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补，而且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结论是清楚的：中央给钱、给粮、给械弹，就是不能派军队入川。

    会谈的双方各说各的道理，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散会时，都同意请示各自的主子以后再谈。

    刘湘听了邓汉祥的汇报非常满意。为了迫使蒋介石收回既定的入川方针，他又想了一着以退为进的棋。

    “再谈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剿匪一事责任重大，我刘湘难负其责。请委员长选贤任能，再和我的接任者详议此事吧！”

    蒋介石听后十分恼火，正当他大骂“娘希屁”的时候，南昌行营发来了急电：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从界首等渡口抢渡湘江成功。蒋介石惊得怔了好一阵子才又平静下来，遂下命令：

    “暂停和刘湘的谈判，立即赶往南昌！”

    ……

    二

    蒋介石到达南昌行营之后，连熊式辉备好的接风滔宴都不曾赏光，就一头埋进了各种战报、电文之中了。很快，他读了薛岳的一封电文，当即说道：

    “晏主任，你看看，薛伯陵说的有没有道理？”

    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急忙接过薛岳的电文，他一看电报的编号就知其内容：“薛岳对何键的湘军及白崇禧的桂军这样摆长蛇阵都未能阻止红军通过湘江，表示不满；对白、何等怕中央军抢地盘的处置也有所揭露。”但是，他依然装作不知其情的样子，双手捧读着这份不止看过一遍的电文。最后，他小声地答说：

    “薛伯陵是前敌总指挥，他说的当然是有道理的。”

    “你认为应当如何处置此事？”

    晏道刚沉吟片时，他猜测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不是在考察属下，而是急切想找到一剂救急的良方，故郑重地讲了自己的全部看法：

    一、现在是激战犹酣的阶段，切忌电责参战的任何一方，谨防桂军、湘军因受委座指责而消极，放全部红军渡过湘江西去；

    二、充分发挥薛岳、周浑元所部——也就是中央军的监视作用，同时，也要解除白崇禧、何键惧怕中央军抢占他们地盘的顾虑；

    三、采用只奖不罚、不奖即罚的原则；

    四、在稳定或满足了湘军、桂军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情绪之后，委座再下达新的扼守湘江的作战命令，要求他们通力合作，以全“剿匪”之功。

    蒋介石听后微微地点点头，焦躁不安的心情似乎也平静了许多。他边看电文边说：

    “你先做稳定湘军、桂军的工作，替我草拟一份只奖不罚、不奖即罚的电令，交我阅后签发。”

    晏道刚非常清楚蒋介石对参战部属的好恶。因此，他代拟的几份电文，蒋几乎一字不改就签发了。事后，晏道刚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薛岳所率吴奇伟部及直辖部队，由于红军不是由永州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该部在湘南境内没有战斗。但……唯该部抢先占领道县，使红军行动受阻，达成战略任务，曾受到蒋的嘉奖。

    （二）湘军刘建绪部在全州觉山堵击红军两天。红军主力是从觉山以南的文市向界首渡湘江的。刘建绪及何键向蒋告捷，虚报伤毙红军人数。他们为逃避湘江失守之责，曾指控桂军撤出文市以南各关，私自转移兵力并未通报友军之罪。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对他们这种所谓捷报，我心里很明白。但嗣后蒋介石不曾追究湘江失守责任，还给何、刘两人嘉奖……湘军李云杰部在宁远天堂及湘江东岸的下灌、水车附近与陈光中部合力对红军后卫作战，蒋介石对李云杰也有嘉奖。

    （三）桂军白崇禧所指挥之夏威、廖磊两军在前线的部队，为保全实力，未照蒋介石的指示扼守灌阳以北完成堵击任务，自动撤至灌阳、兴安间新圩附近占领侧面阵地，阻止红军掩护部队，打了两天，红军主力即安全渡过湘江。事后白崇禧亦来电虚报战果。这件事却大伤蒋介石的脑筋，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

    接着，蒋介石又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发了如上文所述的那通责难白崇禧的电文。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桂军北指，与湘军合击我扼守渡口的主力部队红一、三军团。蒋从来自各方的报告得知：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的位置，计算红军实力。”但是，三天激战过后，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完成了抢渡湘江的战役。对此，南昌行营主要成员“认为红军牺牲、损失很大”。但是，“唯蒋介石意犹未足，责怪桂军避开正面，以致功亏一篑”。在追究失败的责任时，南昌行营的多数成员认为“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但蒋介石却认为这是正确执行了他的战略思想，一笑了之。

