱，为儿子还债，尹嘉虽然因为恭顺不至而触犯教义，但是其母却没有请求杀掉尹嘉，熊氏用还债使他生存下来，而现在却要杀掉他，这就没有顺从所求人的要求。此事开始以不孝为理由而控告，终止于由出卖而判罪，从这事两方面看，母亲和儿子都受了罚，葛滕所依据的法律，没有这条款，尹嘉生存下来意义很大，依理却难以申辩。明白教义然后阐发，怜悯他因愚昧而受蒙蔽。明晓德义慎重处罚，文王以此体恤下民；商议牢狱赦免死刑，中孚(卦名)于是流传苍生。说到实情那么母亲为儿子痛苦，说到恭敬那么是没达到礼仪的，现在放弃乞求宽恕的要求，依照被杀头的条例，用尊敬恭顺的法度，施加于有饥寒之患的贫民，确实不是惩罚重罪而宽容轻微的，甚至可以抛开有罪之名，我认为免除尹嘉的死刑，似以春天的恩泽普照万物的恩情。赦免熊氏的过失，用以表明为儿子受苦是合宜的，那么，蒲亭虽然简陋，却可以同圣明比德，豚鱼虽是微物，却流传到今日。”尹嘉之事没有判决，恰逢大赦，得以释免。

    谢晦荐举何承天为卫将军，后迁职咨议参军，兼做记室。宋元嘉三年(426)，谢晦将被讨伐，他的弟弟黄门郎谢嚼用密信通报于他，谢晦问何承天说：“如果真是这样，你叫我如何呢？”何承天说：“以君王的尊贵，举天下之兵攻打一州，大小既不相同，方向也不一样，逃到境外以求自保，这是上计。其次派遣亲信带领兵士驻扎义阳，将军你率领部队在夏口交锋，如果战败了，就奔向义阳然后往北部边境出逃，这是次计。”谢晦沉吟良久说：“荆楚是适于征战的城郭，兵师财力充足，应该决战，逃走也还不晚。”命令何承天拟造征讨檄文，谢晦认为湘州刺史张邵与自己不是同道之人，准备派遣一千人马去偷袭他。何承天认为不知道张邵的意图趋向，不宜随便征讨。当时张邵的哥张茂度为益州县令，与谢晦一向友好，所以谢晦受何承天的劝阻中止了派兵。是时益州前任刺史萧摹之，巴西前任太守刘道产离官还于江陵，谢晦想杀掉他们，何承天竭力营救，所有的人得以幸免。谢晦被攻克，何承天留在城府中不随行，等到到彦之到马头时，何承天戴罪晋见，到彦之因为他有诚意，宽恕了他，命他兼作南蛮府事。

    元嘉七年(430)，到彦之出师北伐，拜请何承天为右军录事，等到到彦之战败溃退，何承天因才能不适于军旅，得以免除刑罚，而任命为尚书殿中郎，并兼左丞。吴兴余杭人薄道举有补兵之祸，依照法律须是同籍的其月亲(其月亲，服丧一年的亲属)补充军队，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都是大功亲(大功，丧服五服之一，服期为九月)，不应在补充的条例之内，法律以薄代公的母亲活着为期亲，那么儿子应跟随母亲补充军队。何承天提议说：“探究补兵这一制度，同籍期亲补充军队，大功亲不在此条例之内，妇女从者有三，出嫁了顺从丈夫，丈夫死了，顺从儿子。现在薄道举为补兵所患，如果他的叔父还活着，按法制应补充前往，妻子儿子居军营，本来是极合适的事。但他为补兵所患之时其叔父已经不在了，薄代公、薄道生又是堂弟，属于大功亲，不应该补充前往，现在如果以叔母为期亲，命令薄代公随母亲补充军队，既违背了大功亲不应补充前往的制度，又背离了妇女三从的道义。”由于主管此事的官员死守期亲的文告，不分辨男女之间的区别，嫌远了同时又害怕负担，才生出了这个疑窦，又害怕这不是朝廷慎用刑法的原旨，最后，何承天将薄代公母子一起宽恕了。已故司徒孔邈有奏说没被进用，孙邈已下葬。议论的人说不应该仍用孔邈的名字，而应用现任官的名义去启奏，何承天又提议说：“已经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适合启奏，没有其他含义，只是嫌他对现在不吉祥罢了。启奏之事一经拖延，动辄要经过几年几月，盛明的世道，凡事应该从简，细微的避嫌和忌讳，都应该消除。”

