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詹妮弗每天从早忙到晚,递送法庭传票,通知证人到庭答辩或作证。她深知自己绝无可能进入上乘的法律事务所工作。在上回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之后,再没有人会雇用她了。她得一切从零开始,为自己赢得声誉。
同时,她的案桌上仍堆满了皮鲍迪父子事务所送来的传票。虽然这算不上是律师的业务,可是却意味着报酬:每送一票就可获得十二美元五十美分,车费除外。
有几回,詹妮弗工作得很晚,肯-贝利便请她出去吃晚饭。乍一看,贝利似乎是个愤世嫉俗者,但詹妮弗感到那不过是个假象。她意识到他内心十分孤独。肯-贝利生性聪颖,博闻强记,是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她很难设想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竟能满足于在区区斗室之中打发光阴,以给人找回离家出走的妻子或丈夫为职业,好像他甘当生活中的弱者,不敢努力向上,只求与世无争似的。
有一次,詹妮弗问及他的婚姻大事,他顿时大发雷霆,吼了一声:“这关你什么事啦?”吓得她从此再也不敢启齿。
奥多-温泽尔则正好相反。这位身材矮小、大腹便便的壮年人婚姻十分美满。他把詹妮弗看成自己的晚辈,常带些妻子做的汤呀糕呀给她。遗憾的是,他妻子的烹调技术很不高明。詹妮弗出于礼貌,强迫自己吃下他带给她的各种食物,还装作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一个星期五晚上,温泽尔请詹妮弗上他家吃饭。温泽尔太太准备的包菜嵌肉连嚼都嚼不动。煮的米饭又是夹生的。詹妮弗费了好大的劲才算吃完了这顿饭。还装作吃得挺有味。
“这个菜怎么样,你爱吃吗?”温泽尔太太问。
“嗯,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打这以后,每个星期五晚上,詹妮弗都被邀到温泽尔家做客。女主人招待她的也总是她“最喜欢吃的”那道菜。
一天清晨,詹妮弗接到了小皮鲍迪先生的私人秘书打来的电话。
“皮鲍迪先生打算今天上午十一点钟见你,请快一点来。”
“是,太太。”
以往,詹妮弗仅仅与皮鲍迪法律事务所的秘书和办事员打交道。那是一家庞大而又久负盛名的事务所。年轻的律师无不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它的一名成员。赴约途中,詹妮弗不禁有点想入非非。如果皮鲍迪先生本人要见她,那肯定事关重大,也许他突然明白了过来,准备请她当事务所的一名律师,给她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吧。她会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说不定到了某一天,该事务所还可能改名为“皮鲍迪父子和帕克法律事务所”呢。
詹妮弗在事务所办公室门外的走道上消磨了三十分钟。十一时整,她走进了接待室。她不想使自己显得心情过于急切。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以后,她才被带进小皮鲍迪先生的办公室。皮鲍迪先生瘦高个儿,身上穿的三件一套的西装和脚上的鞋子全是在伦敦定做的。
他没有请她坐下。“波特小姐”他的嗓音尖尖的,叫人听了怪不舒服。
“我姓帕克。”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这一张传票,我要你去送一下。”
詹妮弗刹那间醒悟了过来:自己不可能成为该事务所的一员。
小皮鲍迪先生把传票递给詹妮弗,说:“你的报酬是五百美元。”
詹妮弗肯定自己听错了。“你是说五百美元?”
“没错。当然,要是你能成功的话。”
“这样说来这是极难办的事-?”詹妮弗猜测着说。
“哦,你猜对了,”小皮鲍迪先生承认说。“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设法给那人送传票。他的名字叫威廉-卡里斯尔,住在长岛的一座庄园里,向来闭门不出。老实告诉你吧:已经有十来个人想把传票交到他手中,可是他雇有一个警卫兼管家,把谁都挡在门外。”
詹妮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
小皮鲍迪先生身子向前一倾说:“这个案子牵涉的钱财挺可观。可是传票送不进去,我就无法使他到庭,波特小姐。”这一回詹妮弗已懒得纠正他了。“你看这事你干得了吗?”
