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四十不当皇帝的疑问

，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

    后世的很多人认为，如果当时的“副国王”孙纲在李鸿章故去之后选择自己称帝，并开创一个新的汉人为君主的新王朝，并实行“君主立宪。的话，中国很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变的更加强大。

    但让后人疑惑不解的是，孙纲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帝制，他在当时虽然有这个力量，但终其一生他也没有重新恢复中国的君主政治，留给了后人一个巨大的疑问。

    后人试图通过对历史真相的研究来解答这个疑问。很多学者经过研究后认为“君主立宪”作为立宪政治的一种形式，在近现代世界一些国家得到成功的实践，典型者即如英国、北欧诸国和日本等。然而在近代中国，它却终究只是少数人士的政治设想，根本没有实现。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是君主立宪本身的错误。因为从理论上分析，毕竟君宪说的根本还是要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君主制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手段和形式而已，所以不宜将君宪说简单地等同于维护封建**。比如州蚌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时。梁启超就明确表示：只要国家政体是立宪政治，国体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并不重要，总之没有必要在所谓的“国体”问题上折腾。这种看法应当说是比较理智、公允的。

    如果人们肯定立宪政治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正当方向，那么，需要研究的就不是君主立宪是否应当。而是君主立宪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实现。

    后人经过研究后认为“君主立宪”学说的致命问题在于忽视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立宪。与“君主。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的内在的紧张与深刻的矛盾冲突。

    持君宪说者同样意识到在近代中国实行宪政殊非易事，而且最难的地方莫过于立宪之初，即宪政之何以创立。正如杨度所言：“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创宪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车使入于轨道，其事至难;守宪政者，如以机器驱火车，使行于轨道，其事较易所以他们希望由一个类似德国威廉一世、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盖世英主”出来为中国“手创宪政”为此，他们不惜赋予这样的“英主。以**君主的权力，幻想其能“善利用其**权力，有以迫促宪政之速成”在杨度们看来，**权力就像一种工具一样，既可为善也可为恶，所以说“夫以**行**，适以疾国;以**行立宪，乃以利国，所谓事半而功倍者也可见，君宪说论者是企图借助于君主的**力量来走立宪的“捷径”以维持政局稳定，避免“暴力革命”等非理性现象。但如此一来就等于将立宪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所谓的“英主”的身上。杨度等就认为清末“成戌变法。建立君宪政治失败的原因在于“有适宜宪政之国体（指清王朝的君主而不得实行宪政之贤豪。”严格地说，这其实不过是所谓“开明**”的变种而已。早已背离了立宪政治的本义。

    “开明**”与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显然格格不入，因为立宪政治的核心就是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制约和规范，立宪的君主是权力有限的君主，甚至干脆就是不管事的虚君。因此，君主立宪绝不可能通过一个权力无边的**君王来推行。而按照近代中国“君宪派”们的想法。则只能是由开明**的君主来自我限制、约柬其权力，这不啻于缘木求鱼。所谓以开明**求立宪之论，其实是将立宪当作少数“政治精英”的“救世伟业。”骨子里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圣贤政治”的思维。与真正意义的立宪政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那些成功实现君主立宪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靠所谓英主来实现的，相反其君主总是处于消极地位。比如，英国近代君主立宪肇始陇年的“光荣革命。”而这次革命却是一场由英国议会发动的更换国王的行动，国王在其中不过是政治符号而已，完全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而日本的明治天皇在“明治维新”的“神话”中也同样仅仅是充当政治符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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