    何承天本性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上司，常以自己所长轻慢同行，为仆射殷景仁所不满，出任为衡阳内史，以前在西部与官员大多不融洽，在郡里又不太公正清廉，被州司举发，拘禁于牢狱，遇到大赦得免。元嘉十六年(439)，任命为著作佐郎，编撰国史，何承天年事已高，而其他佐郎都出自名门且年轻有为，颍川荀伯子讥讽何承天，常把他称作乳母，何承天说：“你应当说凤凰生了九个儿子，乳母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迁职，为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不变。

    当时丹阳丁况等人死了很久却还没安葬，何承天提议说：“按礼制，所谓还葬即速葬，应该说荒年歉收只是一时，所以准许他量财行事而不求完善。丁况等三家，数十年里，只要安葬就没有棺材，确实是由于恩情浅薄，与禽兽无异。我私自认为丁况等人同住在一起多年，却没有用道义进行规劝，以法律进行责罚。元嘉十六年冬，没有新颁法令，又没有申明旧的制度，有什么严格的，突然互相揭发，有的由邻人辩解，正与此案相同。如果是在东部许多地方听到这种事情很多，长江以西淮河之北也不少，如果只惩罚这三人，就大概起不到整肃之效。如果只开一个头，那么就可能一齐行动，里伍县司、竞相为私利而循情。财物贿赂一旦盛行，官司案情必然混乱，恐怕损害了圣主的治国之道了。我认为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不再过问，依据这事附带规定制理的方案，如果人们安葬不符合法律，同住的人应当立即揭发，三年除服之后，则不加追究，这样较为适宜。”

    元嘉十九年(442)，设立了国子学，何承天以本职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授孝经，何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一起为他手执书经，从师授业。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当时北魏侵扰边境，宋太祖向群臣征求威慑戎敌抵御入侵的策略，何承天上书说：

    “我就北边藩镇侵扰之事上书朝廷，强虏侵犯青州、兖州，皇上仁慈，怜悯百姓，广泛征集众人的智慧，治理国家军政，我以我愚昧浅陋，事先得到皇上的咨询，我私下考查过猃狁犯难起自上古，有周之时欣欣向荣，南仲却出师迎敌；汉室之初，兴隆盛世，卫、霍用力，虽然饮马于瀚海，树旗于祁连，战事艰难繁杂，普天之下极不安定，运输量太大，财物装满车船，无奈狂虏凶狠狡黠冥顽不化，势力没有削弱，成败结果，总的说来是没有益处的。汉宣帝(刘询)趁着他们背离混乱，推翻旧的使其灭亡，巩固新的使其存在，才使得他们臣服。自从晋朝丧失中原以来，戎敌侵略骚扰，一百多年里，却没有空闲以北虏为忧患。大宋之初，日月圣灵普照武帝，因而胡虏感念大宋之德害怕大宋之威，所以大宋之用度自然是进贡。自从陛下执政以来，这种与他族的联系遵循教养，十几年里，贡物仍然不断，去年三王外出镇守，考虑振兴王室志谋远大，然而禽兽之心易起，于是产生猜测恐惧，背弃信约，深深结合之后因怨争而背离，贪恋祸乱恣肆毒害，没有理由地内讧，恐怕战火的征兆，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一向平庸懦弱，无才整治武备，直言我狭小之见，只是撰写了安边论，意见浅薄，恐怕无可取之处，如果能得以在朝廷商讨，辨别检验其对错。希望或许能够开拓群臣的思虑，仔细研究众人的谋略，优劣已展示，是否可以指出来呢，其论如是说：