詹妮弗考虑的是五百美元到手后可以派什么用场。
“我会找到办法的。”
当天下午两点钟,詹妮弗已经站在威廉-卡里斯尔堂皇壮观的庄园门外了。别墅本身是乔治王朝式的,四周是十英亩修整得平展展的美丽草坪。一条弧形车道直通别墅的正门,车道两旁耸立着挺拔的枞树。詹妮弗已经仔细地思考过自己面临的问题。既然谁也别想进门,那么唯一的办法是设法把威廉-卡里斯尔先生引出屋来。
距房子半街区处有一辆园丁用的运货汽车。詹妮弗朝它望了一会,便走向前去,找到园丁。正在干活的园丁共有三个,都是日本人。
詹妮弗走到他们跟前问:“你们这儿谁负责?”
只见一个人直起身子来说:“是我。”
“我有点小小的活想麻烦你们一下。”
“对不起,小姐,我们忙不过来呢。”
“五分钟就够了。”
“不行啊,五分钟也不成。”
“我给你们一百美元的报酬。”
那三个园丁不由得停住了手中的活,瞧着她。那个负责的问:“我们干五分钟,你出一百美元?”
“没错。”
“要我们干什么?”
五分钟之后,园丁的运货汽车开上威廉-卡里斯尔庄园的车道,停了下来。詹妮弗和三个园丁从车上跳下来。她向四周一望,目光落在前门附近一棵挺拔的大树上,便对园丁说:“挖掉它。”
几个人从卡车里拿出铁锹,七手八脚开始挖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大门猛地打开了,一个穿着看门人制服的粗大的汉子冲了出来。
“你们这些见鬼的到底在搞什么?”
“我们是长岛苗圃来的。”詹妮弗说话干干脆脆。“我们要把这些树木全部挖掉。”
看门人逼视着她问:“你是什么人?”
詹妮弗扬了扬手中的一张纸,说:“我们奉命前来挖树。”
“那决不可能!卡里斯尔先生会大发雷霆的!”他又转身对园丁喊道:“你们还不快住手!”
“听着,先生,”詹妮弗说“我在履行职责。”她瞧着园丁说:“继续挖,伙计。”
“不成!”看门人喊叫了起来。“肯定是搞错了!卡里斯尔先生根本没有下令挖什么树。”
詹妮弗耸耸肩膀说:“可我的上司跟我说,他下过这样的命令。”
“怎么跟你的上司联系?”
詹妮弗看了看表“眼下他到布鲁克林办事去了,约莫六点钟回办公室。”
看门人怒不可遏地瞪了她一眼。“等一下!在我回来之前你们谁也别动。”
“继续干,”詹妮弗吩咐园丁。
看门人拔脚朝屋里跑去,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不多一会,门又开了,看门人重新出现在门口,身边站着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人。
“你能告诉我,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吗?”
“这与你又有什么相干?”詹妮弗反问道。
我这就告诉你“他声色俱厉地说,‘我是威廉-卡里斯尔,本庄园的主人。’”
“那好,卡里斯尔先生,”詹妮弗说“我倒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说着,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传票交到他的手里,然后转身对园丁说:“现在你们不必再挖了。”
第二天早晨,亚当-沃纳打来了电话,詹妮弗一下子便听出电话里是他的声音。
“我想,有一个消息你一定很愿意听到,”亚当说“取消你律师资格的法律程序已经正式中止,现在你再也没有什么事需要担心的了。”
詹妮弗闭上双眼,心里默祷,感谢上帝。“你为我做了件大好事。我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表示感谢。”
“俗话说,‘苍天有眼,公理常在’。”
亚当只字不提他和斯图尔特-尼达姆以及罗伯特-迪-西尔瓦发生冲突的事。当时尼达姆虽然感到十分失望,却还能冷静对待。
地区检察官却像一头愤怒的野牛。“你居然放过了那个妖狐子?啊,上帝!她是黑手党成员哪,亚当!你难道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你被她糊弄了!”
