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毛泽东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大权之后，在从事地方工作的同时，仍就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向中央积极建议。当他的正确建议被博古、李德等人否决之后，他仍旧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深入基层，广泛地做调查研究，默默地为中国革命积累经验。自然，他在这期间的心情是郁闷的。为此，他曾写下“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的诗句。但是，他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对革命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就在同一首《菩萨蛮》的词里，又无比乐观地吟道：“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的形势也更加危急。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清楚地知道：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剩下的仅是战略转移一途了！与此同时，各种风声四起。而毛泽东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更是放心不下，几经思考，遂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同意毛泽东的请求，并“要他多注意军事情况”。毛泽东遂于九月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到达于都。

    在于都，毛泽东迅速“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意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当他收到周恩来催问军事情况的电报之后，遂于九月二十日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人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报告对中央选择突围的起点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接着，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战略转移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为此，他“在于都县城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等。同时，他还在于都接见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在这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那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日渐不支，待到九月底又突然得了恶性疟疾。他“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陷，脸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吃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吓得随行人员不知如何是好。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给瑞金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的病情。

    中央获悉毛泽东在于都染疾的消息后，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往于都，为毛治病。

    傅连暲出身贫寒，早年就读并毕业于福建汀州亚盛顿医专，后任福音医院院长。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南昌起义的一批伤员来到汀州，他自此即为革命工作。毛泽东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尤其是在毛受到博古等人排挤养病的时候，曾受到傅连暲医生的诊治，并结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一九三三年春，傅毅然把福音医院迁至瑞金叶坪，并参加红军，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兼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等职。在这期间，他对毛泽东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当他听说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之后，急忙赶到于都，为毛诊治。在他细心地调治下，毛的高烧逐渐退去，但他那十分虚弱的身体还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恢复。因此，傅医生深沉地对毛泽东说：

    “要暂时把革命工作放一放，集中精力把身体养好。”

    但是，毛泽东深知局势的险恶，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革命工作于不顾而专心养病。因此，他违心地点点头，遵医嘱吃过药，把傅连暲送走之后，就又驻步屋中，独自思索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大事。少顷，警卫员吴吉清送来了一些文件，他又伏在桌上认真地看了起来。

    傅连暲是熟悉毛泽东的个性的。同时，他也依稀知道毛在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中的作用。因此，他在睡觉之前又来到毛泽东养病的房间。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位大病未愈的病人还在专心翻阅文件，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泛起，使他不得不动情地说道：

    “你是我的病人，我有权要求你休息。”

    毛泽东抬起头，看着傅连暲那严肃的表情，他沉吟片时，有些沉重地说：

    “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傅连暲一是深知毛泽东的性格，再是他自己也为紧张的局势担心，故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劝毛泽东休息。

    “连暲同志，你离开瑞金的时候，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大家都在议论突围转移的事情。”

    说到红军突围转移，在上层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由于决定战略转移的权力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故何时进行战略转移、从何处突围以及转移到什么地方等都秘而不宣，连毛泽东这样官居高位的领导人也不知晓。他看了看傅连暲那沉郁的表情，就没再说什么。

    然而在傅连暲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定知道这些大事的。另外，他十分敬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沉吟片时，遂又以求教的口吻问道：

    “你看，红军突围转移应选在什么地方？”

    提到这件事，毛泽东怅然地叹了口气，遂又想起了今年夏季对会昌考察的往事……

    是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陷前后，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赣粤交界的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盘踞广东的陈济棠是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矛盾重重，在历史上曾三次通电反蒋，自称南天王。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把陈济棠绑在他的战车上，给了他个南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但陈济棠出于自身的利益，并不想离粤赴赣为蒋卖命，消耗实力。另外，“陈深知蒋介石其人，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而这次令他参加第五次“围剿”，实则是“借刀杀人”、“一石二鸟”之计，想使他的粤军与红军两败俱伤，而蒋氏则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他进剿红军的行动缓慢，时时考虑在防堵红军中也防堵蒋氏的中央军入粤。换言之，陈济棠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服从蒋氏的命令，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厉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入粤桂地区”。有鉴于此，毛泽东把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后希望，或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了南线。欲达此目的，中心问题是利用蒋、陈矛盾，搞好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