    “汉代所说的防备匈奴的策略，只不过两种：武将竭尽征讨的谋略，文臣力求和睦相亲的礼约。考查这两者，各有其长远意图。侵犯塞漠之外，胡敌留难牵制，必然不能破敌，筹划自己的扩张，应当像以前冀地人民，归化者众多。二州之兵压境，三王出征藩镇，筹划将被张扬伟念将要实现，民众引颈盼望，华、夷仰慕正义。如果贪溺于小利，且自己傲慢放纵，那么向外展示富足的财力，在内却依靠不忠信的军队，现在如果一定遵守教义，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虽然不一定可以使他们归顺朝廷，但一定可以使边关和平宁静。然而和睦相亲事关重大，应根据朝廷制定的克敌谋略。这确实不是微臣的浅薄所能言尽的，如果追溯卫、霍战于瀚海的志向，时事不同，导致功绩也不一样。敌人虽然演习战事日久，又占据燕赵之地，连结秦魏之表，地形险峻，亘古如此。自己应该大肆畋猎，练兵于淮水、泗水，在内充实青州、徐州，使人民有充足的储备，四野有堆积的粮食，然后分别派遣方、召，统率雄师，精兵十万，使这一举动扫尽平坦，那么就用不着使国家军队辛苦，人民劳累了。为何这样说呢？现在北方百姓大都适应了动乱，有意于苟且偷安，不再以外族统治为耻辱，极度渴求仕宦，只是残害生灵掠夺侮辱把人看得毫无依靠，所以背着襁褓归附国家的人，先后络绎不绝，胡虏既不能进行战事较量又不能遵循事理，攻打城池掠夺地盘。并且精锐之师偷袭，慌乱之中驱除了羸弱，这是他遭受抱怨招致祸乱的原因，也是它灭亡的时候。现在如果派遣军队追杀，报复其侵略的暴行，大肆翦杀幽州冀州之民，攻城破县，然后圣明的朝廷怜惜抚育百姓，救助他们以道义。如果只是安抚使其归附，讨伐有罪之人，怜悯人民，那么就像良马四奔，不为征用，只是白耗巨资，对敌方却没有丝毫损害，另外出奇兵深入腹地掩杀击破敌军，如果碰上困难而没有达到，就要像被囚困的野兽仍想搏斗一样，那么报复之战，将会无休无止。那秦汉之争的最后教训，是在于轮台的遗憾。

    “安定固守边关，应从长计议。我以为安边的策略，史书上阐述得已很完备了。李牧开了头，严尤申明其要点，重要的策略已经提出来了。曹操、孙权争霸，在才能智慧上势均力敌，长江淮水之间，没人居住地各有几百里。而魏国舍弃了合肥，退却保守新城，吴筑城于江陵，将民众迁移到靠南的水边，濡须之战，人民停息在羡溪，说到驻扎襄阳，民众分散杂乱，晋宣王认为应该迁徙到沔南，以充实淮水以北的地区，曹爽不赞同此意，果然被消灭在籸中。这些都是前代遗留下的鲜明的教训。为何呢？放哨的远郊，是不适畜牧牛羊的地方；辗转作战的地方，是不适大兴农事的地方，所以巩固军备清除旷野，等待侵兵前来，整饬兵器、等待其疲敝，虽然时间有古今之分，势力有强弱之别，但是保护人民和国家完整，超不出这种途径。其要纲归纳有四点：一为移远就近；二为修复城防；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四为统计人数考查兵器优良的守卫者界定其国土，骁勇的将领振兴其风采。然后通过打猎宣扬其号令，通过祭祀教诫其廉耻，悬赏官爵以吸引他，设制禁令以威慑他，徭役赋税应该有规范，宽松和严格相互结合，等到十年，人民都明晓行事所应遵循的法律制度，然后简略发出命令出师远征，在云朔高扬战旗，如狂风席卷黄河冀州，如闪电扫过嵩山恒山，在燕地满挽雕弓，于代地快马加鞭，在秦地首先砍断他的右臂，在吴地用马蹄踢断他的左肩，铭刻功勋在燕然山山陵之上，犒赏士卒在金微之乐曲里。