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一忽儿咒骂她,一忽儿挖苦亚当。最后,亚当终于听不下去了。
“有关她的证据全是假设,罗伯待。她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做了件错误的事,上了别人的圈套。在我看来,这不足以证明她是黑手党。”
最后,罗伯特-迪-西尔瓦说:“那好,这么说她照旧可以当她的律师啦。我衷心希望她仍在纽约开业,什么时候只要她一跨进我那个审判庭,我就非给她点颜色看看不可。”
此刻,亚当在电话里对詹妮弗绝口不谈这场争论。詹妮弗已经结下了一个死对头,这件事再也无法挽回。罗伯特-迪-西尔瓦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而詹妮弗则是个初出茅庐、立脚未稳的弱女子,是不堪他一击的。当然,她聪慧,富于理想,同时又是那么年轻、美貌,令人一见倾心。
亚当明白他从此不应该再与她见面。
有好几天,不,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詹妮弗真想撒手不干了。门上的招牌依然是詹妮弗-帕克律师,可是招牌骗不了人,尤其骗不了她自己。她并没有当上真正的律师。不论是下雨下雪,她的日子全在递送传票中打发过去,得到的是别人的白眼。有时她也接受行善积德的差使,为上了年纪的人索取粮食供应证,为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穷苦人处理各种法律事务。可是她总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夜晚比白天更加难以打发。长夜漫漫,像是永远没有尽头。詹妮弗患有失眠症,即使入睡,也总是噩梦不断。这种情况早在她母亲撇下他们父女两人私奔的那天晚上就开始了,此后,她再也无法摆脱。
空寂孤独的生活使她精神备感压抑。偶有几次,她跟年轻的律师约会,她总会情不自禁地将他们跟亚当比较。谁也比不上他。在与他们共进晚餐之后,在影剧院散场之后,他们送她回家。她在进门之前往往有一番思想斗争。詹妮弗始终闹不清,他们慷慨做东,招待一顿晚餐,上上下下四层楼梯,是否就为了占有她的身子。有几回她差点要答应下来。那不过是为了有人做伴,打发漫漫长夜;为了有人可以依附,共同分担她的忧愁。但是她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说会道,可以跟她同床共寝、暖烘烘的躯体,而且是一个钟爱她,也为她所钟爱的人。
那些对她怀有特殊兴趣、抱有非分之想的男人全是有妇之夫。她断然拒绝跟他们单独外出。她记住了比利-怀尔德创作的优秀影片公寓中的一句话:“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你不应该涂脂抹粉。”詹妮弗的母亲已破坏了一个家庭,使她的父亲心碎而死。这件事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圣诞节来临了,接着是新年。詹妮弗都是孤零零地在寂寞中打发过去的。大雪纷飞,全城披上了银装,酷似一张硕大无比的圣诞节卡片。詹妮弗在街头踯躅,看着路上行人匆匆回到温暖的寓所,回到亲人的怀抱,想到自己孑然一身,心中好不凄苦、空虚。她无限思念她的父亲。直至节日过去,她才松了一口气。1970年会好起来的,詹妮弗安慰自己说。
詹妮弗情绪特别低落时,肯-贝利往往设法使她高兴起来。他带她去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演出,上迪斯科俱乐部跳舞,或去观赏话剧或电影。詹妮弗心里明白他对她颇有好感,可他又在自己跟詹妮弗之间构筑起了一道屏障。
到了三月,奥多-温泽尔和妻子决定迁居佛罗里达州。
“我年岁大了,受不住纽约冬天这个冷劲,”他告诉詹妮弗说。
“我会想念你的。”詹妮弗说的是心里话,她越来越真心地喜欢他了。
“对肯要好好照顾啊。”
詹妮弗困惑不解地瞧着他。
“他从来也没跟你说起过吗?”
