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逝世后，家中无人，我尚年幼。父亲本想让我晚上跟他一起住在店铺里，可又怕单位上的领导和其他人有意见，于是只好让我一个人住在家里。但他又放心不下，于是每晚上十点钟做完帐后，又回到家来看我一趟，见我平安无事，他再返回店里去睡。他每次回来我都已睡熟，有时他会给我带回一些糖果，见我睡熟，便将糖果放在床边。一九六零年生活紧张时，在伙食团吃罐罐饭，每顿吃饭时，父亲总要将他那罐饭拨一部分到我的罐里，本身他那罐饭他自己都吃不饱啊！他是怕饿着了我，宁愿他自己饿也不让我饿啊！母亲在世时，我的衣服是母亲给我缝。母亲去世后，我仍然每年都有一套新衣，这是父亲到缝纫店去给我做的。当时有不少人来给父亲提亲，父亲都始终没有同意。他之所以不同意，就是怕万一娶上一个虐待我的后母，让我受委屈、吃苦头。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参加工作到了成都，在国营四二零厂当学徒工，从此便离别了故乡。那时我已十七岁多了，刚进厂时每月的工资是十七元钱，父亲怕我不够用，就在每月给我写信时，将五元钱夹带在信笺里面寄给我，并且还给我寄过两回做衣裤的布料。一九七四年初，我已恋爱了两年的女朋友因她家庭的百般阻挠而告吹，我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父亲来信要我一定从痛苦中振拔出来，把眼光放远一些，千万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在信中这样安慰我：“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今回忆起这些往事来，我仍感激不已，同时也为无以报答父亲的慈爱之情而深感惭愧。

    我这一生还做过两件对不起父亲的事。一件是在童年时代：朱沱在解放初期剿匪时，牺牲了十多名解放军，烈士们的尸体就埋葬在朱沱西面一个叫王坪的山岗上。每年到了清明节，人们都要到王坪给烈士们扫墓。那是一九六一年清明节的下午，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到王坪看扫墓，当扫墓的人们放鞭炮时，我们就去捡那些暂时没有放响的鞭炮。扫墓的人都走了后，我们就把捡来的鞭炮放着玩耍。谁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由于烈士墓的周围都放满了扫墓的花圈，也不知是哪个小伙伴将点燃的鞭炮扔到一个花圈上去了，立即就将那花圈引燃，当时风又大，很快便把其它的花圈全部都引燃了，我们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一轰而散。当晚下半夜一点过，我在睡梦中被父亲从床上拉起，我还没清醒过来，就被父亲狠狠打了两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原来父亲当天下午被镇武装部的人弄到镇政府去“背书”要父亲谈清楚烧烈士墓的花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将父亲“关”到下半夜一点钟才放出来。这件事让父亲去替我受了过，自己感到确实是很对不起父亲。如果说这件事是在孩提时代不懂事的情况下无心造成的，那么另一件事却是在青年时代应该懂事的情况下有意造成的了。那是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父亲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希望你要注意节俭，参加工作五年了还没有一点积蓄是不应该的。”父亲本来是为我着想，可就这么两句话，我却接受不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乱花钱，由于我喜欢买书，我的工资除了生活费外，其余的钱都花到买书上去了。我于是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现在是养子防修的时代，那种养儿防老的思想应该受到批判了。”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受了文革中那种极左思潮的影响吧，我真是糊涂透顶、混蛋到了极点！父亲看了我的信后很伤心，有整整三个月没有给我写信（自从我参加工作后，父亲是每月按时给我写一封信，从未间断过）。后来我主动写信向父亲认了错、道了歉。这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至今不能原谅自己。

    我这一生为父亲所做的事，只有一件值得一提。一九五六年搞公私合营时，给父亲定的月薪为二十八元，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九七三年退休都没有增加一分钱。其间曾搞过几次调资升级，都因那个姓王的党支部书记对父亲打击报复，故每次都不给父亲增资。他打击报复缘于两点：一是父亲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伙食团团长，顶替了他的位置，他认为是父亲撤了他的台；二是有一次他儿子在第一门市部里偷糖果被父亲发现后当场教育了一顿（他儿子曾多次偷店里的东西，那次因为数量较多，偷了一大布袋，有五、六斤），他认为是父亲有意与他作对，借他儿子的事来扫他的面子，于是对父亲记恨在心。父亲退休后，其退休工资按原有工资的百分之七十计算，就非常低。我知道这件事后，特别气愤，决定为父亲讨回公道，当即伏案，奋笔疾书，分别向县劳动局、地区劳动局和省劳动局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他们调查解决此事。在上级领导的干涉过问下，这件事很快就有了结果：将父亲的月基本工资调升为三十七元，以此为基础计算退休工资。父亲高兴地把这个结果告诉我，我也为此而感到了一丝欣慰。