    “敌寇虽然显示出离乱流亡易于征伐，愚昧孱弱容易攻取，如果天时人事还没有完全符合，则应隐藏锋芒等待时机，慎重考查其策略。如果边关防守没有加强，兵卒散乱如星布于四野，勤劳懒惰持有不同政教，贫穷富裕拥有不同财物，边境人民，怀有不同心思，因俘获而取留，不留意本来职业，驱动率领不易，扫除涤荡不难。又根据狡猾的敌人的生活习惯，吃兽肉穿兽皮，以驰骋为容止仪表，把放牧当成农事，没有车舆的安逸、城郭的保护，顶风冒雨，却不认为辛劳，在草丛中露宿，这是其生活习性。如果他们胜利了，则竞相争利，如果失败了，也不以逃跑为耻辱。他们开发得急促，然而到此地却已疲惫了，况且今年春天越过济水，且已得到了好处。顺着胜利的习惯，没料到却该受天诛灭，等到秋天之末，那更是送死。敌寇到来之时，捷劲的骑兵如蝼蚁一样聚拢，精锐的兵士像鸟一样汇集，践踏禾粟庄稼，焚烧村落，虽然驻守边关的将帅足智多谋，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抵御敌人？如果广大的军队聚集在一起驻防，则必然破坏农事；驿车四处奔走混乱不堪，则打仗时行动必定迟缓；用散乱的金银进行赏赐，其耗费必然庞大；用客籍代替土籍驻守，日子久了，必然嗟怨四起。如果谁在农民的居住地，农事战事一起治理，没有兴师动众的辛劳，却得到了防卫保护的结果，这是好是坏，优缺点显而易见。

    “一为移远就近，以充实内地。现在青州兖州旧民，冀州新归附之人，在边关的有二万家。这就是敌寇的财资，现在他们全部可以向内地迁徙，青州之地的人民迁移到东莱、平昌、北海等县，兖州冀州之地的人民移迁到泰山之南，南移自下邳，左移至沭水，右移至沂水。所至之地田野肥沃，向西阻隔兰陵，向北扼制大岘，四境之内，确实称作险峻坚固。人民本性难于迁徙，明白这点才能开始筹划，在没有敌寇之时，喜欢产生嗟叹埋怨。现在刚被劫掠余下的惊惧还没有平息，如果能让其明白现在所处之安危，且将居住乐土，那么他们应当欢呼雀跃，歌颂在路旁，把迁徙看成回家。

    “二为重新修复城防，以增强阻挡防御的能力。秋冬时节收割完毕，人民进入城堡，用以防备盗贼，使防御有素。古代的城池，随处可见，现在虽然颓败废弃了，但还是可以修缮，先粗略统计户数，估计其所容纳的人，新迁移来的人家，也住在城里，给予他常有的待遇，使其成为乡人，收获庄稼修筑禾场，女人孩子守护家里，县官治理军队，平民男女春种夏猎，秋冬入城，敌寇到来之时，一城有一千户，能够征战的人不会少于二千，剩下的羸弱之人，还能够登上城墙呐喊助威，充分准备围困侵略之敌。兵家的观点说，像这样的兵士二千人，完全可以抵御三万侵敌。

    “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用以治理武备。聚集千家的资产，不会少于五百对耕牛，做成战车五百辆，每三辆车用带钩连接，以保护众人。假设城池已不能坚守，不论经受平安还是危险，贼兵都不能干预，并且聚集居住，也便于查验整治，号令严明，人民也知道训诫。如果有紧急征战发生，连续两夜可以聚集。

    “四为统计人数考核兵器，不能有遗漏。人丁有千家的城邑，有战士二千，根据他们的特长，各有自己的兵器，平时多加操练，并刻上自己的姓名，还给长官存放到军库，外出征战则请求用以战斗。优良的弓箭，锐利的兵器，若人民没有配备的，则官府逐渐予以补充，这样一来，几年之内，军事装备已大致完善了。

