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毛泽东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愈演愈烈，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与迫害。他在三年多的逆境中认识到：真理被当作谬误是常有的事。与此同时，真理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暂时被谬误所战胜。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觉悟。如果操之过急，他个人被谬误打倒事小，三万多红军——还有未来中国的革命就会遭到很大的损失了！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急于和博古、李德交锋的真正原因。今天，他听了王稼祥的结论之后，又试探性地问道：

    “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想了很久了，”王稼祥大有破釜沉舟之慨，“只有把他们轰下台，由老毛你来指挥红军。”

    毛泽东知道王稼祥说的是肺腑之言，但他并没有附和着王说下去。他沉吟片时，又不无担心地问道：

    “会有多少人赞成你这种意见呢？”

    王稼祥自然也清楚毛泽东这句话的内涵，他想了想，遂说了这样一句话：

    “事在人为嘛！”

    毛泽东赞成王稼祥说的“事在人为”，这是因为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军事路线，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而军事路线这件可为又必须为的大事靠什么呢？靠人为。但是，毛泽东深知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不能出面。因此，他仅仅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而已。

    王稼祥理解毛泽东的处境，在政治斗争中，投鼠忌器也是必要的。他想过许久了，这件做“人为”的人的工作，已经责无旁贷，或说是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另外，他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深知，欲要改变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单靠中央政治局委员还不行，必须发动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现身说法，才能给博古、李德以致命的一击。为此，他首先找了聂荣臻同志。

    聂荣臻由于脚化脓了，坐担架行军，有时还跟着中央纵队行动。诚如他自己事后所说：“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他通过痛苦的思索，逐步形成了坚定的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可“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想见，王稼祥和聂荣臻越谈越投机，大有一拍即合之意。很快，他们二人得出如下的共识：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说到必须召开一次高级会议的事情，王稼祥清楚：那一定是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单靠他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不行的，还必须和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会商。

    王稼祥与张闻天进行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交谈，是在黄平附近的一片橘林中。两副担架一字儿摆好，王稼祥和张闻天头靠着头，望着满树金黄的熟透的橘子，进行着深入的交谈。但是当说到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二人又陷入了长时间的凝思中。突然，一阵寒风吹来，一个硕大的橘子脱枝落下，刚好砸在了张闻天的头上。王稼祥惊得抬起头，关切地问道：

    “洛甫，砸疼了吧？”

    “刚好起到清醒的作用。”张闻天顺手拿起这个橘子剥开，把橘瓣递给王稼祥，“吃吧！”接着，他把橘皮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品着。

    “你怎么吃橘皮？”王稼祥惊诧地问。

    “橘皮入药，可以治病。”

    “你有什么病？”

    “害了苦中思甜的大病！”

    王稼祥恍然大悟，遂又把话题扯回到“怎么办”上来。他怅然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到了苦中思甜的时候了！你是常委，是有权向政治局建议的，我们总不能像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吧？”

    “我想过了，仗这样打不行，我看还是要老毛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强。”

    “我也同意。”

    “你和老毛谈过了吗？”

    “谈过了。他担心：他们会交权吗？”

    “这由我来做。找个适当的时机开会，由中央来决定。”

    王稼祥和张闻天谈过话后，立即给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打了电话，转达了张闻天同志的意见。令王稼祥高兴的是，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高级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正当此时，他们突然接到通知，大意谓：请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赶到猴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愕然问道：

    “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毛泽东笑了笑，似成竹在胸地说道：

    “我看他们还是要否决黎平会议的决议！”