    也就是在此前后，蒋介石为了给桂系一点颜色看看，遂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各种新闻媒体，密令宁、沪各地的电台、报纸，均以民间见闻实录的方式，相继登出抨击桂系的文章，全国上下造成这样的舆论：红军抢渡湘江得以成功，罪在桂系有意放行。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就在红军完成抢渡湘江的当天——十二月一日，公然发起反击，他给蒋氏发了一通长达千余言的电文，以极其强硬的口气全面抨击了蒋氏的“剿共”失误。与此同时，为桂系做了如下的答辩：

    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

    至于桂系第一把交椅李宗仁，则更是见之义愤填膺！纵然到了晚年，他仍以愤慨之笔写了如下这段话：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共军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击伤击毙的几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返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实为德便云云。

    李宗仁这一招实在厉害！不仅吓得吴铁城立即回电：“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而且迫使蒋介石改换调门，要求参战各部借宣扬战果以壮军威，以利在“剿匪”大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诚如时人所云，蒋记军队，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与红军打仗都怕损兵折将，但是在编造捷报浮文方面却都是能手。仅何键通电称报的所谓湘军消灭红军的战果就已超过二万余人枪！桂军也不甘落他人之后，公然昭示全国：“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更为可笑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了证实桂军所谓大捷是真的，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七千俘虏》。事后，参加拍摄的人员写道：“所有俘虏战利品等镜头，都是由民团扮演的，全是假的。”

    不仅如此，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还在宣扬辉煌战果的同时，利用国民党将于十二月十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之机，对蒋介石麾下参战的中央军以及何键的湘军进行贬斥，公然大肆宣传“广西十万民团获有七千俘虏”，并有意“宣称桂军在湘江击败红军第三、八、九共三个军团，湘军打败红一军团，中央军只击败后卫红五军团，借以压低别人，夸耀自己”。

    对此，向来自傲的前敌总指挥薛岳的心理很不平衡。他认为：“中央军与地方军**本质虽一样，但对红军作战方针不同。粤、湘、桂军只要红军在粤、湘、桂不是久留创立根据地的话，也可送送迎迎。而中央军薛岳部没有境域观念，任何时候都要死拼，否则就有被撤职查办的危险。”另外，“此役薛岳所带的部队，除周浑元三个师加入战斗外，他亲率的两个纵队几个师作为机动兵团，在战役中未打过仗；天天跑路，落伍遍地（按该路军在赣湘地境落伍、伤病官兵事后调查共九千余人），疲于奔命。但薛岳名利心非常强，看到粤军在延寿之役，桂军在灌阳、新圩之役，湘军在全州觉山之役的告捷，分别受到蒋介石嘉奖时，就要吃醋，说别人‘车大炮’（粤语吹牛之意）；特别是周（浑元）纵队在宁远、道县及湘江东岸追击获有战果（危害红五军团）未受嘉奖，他很怪何键偏心，有些愤怒”。时下，桂军利用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又如此热闹地大做文章，他认为这是桂系白崇禧有意在全党面前丢他的丑的同时，给蒋介石下不了台。他一怒之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陈诚揭露李宗仁、白崇禧在湘江截击战中的真相，以及如此而为的目的。最后，他愤愤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委座，我可以这样说：湘、桂军不是我们中央军监视压迫他们，他们一仗也不会打呀！”

    出薛岳所料的是，蒋介石听后并没像他想象得那样大光其火，相反，却显得是那样的平静，只是淡淡地说道：

    “中国有一句俗话：会叫的狗不可怕。回去后要把心静下来。记住：一切要听我的。”

    “对，对！”陈诚生怕有勇无谋的薛岳没听懂蒋介石的话意，又有意从旁诠释，“一切要唯委座之命是从！”

    但是，薛岳依然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对他的忠诚是这样的冷淡。当他再一琢磨蒋介石的话中含有到此结束的意思，故只好向蒋氏行过军礼，告辞退出，并又愤愤然地回前线去了！

    在蒋介石“剿共”的棋盘上，蒋认为在湘江与红军的较量已经告一段落。他之所以还要做上面那些文章——对参加湘江堵击战役的方方面面采用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手段又打又拉，或打拉结合，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心怀异志的地方实力派，继续和渡过湘江西去的中央红军进行第二阶段的较量。因此，他不失时机地指示有关新闻媒体：在大谈湘江之役胜利的同时，从各方面报道中央红军“败走麦城”的事例。自然，他改变舆论导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打着给参战部属所谓“鼓劲”的旗号，还要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造成一个“剿共”大获全胜的景象，为自己在四届五中全会上捞得更多政治上的分数。