    恰在这时，陈济棠为给蒋介石做个样子，集中兵力攻打广昌。在北大门广昌失陷前的一个星期，防守南线的红军被迫退出筠门岭。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对部队讲道：

    “你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针对部队想夺回筠门岭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又告诫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总之，毛泽东的意图是：不能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获罪于陈济棠，将陈氏把守的南大门紧紧关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把陈济棠推到蒋介石的一边，而且也等于断了红军突围的通道。

    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南线筠门岭失守后，中革军委调来方志敏的部队，由第七军团司令寻淮洲率领，“准备夺回筠门岭”。毛泽东听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经过深思熟虑，即致电周恩来同志：报告“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是渐，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瑞金待命为宜”。这时的周恩来正在考虑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与向陈济棠借路等事，故收到毛泽东的电文之后，逐下令停止进行收复筠门岭的战役。毛泽东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和陈济棠搞好统战的重要性，在会昌期间曾对粤赣省委书记刘晓与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何长工讲过如下这段话：

    对于南线的和缓形势，毛泽东同志早就给以关注……他说，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事后追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对缓和南线红军与粤军的对立，促成陈济棠同红军和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会昌期间的心情是沉郁的。他作为诗人，会很自然地借诗咏志，表露这沉郁的心境。诚如他本人在六十年代所回忆的那样：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最后，他终于吟出了一代名词《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很快就从回忆中又回到了现实，他望着心境同样不好的傅连暲，只是小声且又低沉地吟了这首《清平乐.会昌》。

    傅连暲沉吟片时，近似自语地重复吟道：“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他似乎从这两句词中得到了答案，遂说了一句：“主席，应该休息了。”于是毛泽东就很不情愿地离去。

    翌日上午，毛泽东久久思虑的大事——红军战略转移变成了现实。他接到中共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特别任务”十有八九就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他当即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请通知所有人员，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回瑞金。”

    吴吉清离去之后，毛泽东边整理回瑞金的行囊边发出了一个又一个自问：红军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红军转移后的落脚地又选在哪里？红军转移后何时再回到中央苏区？留在赣南的人民和伤员又怎么办？……他没有答案！但是，当他想到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连他都不知其情之后，他那本来就十分沉郁的心情就越发地沉重了。当他想到回到瑞金向谁讨教这一个又一个疑问的时候，他想到了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

    周恩来生于清末，长于民初。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身上集纳着一代救国志士的理想，他所走过的曲折的救国之路，就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中国近代史！如果说他西渡归来，在广州投笔从戎，帮助蒋介石办黄埔军官学校，一直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等，是他有意识地在中国践行巴黎公社的道路，想在中国大城市的上空飘起十月革命的红旗，那么他在上海参与领导白区革命长达四年的教训，就是他对这一革命道路发生怀疑的时期。但是，他在何时才逐渐确立中国革命只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是他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由上海撤到中央苏区，在近三年的极其残酷的反“围剿”的战争中。而周恩来这前后十年的革命经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创建初期由成功到失败、再由失败到觉醒的极其生动的革命史。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正式接任远在一九三零年十月十七日就决定了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这时的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于是年九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万多人，迫敌转为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没能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进剿”。就在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前，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董振堂、赵博生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使红军实力大为增加，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大，使赣南和闽西两个根据地完全连为一片。这时的红军已编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三、五共三个军团，约六万人枪。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中央苏区是比较和谐的时期。

    但是，远在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坚持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在不了解中央苏区情况的状况下乱发指示，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不顾实际地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公然要求“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对此，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坚决反对。

    这时周恩来刚刚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经过和毛泽东同志交换意见，改变了他到苏区前主张进攻城市的意见，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对此，毛泽东仍不同意。

    结果，周恩来与苏区中央局的多数领导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并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但是，由于战略失策，判断失误，致使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三月八日撤出战斗。结果，“城未攻破，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失败的”。

    从此之后，苏区中央局自觉或不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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