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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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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二十字,足与正气歌互相媲美。更有许多高僧大德,谈笑脱去,指不胜屈。近代理想主义先驱谭嗣同对佛法生死之道参悟透彻,他认为肉体可以死亡,但灵魂可以不死。他曾说:“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谭嗣同戊戌政变殉难时从容不迫,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得益于其对佛法的笃信。

    中国哲学中,庄子对生死的态度和论述最为精彩。庄子至乐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舆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舆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在庄子看来,宇宙间一切皆为“元气”演化而来“人”亦为万物中之一物,当然也不例外。一个人开始并无生命,亦无形体,后来是“元气”的变化逐渐使其有了形体、有了生命,最后演变为一个活着的人。而“死”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这个人又开始往回变化,先没有了生命,又没有了形体,最后复返“元气”这样一种过程,就象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一般,是自然而然、无法以人力抗拒的过程。人从死走到生,既无热情,也无恐惧。现在,人从生走到死,把这个过程再做一遍。死是宇宙秩序的一分子,是世界生命的一分子。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因生者之“死”痛不欲生,嚎啕大哭呢?谁学会了直面死亡,谁就不再被奴役,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谁真正懂了失去生命不是一件坏事,谁就能泰然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庄子看破了生死,所以,他很洒脱,很坦然、平静,甚至欣喜地面对死亡、步向死亡。

    庄子齐物论中论及生死,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腐臭;腐臭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臭。”生和死相依存在,没有死,何来生?死后,才会有生,腐臭化为神奇。那么,对死,又何必忧患呢?西晋时期玄学家郭象最了解庄子,他在庄子。大宗师注写到:“夫死生变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是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忧哉?”对庄子的“齐生死”做了很好的注解。

    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之境界,奉献给世人一种豁达的心胸与深邃的死亡智慧,使人们能够直面亲者之死,并以坦然的心境接受自我之亡的绝对现实。

    在中国历史上,能承继庄子洒脱生死观的智者,不乏其人。南北朝时,宋明帝临死前下命令让王景文先死。王景文是皇后的兄弟,皇上死了,皇后有权,舅爷自然也有权,外戚王家有权,就威胁到宋家天下,所以宋明帝送了一道命令和一瓶毒酒过去。那时王景文正在家里宴客、下棋。他拆开皇上的命令,见到赐死的决定,神色毫无异样,若无其事,把命令摺起来收好,照旧认真下棋。等棋下完了,他把棋子收好,才慢慢对客人宣布,皇上已送毒酒来,要他自杀,说着举起毒酒满杯,对客人们笑着说:“此酒不可相劝。”这杯酒可不能请你们喝呀!就从容死了。在古今中外从容含笑而死的故事中,这是一个经典!

    明末清初的才子金圣叹对待死亡的态度也让人敬佩。据说,金圣叹临刑将斩,刽子手举起雪亮的鬼头刀,其他同被斩首的囚犯早已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了。圣叹忽然抬起头,说:“杀头,至痛也;藉没,至惨也。而圣叹无意中得之,不亦乐乎?”接着扭过头,对刽子手说:“老兄,你的刀磨得够快吗?别来个二重奏。”刽子手笑答:“快!”说时迟“刷”的一声,那时快,金圣叹的人头落地,滚出去的头仍然大声喊道:“好啊,好快的刀啊!”对待自我生命的死亡,从容视之,这种境界让人敬佩,但若对他人之死漠然不问,则会流于残忍。这两种态度,一为春日之乐观,一为秋日之肃杀,不可同日而语。

    宋明理学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程氏门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人欲,去了怵惕之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苻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瞿兑在杶庐所闻录的“乾隆名士写真”中,写到名士武虚谷为了学不动心法,经常到菜市口观看杀人的场面。冬月大决的时候,他最早到场。观者数百人,也有皱眉头流眼泪的,而武氏却一个人神色不变。

    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绝不会让人敬佩,只会让人厌恶。

    庄子在大宗师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孟孙才的母亲死了,他哭泣时没有眼泪,内心没有觉得难过,居丧时不悲哀,颜渊对此难以理解,便请教于孔子。孔子说“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这是因为孟孙才不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在他看来,由生到死好比由一物化为另一物,都是事物形态的变化而已。

    在庄子认为,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很多哲人毕生追求此境。可当读了英国诗人华尔华兹的我们是七个人这首小诗时,我们发现,赤子之心却早已具备这种境界。华滋华斯在诗中写他碰到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诗人问她说,你有几个兄弟姊妹呀,她说七个。诗人问哪七个,她说两个去航海了,两个住在别的地方,一个姊姊一个哥哥埋在那小屋旁边。诗人说,活着的才算,应该只有五位才对。

    “如果两位在天上,”我问道

    “那么还有几个?”

    “啊,先生,我们七个。”她回答,干净利落。

    “但他们死了,两个死了,他们的灵魂,上了天了!”

    这些话,是耳边风,一说而过

    小姑娘执意她没有错

    小姑娘照说:“不对,我们七个!”

    在孩子眼中,逝去的亲人还是跟她生活在一起的,像睡着了一样。正如一个小孩得知他爸爸死后,还发出疑问:我知道爸爸死了,但是他晚上为什么不回来吃饭?赤子之心不知死亡,也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人认识死亡需要一个过程,形成对死亡的恐惧也要有一个过程。

    由此看来,哲学家所苦苦追求的境界其实是一种返璞归真、重获赤子之心的境界。当我们把内心之中的灰尘清扫干净,去掉对死亡的错误认识,去掉对死亡的恐惧,露出赤子之心,我们也就能坦然面对死亡了。死亡有何可怕,那只是换个地方生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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