嬢嬢去了,在“三八”妇女节前一天凌晨,嬢嬢就是我的小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但接到哥哥电话时还是不愿相信,偷偷地在办公室流着眼泪。小姑患妇科癌症三年多来,要么在家里养病,要么在医院化疗,要么行走在去医院的路上,前后化疗好多次,在病痛中饱受折磨但从没放弃活下来的信念。每次稍微养了一点精神,小姑便要求去化疗,对久高不下的癌症指标,除了化疗,似乎别无选择。姑姑是个爱美的人,头发掉光了,就戴一顶红色毛线织成的帽子,在医院里临死前还吩咐女儿(我的表妹)给她买假发。
小姑去世一个星期前,我去医院看望过她,她向右侧躺在病床上,在输蛋白和血浆,身上插着尿管,鼻子上接着氧气,氧气瓶里突突地冒着泡,氧气阀门已经开到最大,可姑姑还是喘着气,让姑父把氧气瓶开大一点。姑姑见我来了,挣扎着抬抬左手,让姑父拿香蕉给我吃,那声音极其微弱,像游丝般轻轻飘来。姑姑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肝脏、胰腺,年前去看姑姑时,姑姑还能起床到阳台上晒晒太阳,可是这次化疗后,姑姑就起不来了。腿部和双脚胀气胀得厉害,双脚仿佛被吹了气,一按便是一个深深的凹槽,久久平复不了。弟媳正抓着肿胀的脚,给姑姑轻轻地按摩,以此帮助姑姑缓解胀痛和安稳入睡。我蹲在姑姑床前让她别说话,我抚摸着姑姑干枯的手,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安慰姑姑。我望望窗外,阳光明媚,医院楼下的一排树已经吐出新绿,我伏在姑姑耳边说:“姑姑,这次出院了,不许再化疗了,化疗太伤元气。你就在家里晒晒太阳,到田边走走,看看春色。天气暖和了,人就舒服了。”姑姑微微睁开眼睛,嘴唇翕动:“我这次回不去了”姑姑的语气和神情一样平静,好像刚刚下了一个决心而气定神闲。“别瞎说,医生说过几天就能出院,村子里的邻居们还等着你回去摸牌呢。”姑姑,轻轻地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那是我跟姑姑的最后一次见面、说话。
姑姑大事那天早晨,我们十来个侄子、侄媳,侄女、侄女婿集中在村东头的桥口,大家手里捧着花圈,拎着鸡呀、鱼呀、肉啊,水果、糕点等“祭桌”用品,还有包装精美的纸钱、“金元宝”、摇钱树等,队伍排成一条长龙,吹吹手乐声一起,悲从心底泛出,涌出眼眶,模糊了眼镜片。
姑姑躺在冷冻棺材里,棺材四周装饰着塑料花还有色彩灯泡,一闪一闪的。客厅里、阳台上都摆着各色鲜艳的花圈、黑白的挽联,音箱里缓缓地放着“南无阿弥陀佛”的诵经声。当我们跨进大门的一刻,一声沙哑凄烈的哭声突然响起,仿佛是某种钝器划开了劣质的锦缎料子,一声哭,一声诉说,每一句,都是“亲娘啊,妈妈啊”开头,这话筒里传来的哭声响亮、浑厚、悲切,惹得我和几个堂姐失声痛哭起来,原来这是我的表妹和妹夫请来的专业“数哭”者在哭诉。我们这里老了人,家人一般要数了哭,边哭边诉说种种往事,种种辛酸来,我们这一代基本没有会数着哭的了,只好花钱请来专业的数哭者,以示对死者的尊敬和不舍。
隔着透明的棺材盖,我看到姑姑安然地躺着,她头戴“凤冠”身着大红嵌金丝的织锦缎盘扣长袄,全身的仿古装束,让我有点恍惚,仿佛躺在里面的不是小姑,而是古代一位大家闺秀。姑姑面色白净,神情安详,嘴唇微咧,上下齿间咬着豆瓣大的一小块红纸,看着仿佛在嫣然浅笑。姑姑年纪不算大,才68岁。生前大块头,浓眉大目、皮肤皙白看不出多少皱纹,气质也好,加上会穿衣打扮,看着也亲和。我不愿意相信,姑姑已经去了。她的四个哥哥都还健健康康地活着,他们最小、最疼爱的妹妹怎么会溘然而逝?
奶奶生了五个儿女,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有了二叔后,奶奶就想养个女儿,谁知接连还是两个儿子,后来奶奶从城里一户人家抱养了一个女儿回来“压头”希望再生个女儿,后来果然有了我小姑。大姑是抱养的,早就嫁到海边,这个小姑我们还是习惯叫嬢嬢(方言里姑姑叫嬢嬢)。小姑个子高、皮肤好,嫁到县城里。从此,我们家、我们村里的人,到县城都有了落脚点。
姑父人特别好,个子虽不高,却有着极好的家教。姑父的父亲曾是县文化馆馆长,姑父会画画、雕刻,会拉二胡、敲扬琴,手巧得几乎什么活儿都会干,农活也不赖。农忙时,姑父总会去帮我奶奶、我家干活、掇忙,村子里人人都夸姑姑福气好。姑父和姑姑待人和气、大方,早前一直住在国防桥下老文化馆的宿舍,一个小院住着三四户人家,其中一家就是地方知名画家潘宗和家。姑姑家就一间房,然后在小院里搭了间小厨房,姑姑、姑父都在厂里上班,日子很是清苦。当时,附近就是县城的菜市场,姑父、姑姑为了改善生活,起早贪黑在家里做绿豆粉皮,一大早搬到市场去卖,卖完粉皮再去上班。尽管日子过得紧吧,但乡下不管谁去了,只要摸上门来,姑姑、姑父都会笑脸相迎,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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