“说什么?”
他犹豫了半晌,才说:“他的妻子自杀死了。他认为全是他自己的过错。”
詹妮弗浑身一震。“多么可怕!为什么她干吗要自杀?”
“肯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睡在床上胡搞,让她抓住了。”
“啊,上帝!”
“她朝肯开了一枪,转过来把枪口对准自己。肯活下来了,她自己却死了。”
“多么可怕!我根本不知道竟”
“我懂你的意思。是啊,他时常乐呵呵的,可是心里却深埋着隐痛。”
“谢谢你告诉我。”
当詹妮弗回到事务所时,肯对她说:“这么说,奥多老兄要离开我们了。”
“是的。”
肯-贝利露齿一笑。“我想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人来对付这大千世界了。”
“我想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妮弗想,这话一点不假。
打这以后,詹妮弗对肯另眼相看了。他们常在一起吃午饭或晚饭。詹妮弗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同性恋的影子。但是她知道,奥多-温泽尔讲得很对:肯把自己的隐痛深埋在心里了。
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当事人从街上步行来到她的事务所。这些人一般穿得破破烂烂,脸上带着惶惑不安的神色。有的时候,他们请她办理的尽是些无头案。
有些妓女也来找詹妮弗,请她帮助处理保释事宜。詹妮弗看到好些个妓女年轻可爱,不免十分惊奇。这些人给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尽管数目不大。她不知是谁打发她们来找她的。她问肯-贝利,他只是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奉吉,便径自走开了。
每逢有当事人来找詹妮弗,肯-贝利总是小心地离去。他像一个自豪的父亲,鼓励詹妮弗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曾有过几宗离婚案子,可詹妮弗全都拒不办理。她忘不了自己在大学读书时一位教授讲过的一句话:“离婚案子与律师之间的关系如同直肠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一样。”多数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声名狼藉。俗话说:夫妻闹得面红耳赤之时,便是律师捞取钞票之日。人们把漫天要价的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称做“轰炸机”因为他们运用法律上的“重磅炸弹”为当事人打赢官司,结果往往是毁了丈夫,毁了妻子,也毁了子女。
但来找她的主顾中也有少数情况例外,这使她感到迷惑不解。
从穿戴来看,这些人生活优裕;他们要办理的案件也不是她习惯于处理的小官司,而是涉及大笔美元的财产纠纷,甚至是上乘的法律事务所也乐于经办的案件。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詹妮弗问。
答复往往总是闪烁其辞:朋友推荐的啦,从报上读到的啦,在社交场合听说的啦。直到有一次,一个当事人在讲述自己的情况时无意中提到了亚当-沃纳,詹妮弗这才恍然大悟。
“是沃纳先生叫你来找我的,对吗?”
当事人显得有几分窘迫。“哦,是这样,他告诉我和你谈话时不提他的名字为好。”
詹妮弗决定给亚当打电话,因为毕竟她是欠着他的人情债,她要客客气气而又正正式式地表示谢意。自然,她不能留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她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她事先把在电话里要讲的话在脑子里默默斟酌了一遍又一遍。当詹妮弗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电话时,那边的秘书告诉她沃纳先生到欧洲去了,要过好几个星期才能回来。这多么叫人扫兴啊,詹妮弗感到格外沮丧。
她不知不觉地越来越经常地想到亚当-沃纳。他们首次见面的那个晚上的情景不断在她脑海中重现,她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失态。不过,当她孩子般地使性子,把心中的怒气向他劈头盖脸地发泄时,他居然耐得住性子,这倒是难能可贵的,现在,他除了已经为她所做的一切之外,又给她送来了主顾。
过了三个星期,詹妮弗又打电话给亚当。这一回他上南美去了。
“要我转告他什么吗?”秘书问。
詹...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