    这也就是蒋介石冷处理薛岳告状的原因。

    同时，蒋介石的心里却十分清楚：中央红军虽然在湘江之战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但这支队伍毕竟渡过了湘江西去。根据他自己核对的数字：中央红军至少还有三到四万人枪。当他想到发动第一、二、三次“围剿”的时候，那时红军还没有这样多的队伍，就把他少则十万、多则几十万的军队打得一败再败！一旦这三四万红军在西南边陲安营扎寨，重建根据地，再进行“围剿”可就更难了！

    这就是蒋介石此时此刻最大的心病！

    正当蒋介石在南昌与行营中的部属密谋新的计划，准备围追堵截渡过湘江西去的中央红军的时候，突然，被蒋氏称为文胆的陈布雷先生由南京匆匆赶来南昌，为四届五中全会文件最后定稿一事求蒋审定。

    陈布雷，字畏垒，浙江慈溪人。早年在家乡就读，后考入浙江高等学校。在读书期间，由于他的形象长得宛似面包，同窗遂用英语的中文译音布雷戏称。久而久之，他索性改名叫布雷。后任《天铎报》、《申报》、《时事新报》、《商报》的记者、译述员、总编辑等职。在其长达十余年的报人生涯中，他依一支生花的妙笔大震江南的报坛。实事求是地说，在与保皇党的论战、为共和体制的催生等方面，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得以与戴季陶、邵力子等报坛名人相识。

    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为争夺接班人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蒋氏先后以娴熟的纵横之术相继打败了极右派胡汉民、假左派汪精卫，取得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接着，他又统领三军，誓师北伐，在底定武汉三镇之后又挥师东指，攻占南昌。正当蒋氏决计荣登九五之尊的时候，汪精卫在法国声言回国承继大统。聪明的蒋介石清楚自己的弱点，必须找到一位能与汪精卫对垒的行文高手，方能战胜有南国纵才之称的汪精卫。就这样，陈布雷被蒋氏请到了南昌，并破例给予了同榻议事的殊荣。从此，陈氏以所谓知遇之恩事蒋，写秃了手中一支又一支毛笔。时人云：《蒋中正文集》实乃出于陈布雷之手。此话是没有错的。

    陈布雷虽是一代通硕大儒，但对历代帝王奉为治国之策的纵横之术却不甚了了。他向蒋氏汇报过四届五中全会的准备情况之后，又像历代忠诚的谏臣那样，详谈了未来“追剿”中央红军的各种担心。大意谓：湘军何键“剿共”的真实目的是为自保湘境利益，不会与中央同心同德，倾湘中军队和红军对垒。另外，他手下的十万湘军连萧克、贺龙属下的红军都应付不了，万一中央红军再安抵湘西，与之会合，那何键的湘军就只有望红军而却步了！黔军王家烈的部队既不会保境，也不会安民，虽无多少战斗力，但却精于搜刮民脂民膏。另外，黔地古称夜郎国，不仅自大无人，而且还盲目排外。像何应钦这位贵州名将，就是因为受到排挤才改换门庭的。因此，黔军不仅难以阻挡中央红军入黔，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央红军新的落脚地。说到云南王龙云，他曾是唐继尧的属下，深谙唐氏当年倡导各省自治的理论；另外，他本人是彝族，是孟获的后代，时下只有采取当年孔明欲擒故纵、以夷治夷的策略予以安抚，使之听命于中央，靠龙云帮着中央“追剿”中央红军几无可能。最后，他忧心忡忡地说：

    “自民国以来，西南边陲数省打着自治的旗号各行其是，如今**再乘机窜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陈布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讲的上述情况也是事实，而这些属实的情况早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不知转了多少遍。但是，陈布雷和蒋介石的最大区别在于：陈氏为上述那些属实的困难担忧，蒋氏却在为困难担忧的同时，能积极想出对策，因势利导，进而达到变乱为治的目的。蒋氏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向陈布雷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陈布雷听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恍然醒悟：“啊！在政治上，蒋介石早已设下了一个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计谋！”他深感自己是学而论道，过于迂腐；越发地觉得蒋氏确有过人的胆识，自己的晋谏不过是杞人忧天，故欣然告退了。

    但是，蒋介石确定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双管齐下的计谋只是一种战略设想。时下，当务之急的大事是，必须尽快确定红军突围西去的落脚点选在什么地方？唯有如此，才能制定新的“追剿”中央红军的方案。就上边所说的战略构想而言，这是具体的战术问题。为此，他召来爱将陈诚，与他一道密商。