    “我听说国家和军队分明法度，实行于京都一带以内；军事和农事一起治理，在疆场之外进攻防守等战事，都靠其平时操练，任凭其勇敢怯懦，山地丘陵河流陆地等地形，冷热温凉等气候，都是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若想改变则弊端遂起，正因为这样，所以驻防申地作难，埋怨源自任期已满。现在如果以吴荆精锐的队伍远驻在清水济水，耗资巨大，抱怨也深重。以我估计，不如就利用那地方的人民便利。管仲治理齐国，寄予厚望在于民众；商君辅助秦国，治理农事和战事，最后申明其威严，成就其霸业，实现其志向，不是任务沉重，而是心中有数。梁国任用差役，其国家就消亡了；齐国运用武力治理，人民就离散了。自从汉朝魏朝以来，这种制度就灭亡了，畋猎没有恢复先王的法度，治理军队只是按照亲信之人的意图，一旦有战事告急之日，人民不熟悉战争，以至于广泛招集招募悬赏，并给以优厚的俸禄，一旦事发则四处奔逃求救，天下混乱。刺史方伯等大小官员，垂手坐听，没有丝毫谋略，只希望朝廷派兵援救，这都是疏略战备的危害，没有教导的过失。现在将民众内移以充实内御，重新治理城防，聚居一起，考核战术，长官简单考核，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渐渐变得优秀，明晓其才能，向州郡陈述，象这样则聚集有恒定的地方，不改变其志向，在内保护衰老弱小，在外与仕宦联系，朋友同行都一向安定，同忧共喜，感情由于亲友而巩固，六艺因为战事而确立。像这样白天打仗可见相貌就能够辨认，夜里打仗只听见声音就能互相援救，这就是治理战事的一个例子，先辈遗留下来的道理。对这种治理战事的策略提出异议的人大都是因为古城已荒废颓败，很难修复，现在不是说要整顿完善，扩大规模，整饬得如同往昔，只是要求先让人民安顿下来，聚居于乡道，城墙沟壑还存在的，就将就一下，如果有倒塌断缺的，根据时机连接或者断开。这样就足以抵御其精锐之师，防备阻截飙骑，如果这一切实施，其任务就完成了。关于战车耕牛的建议，考查兵器的事宜，这是国家进攻防守的依靠，国家军队的关键，现在为了人民利益，引导率领他们。耕田农桑的设备，是国家之宝，耕田养蚕的农夫，同时起守卫城池的作用，千家联合起来，有数倍的兵员，万家聚合一起，有全部军队的士兵，军事强大而不害怕敌寇，国家殷富而人民却不劳累，比起重新扩编队伍、坐食国禄有好处，不可以同日而语矣。

    “现在安定已久，边关条例疏漏，弓箭利铁都没有禁绝，往年废弃的兵甲，将近二十年，考查其所住，按常理说应该销毁损坏了。现在说应该重新申明旧的制度，严格禁止出入边关，像商人贸易往来，在举旗先导的队伍中藏匿的人，都以军法加以处置。在边界上严格设立关卡，堵绝废止小道。城堡之内，每个地方都应检查兵器，并加以雕刻姓名，另外制定法规。如果有遗弃的箭镞和丢失的兵刀，和私自偷盗的人，都可以立即检验，对事情有好处。另外钜野之地湖泊宽阔，向南沟通洙水泗水，向北连接青州、齐地，并有旧的城郭处在湖内，应该立即修复旧的城墙，比用坝堵水有利，并供给轻快的战船百艘，敌寇如果侵入境内，则引船出战，左右随时接应，占据入侵之师的码头，破坏其运粮的船只。这样有利于制造战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这也是防御敌寇的要领呀。”

    何承天向来喜欢下棋，对正事常有损害，宋太祖以弈具赏赐给他，何承天上表陈述谢意说：“赏赐弈具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像张武那样赏金呢？”何承天还善于弹筝，皇上又赏赐他用银装饰的筝一面，何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一向关系不好，二人互相窥伺对方辖台的过失，几次互相上书弹劾。太尉江夏王义恭一年给何承天资产：钱币三千万，布帛五万匹，粮米七万斛。义恭一向铺张，用度经常不够。元嘉二十一年(444)转向尚书要求索取第二年资费。旧制度规定支出钱币二十万，布帛五百匹以上，应向朝廷启奏。谢元则提出以钱币二百万给太尉，事情败露后，谢元于是命令杀了仆射孟靑。后谢元新任太尉咨议参军，还没正式授命，被何承天揭发了，皇上大怒，贬谪谢元归乡，且禁锢终身，谢元这时又揭发何承天卖绫茭四百七十束给官属，索取高价。何承天被贬为布衣。谢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谢灵运族祖的弟弟，以学识才智闻名，死于禁锢。

    元嘉二十四年(447)，何承天迁职为廷尉，还没有授命，皇上准备任他为吏部，已下达了密令，何承天泄密，因此被免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八岁。原来的礼论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减合并，以门类相从，共有三百卷。此外还有前传、杂语、纂文、论等流传于世。另外，还改修订了元嘉历，这在律历中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