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觉或不自觉执行王明路线的多数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相左，并发生对抗。为此，苏区中央局于十月上旬召开了史家所称的“宁都会议”。用与会人的话说：“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自然，这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毛泽东同志的。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对此，周恩来十分清楚：这等于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他在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干，加之红军的基本队伍，是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从井冈山一步一步带出来的，故不赞成这种意见。他强调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的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事后追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两点建议是可行的，对革命也是有利的。

    但是，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同志坚持要剥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加之毛泽东绝不屈服的性格使然，周恩来的建议落空了。最后，毛泽东被批准暂时请病假回后方。结果，那些坚持剥夺毛泽东指挥权的同志必然对周恩来不满，他们致电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批评周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周“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

    批评毛泽东的同志是错误的，责备周恩来的同志仍然敬服周的为人和才干。虽经多次所谓磋商，到十月二十八日，上海临时中央下达命令：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指挥权就被剥夺了。虽说在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但随着上海临时中央局迁入中央苏区，周恩来的指挥权也渐渐地被博古、李德等人剥夺了，使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了绝境，不得不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

    说到红军举行战略转移——长征，就在周恩来的心中激起很大的波澜，使他不能不想起近一年来发生的令人痛心的战略失误……

    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处境日益恶化，并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作出决定迁往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一到中央苏区，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抓到自己的手里，为推行其“左”倾路线，借批判所谓的“罗明路线”，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执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干部。自然，毛泽东同志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此，周恩来同志是很痛苦的。接着，迁到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以博古负总责，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就不存在了。年仅二十六岁、且从未打过仗的博古同志等下车伊始，就批评负责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强行“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从此，周恩来的许多有益的建议被否决。

    是年九月，蒋介石发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第五次“围剿”。恰在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被博古聘为军事顾问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不懂军事的博古遂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这位不会说中国话，更不懂中国国情的李德。从此，“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作战”。加之“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接着，博古等人又错误地处理“福建事变”，使得粉碎第五次“围剿”失掉了最好的机会。同时，使得红军陷入更大的被动中！翌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等人不顾周恩来的反对，在指责毛泽东为“富农路线”的同时，坚持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了搬掉最后一个不同意见者，又于二月三日任命周恩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实际上他们又剥夺了周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让周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大权在握的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使得红军所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了失败。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德首次对博古说：

    “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

    四月中旬，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吃紧，博古、李德赶赴前线，与朱德组成野战司令部。朱德名义上是司令，大权实际上操在博古和李德的手里。他们调集一、三、九三个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决战”。结果，广昌失守，仅三军团就损失多达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国民党部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的形势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为了准备战略转移，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三人团”，遂秘密地开始准备工作。

    在这前后，周恩来的心情是很不好的。但是，他清楚自己在三人团中的地位：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事至如此，他想的是如何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能顺利地完成红军的战略转移。在这期间，他协助中央决定以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月下旬，他又协助中央决定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目的在于：“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周恩来在完成“探路”和“调敌”之后，随着中央苏区不断缩小的危局，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去。但是，他很快发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像党政干部谁留谁走的事情，“三人团”不仅未开会研究，而且他“迄未与闻”。对此，他只能“相忍为党”，继续默默地做着交由他具体承办的事情。

    今天时过中午了，周恩来依然在忙碌着。他刚刚给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打完电话，请他们迅速赶到瑞金“接受重大任务”，警卫员又前来报告：毛泽东主席由于都回到了瑞金，要求面谈。周恩来听后很是兴奋，连忙说道：

    “有请！有请……”

    三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何时何地相识，史无确切的记载。但是，我们深信他们之间神交是很久的。姑且不说在一九一九年席卷全国的“五四”学潮中，他们一个是天津学运的弄潮儿，一个是湖南学运的中坚分子，相互知其大名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是一大的参加者。不久，当年新民学会的成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等赴法勤工俭学因不堪迫害相继回到中国，毛泽东也一定会从这些同乡战友的口中听到周恩来的名字。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西渡归来，先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后受党的委派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这时的毛泽东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在完成党的四大的筹备工作之后，因积劳成疾，于是年底回湘养病。翌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赶来上海参加党的四大，失去了相见的机会。

    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见应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

    这时，国民党于元月一日至十九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大会，并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宣传报告委员会做报告，同时，与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再次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此期间，时在广州的周恩来自应见到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接任第六届农**动讲习所所长。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据史记载：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恰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事后，周恩来曾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在此前后，周应毛之邀曾到农讲所讲课，毛应周之请去黄埔军校讲演。从此，他们二人交往增多，并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立场相近。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谈不上相知。

    不久，周恩来为践行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思想，受党的委派领导了南昌起义，参加策划广州起义，并受命在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支配下，周恩来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开始对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有所觉醒；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与朱德等同志创建第一个井冈山红色政权。不久，又创建了中央苏区。在这期间，毛、周二人虽无谋面的机会，但周却给毛以很大的支持。如：

    毛泽东率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加之刚从苏联回国被派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的挑唆，遂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结果，在选举中毛泽东落选，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但中共红四军前委强行要病中的毛泽东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毛写了一封批评陈毅等人的信，前委再次给毛党内“警告”处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重阳节填了一首千古绝唱《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远在上海的周恩来十分关注红四军的这场争论。他命令时任前委书记的陈毅来上海做汇报。周在听了汇报之后，由陈毅根据他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亲自审定。在此信中，周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立场，并明确指示陈毅：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从此，毛泽东回到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写下了红军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

    不久，毛泽东与朱德等同志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而时在上海的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通过特科获取了敌人的大量情报，为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通过残酷的战争实践，逐步地改变了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先占城市道路的思想。同时，也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才能。诚如前文所述，他在宁都会议的前后冒着政治风险数度支持毛泽东。博古等人要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的职务之后，他公开提出“似无必要”。待到他自己的军权被博古、李德取代之后，他依然在“相忍为党”努力工作的同时，给受到更大迫害的毛泽东以支持。或者说，他们二人心照不宣，有意或无意地相互支持，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努力地工作着。请看如下史实：博古、李德亲赴北线广昌之后，留在瑞金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经过思考，批准毛泽东于四月下旬前往南线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为周恩来、朱德与陈济棠谈判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自南线回到瑞金之后，周恩来已经获悉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周恩来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精神，遂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自然，毛泽东也深知周的用心良苦，因此，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对此，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道：

    “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

    由此，读者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知甚深且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再如前述，毛泽东于九月到于都视察，周恩来用长途电话要毛“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而毛泽东领会了周的用意，遂于九月二十日急电报告周。正如史家所述：“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就在毛泽东同志在于都考察期间，中共中央——实际上是“三人团”，在着手准备战略转移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具体事宜，但是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博古、李德不想让毛泽东随军西征。对此，时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曾做如下回忆：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是谁改变了博古、李德不带毛泽东走的初衷呢？伍修权没有说明。但是，我们从以上追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从相识到相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的周恩来无论从大局出发，还是从未来突围转战中的困难设想，他都会说服博古、李德改变初衷，允许毛泽东一起长征的。另外，我们从周恩来的性格和为人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果是其他同志所为，他一定会在各种场合大讲其功劳的；实际上呢，他从没谈及此事。

    对此，笔者推论：作为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同志，他的心里自应也是有数的。

    毛泽东飞马来见周恩来的目的是多种的，其心情也是复杂的。虽说他早就料到红军迟早会有今日，然而当料想变成现实之后，他想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同时，毛对周恩来或许是太了解的缘故，除去投鼠忌器的因素，他也深知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周恩来不会向他透露极想知道的决定的。因此，他见到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奉命前来接受特别任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