    父亲的命真苦，到晚年他已儿孙满堂，按理说本该享受天伦之乐了，可不幸的是到了晚年后父亲却倍受脚疾折磨。父亲的脚疾始发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刚开始时是右脚颈感到疼痛，逐渐地疼痛部位的皮肤发黑，继而破皮流出浓水，流浓水的地方肉便溃烂，烂成了一个洞，随之不能行走。父亲多次到永川、重庆各大医院医治，均无效果。一九七零年初夏时节，八哥将父亲送到成都我那儿来，我带着父亲先后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中医院、成都市骨科医院治疗了将近两个月，也无法治好父亲的脚疾。该恶疾究竟是什么病自始至终都没有确诊出来，有的医生说是病毒性溃疡，有的医生说是骨结核，有的医生说是骨髓炎。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疗时，医生劝父亲截肢，说如果再不截肢将要传染到左脚去。父亲舍不得丢掉一只脚，没有同意截肢。到了一九七三年，脚疾愈发严重，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到重庆外科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但为时晚矣！左脚已经被传染上了，截肢后不久，左脚便开始发病，其病情跟右脚一模一样，也是在同一个部位。父亲从一九六四年患病后，一直坚持上班，除了去医院治病外，没有休息过一天。他这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到截肢后不能上班了，父亲便办了退休手续。

    父亲最终死在脚疾上。父亲退休后，夏季和秋季住在朱沱家里，饮食起居皆由八哥八嫂照料；冬季和春季便分别住在大哥、三哥家里。我一般是春节回去探望父亲，每逢这时他都住在大哥家里。一九八五年春节，我照样回去看望父亲，是全家三口一起回去的，那时鲲鲲还不满九岁。父亲见了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鲲鲲既顽皮又聪明更是高兴，鲲鲲是他最小的孙儿啊！那次父亲就叮嘱我，要好好教育鲲鲲，让他将来有出息。正月初四早上，我们告别父亲返回荣昌广顺上班，没想到那一别竟成永别！回来后只隔了一天，便得到父亲逝世的噩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悲戚不已，立即请假奔丧。赶到大哥家里，见到父亲遗体安放在一块门板上，仅仅隔了两天没见，父亲整个身子就已经变小了许多。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大哭不已，哭得昏天黑地。从大哥那里得知，父亲辞世于正月初五（我们离开的第二天），他无意中将脚疾患处的主血管抠破了，血喷涌而出，无法止住，失血过多，快速辞世而去。父亲享年七十七岁。本来医生曾经劝过父亲，要他左脚也做截肢手术，但父亲没有同意，他不愿意做个两只脚都没有的人。父亲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那万恶的脚疾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当时曾撰写了一副挽联作为对父亲的悼念，挽联的内容现已记不清了）。

    悠悠岁月，只在瞬间，父亲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七十七载春秋，其间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少艰难与困苦，都被父亲一一征服了。父亲用他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们：日子就是勤劳和汗水的连续与积累。对父亲的那些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却总也回首，回首间便咀嚼出人生的苦辣酸甜。慢慢活下去，以往的许多事情也就成了过眼云烟，渐渐淡漠，渐渐忘却，唯有父亲的一切往事却分外清晰。日子虽然过得庸常，但父亲的教诲却对我铭心刻骨，让我终生受用，使我在这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每每惕惕自励，拙守一份质朴。

    父亲，我可爱可敬的父亲，您可知晓？我心之深处，是多么的感激您，又是多么的怀念您啊！鲲鲲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您老人家所期望的那样，但他现在已“知今是而昨非”正在人生途中奋力打拼，相信他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就请您放心吧。我衷心祝愿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啊，父亲，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