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小年夜。我和黄校长决定去看望一下退休的卞国华老校长,一方面是代表学校去慰问退休老干部,另一个原因是听说老校长身体每况愈下,作为曾经深受他关心、爱护的晚辈,真该去看望一下,有一份感激永不磨灭。
大街上弥漫着浓浓的年味,穿梭往来的车辆和行人让原本不宽绰的道路更是拥挤。当我们终于到达碧霞校区,敲开那扇久违的围墙门时,却发现家中无人,电话也无人应答。几番电话,才知道,卞校长今天又一个人偷偷溜走,忘记了回家的路,被一个老同事看到,通知家人去影剧院附近接他了。
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一怔:看来,卞校长的病情越发严重了!前不久,听他儿子说,他已经不认识家里人了。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多年来坚持阅读、写作、思考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不忍心用“老年**症”这个字眼扣在我向来尊敬和感激的老校长头上,且说这个“阿尔滋海默症”为何如此残酷,如此冷漠,要入侵这样一个教育的忠实信徒?
等了十来分钟,远远看到巷子远处两个老人蹒跚过来,是卞校长夫妇。卞校长的爱人叫张云琴,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教师,曾经是个高大、健硕的女人,工作中风风火火,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力气,经不住岁月的风霜侵袭,而今显得枯瘦而疲倦。她搀在手中的,步履僵硬、神情木然的老人就是卞校长吗?
我们迎过去,招呼卞校长和张老师,张老师远远看见我们,显得有些激动:“你们怎么来了,让你们等了吧?”说罢,把我们邀进狭小的院子。
“卞国华,你认识这是哪个啊?”张老师指着同去的黄校长用她惯有的南通方言问道。
“卞校长,你晓得我是哪个?”黄校长也凑到卞校长近前,像在试探一个孩子。那样子,看着叫人心酸。
卞校长微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不假思索地说:“你是黄托。”也是南通话,边说他的嘴角露出一抹纯真的微笑,显得很开心。
听到他的正确回答,我们都很惊喜。
“卞校长,你记得我是谁呢?”我迫切地想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心里有些紧张,生怕他不记得我了。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楞了一下:“你是顾,顾新红。”嘴角再次浮出那抹无邪的笑。
“你记得我是教什么学科的?”我追问道。
“你是教语文的。”卞校长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自信的微笑。
卞校长还记得我!那一刻,我仿佛中了奖似的无比欣喜和激动。他已记不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了,可是他记得我们曾经的两个小字辈!
显然,他虽然记得我们的名字,但他真的不是那个思维敏捷,口若悬河的卞校长了。我们围坐在客厅的方桌旁,听张老师讲卞校长的情况。他一直默默地坐在桌边,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脸的无辜,只是偶尔吐出几个简单的字。对我们的问话,大都以一个“嗯”字或者一个微笑的表情来应答。
从张老师的口中,我听出了张老师对阿尔滋海默症的恐怖与无奈,听出了那份不离不弃的坚守和艰辛。最近,卞校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有些莫名其妙的举动,让别人无法走进患病者空洞而迷茫的内心。这些举动,让我难以理解和相信,因为他曾经是那样矍铄和睿智。
这些日子,他总是莫名其妙地烦躁,总想溜出去,每天家人对他寸步不离。今天趁着老伴儿洗碗的当儿,他竟然把锁敲断,溜出去几里路。仿佛在逃避什么,又仿佛在寻找什么,有一种力量驱使他要出走,出走。
他还常常冷不丁地打人,打完了就忘了,还说是别人打的他。是有些什么情绪无法表达或者已经忘记如何表达,只能生气,只能使粗,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些天,他把自己这一生发表的文章,写的稿子全部找出来,天天捧到东,捧到西,不许任何人碰。我们看到桌旁的椅子上果真整齐地摆着一沓杂志和稿纸,有一尺多厚,都是卞校长以前发表过的文章。最上面盖了一张纸,纸上写了几句话:“我是卞国华,我是校长,我写的文章最多,我挨打得最多。”许多过往的人和事他都忘了,只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名字,这个伴随他一生的符号;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这个让他奉献了一生的职业;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荣耀,几十篇的论文是他对教育的思索与回馈;他没有忘记文革期间遭受的屈辱,他用即将消失的记忆和书写能力刻画了毕生的疼痛。看着那依然苍劲潇洒的字,一股难以描状的酸涩在心中翻腾、上涌。
我的印象中,卞校长是个很有才华,很有思想的人。听说他本是南京人,父母是高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早早离世了,而二十出头的他被下放到如东丰利那个偏僻的小村落当了教师,这一“放”就是此生余年,他再也没有回到南京。
八十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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