    陈诚认为：既然中央红军突围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行，那么他们渡过湘江西去的落脚点一定也是与湘西的萧克、贺龙所部会师，在湘、黔、川、滇四省交界处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要严令何键所部集中优势兵力在湘、黔边境张网以待，聚而歼之；与此同时，要命令桂军在桂北山区防堵与侧击，要速令贵州的王家烈在乌江岸边阻止红军进入贵州，要责令薛岳所率中央军乘势尾追。最后，他信心十足地说：

    “此役不敢预言全歼西窜的**，但对**的创伤一定会大过湘江之战。”

    “如果**的落脚点不是选在湘西，而是西出贵州呢？”蒋介石蹙着眉头问道。

    “我看这种可能性很小。”

    接着，陈诚走到作战地图前面指出：贵州地瘠人穷，共产党在此又没有基础，想在贵州站住脚的可能性极小。如果红军在贵州难以落脚，他们只有北渡长江，沿着当年翼王石达开的路线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最后，他又说道：

    “此行不下万里。作为久困之师，岂不犯了兵家大忌？”

    “他们唯有走此路线，我才可收到完全掌握西南诸省之效！”蒋介石沉吟片时，“如果**果然按照你说的路线溃窜，他们会全军覆没在湘西吗？”

    陈诚微微地摇了摇头。

    “那他们所剩的散兵游勇会逃向什么地方呢？”

    “到那时，他们会有极大的可能再溃窜贵州。”

    蒋介石沉思少顷，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陈诚自然明白蒋介石点头的意思：果然如此，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为此，他又进言道：

    “委座，这次一定要赶在**西窜的前面，在与萧克、贺龙所部会合处布好一个口袋。到时，您就可以向中外宣称：这叫请君入瓮之计！”

    蒋介石不无得意地笑了。

    蒋介石在确定了新的“追剿”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之后，接下来就是配备为这一战略战术原则服务的组织措施。他作为中央集权的独裁者，深知削藩裁军的意义。因此，他设想在追堵中央红军的同时，把何键属下的湘军调出湘境，改由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俟机进行分化，把湖南的实权完全归于中央。但是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化作命令，就被何键识破，蒋、何为此又发生了矛盾。蒋介石碍于急迫的大局，说了一句“你和薛伯陵商谈后报我批准。”遂又把球踢给了何键。对此，何键当仁不让，极力保护自己的利益。请看当事人做的如下回忆：

    “追剿”军总部何键不愿将权力交给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怕第四路军所辖的第一、第四、第五等三个纵队调交给薛岳指挥，离开湘境，脱离自己指挥，影响自己的实力，对他统治湖南不利。因此，便与薛岳协商，将“追剿”军分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率第一、四、五纵队原湘军各师沿新宁、城步、绥宁、靖县进行截击；以薛岳为第二兵团，直辖的两个纵队不入桂境，由黄沙河、庙头取道东安、武冈、洪江、芷江等地，堵拦红军北上，其所率的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则进入桂境，在湘军之后向红军尾追。何键的总部虽由衡阳移至宝庆（今邵阳市）“督剿”，实际上看到红军西征，额手称庆，喜在心头。当时何键隐忧的事情却是红二军团自与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合后，声势逐渐扩大，在湘西的桑植、大庸步步发展。

    何键如此而为，也担心引起蒋介石的怀疑。恰在这时，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抢渡湘江，红三军、红六军团“乘湘军全力调往湘南时，就东下包围常德、桃源，威胁岳阳、长沙。当时何键无兵可调，蒋介石才由湘鄂边调来湘西绥宁布防的郭汝栋部往援”。为此，何键又借口怕“后院起火”，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蒋介石是一代纵横大家，岂能识不破何键的这些小伎俩？但是，当他想到西去的中央红军一旦转至湘西，不愁何键到时不呼救！为此，他于红军突破湘江的第二天——十二月二日，遂下令撤销原追堵中央红军的五路大军的建制，将“追剿”军分为两个兵团：刘建绪为第一兵团，薛岳为第二兵团。何键依然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从现象上看，何键取得了胜利，然而，蒋介石从此下定决心拿掉何键。两年多之后，蒋介石在湖南玩的以刘（建绪）代何（键）的把戏，就是这时埋下的种子。此乃后话。

    蒋介石在研究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黔军王家烈的心态后，回到南京，遂决定重申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并颁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查赣匪西窜，前已拟定湘、桂、黔各军会剿计划大纲，业经十一月筱戌行战一电知在案。兹为严防赣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见，各军完备区域，按照筱电规定地点，迅速完成碉堡，严防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