    ……

    九

    猴场是贵州瓮安县一个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的城镇。

    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攻陷瓮安县城。中央野战军司令部于是日下午三时进抵猴场。

    中央红军自打井冈山开始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逢年过节都要召开军民联欢会、官兵同乐会。时下，虽说是非常时期，不可能搞得像在中央苏区那样红火，但总政治部仍然要求各单位开展各种样的庆祝活动，并把这一活动变成强渡乌江的战斗动员大会。再者，由于红军是奇袭瓮安，有钱人准备好的“年货”尚未来得及开吃，一闻枪声就弃之而逃，这些战利品大部分给了瓮安城中的“干人”，一小部分也就成了红军会餐的佳肴，“每个伙食单位杀了两头大猪，还有羊肉、鸡肉，会餐，吃了六大盘”。因此，红军指战员一扫连日行军打仗的疲劳，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新年。自然，大家在大块吃肉的同时，也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和写决心书，要求当强渡乌江的先锋。

    然而，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却没有这样好的兴致，即使是在元月一日，他们仍然在猴场正襟危坐，召开史家所称的“猴场会议”。

    周恩来宣布开会之后，博古即代表李德发言，他们的主要观点依旧：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再次要求红军杀一个回马枪，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对此，毛泽东重申在黎平会议上阐述的正确立场，严肃地批驳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接着，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与会者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观点：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并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最后，周恩来集多数政治局委员之意见，形成并通过了有名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

    一、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二、必须在“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的作战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三、不论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向我迅速追击或相当推迟时日，应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应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四、同样在这一时间内，必须有计划地与有步骤地来开始我们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部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材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为达到这些目的，应适当地使用我们的部队，我军以不违背基本作战方针为原则。

    ……

    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十分清楚：为了杜绝再次出现博古、李德打着“三人团”的旗号否决中央政治局决议的事发生，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会议作出明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实际上收回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决定权。自然，也就等于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与此同时，该决议还“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不仅对全国红军恢复了领导权，而且也明确了书记处与军委——实际上是最高“三人团”是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就为确保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获得成功取得了组织保障。

    “猴场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因此，《猴场决议》是对《黎平决议》的重申与发展，并决定了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如果说通道、黎平、猴场三个会议，反映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领导与最高“三人团”的斗争经过，并且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三次会议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为以后纠正“左”倾军事路线并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做了准备。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他经过审时度势，其思考重心已经转移——如何在遵义会议上顺利清算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他懂得要想把真理变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行动，必须让更多的领导人认识并掌握真理，赞成并拥护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这就是任何政治家都必须懂得的策略——团结大多数。为此，他决定与朱德、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交换意见。

    朱德一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从名义上讲，谁也不曾想过拿掉他的总司令。但是，自打博古，尤其是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实质上被李德架空，有名无实。历经一年多的五次反“围剿”战争，失掉了他和毛泽东等创建的中央根据地，他内心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亲历血战湘江之后，红军锐减至三万多人，他这位名不副实的总司令除去心痛之外，也不能不问个“为什么”。当他回想起与毛泽东等自井冈山到创建中央苏区，尤其是粉碎敌人的前三次“围剿”的经过之后，他越发地感到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是瞎指挥。经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之后，他也逐渐地认识到：是到了请毛泽东出山的时候了！但是，他作为总司令，主要时间是在战场指挥，很难有机会和有关人员讨论有关军事路线问题。与他的老搭档毛泽东就更少有晤谈的机会了！

    猴场会议之后，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认为必须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尤其是瓦解敌军的工作。为此，起草并由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正当朱德准备赶往乌江前线指挥抢渡乌江的战役的时候，毛泽东主动前来为他送行。两人相见，有千言万语要说，有意思的是，他们相视良久，可谁也不知该从何说起，这静静的屋中唯有唏嘘喟叹声……最后，毛泽东提议道：

    “老总啊，我今晚就陪着你去看看指战员们吧！”

    毛泽东与朱德信步走到郊外山坡上，看着那些不顾寒风侵袭，紧紧裹着薄军毯枕戈入睡的指战员，心中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阵阵隐痛。可是，他们这两位曾被蒋介石骂为朱毛红军的统帅，时下所能做到的也只有为指战员盖好被寒风吹开的军毯。这时，在对面的山坡上传来如泣如诉的“哎呀来”的歌声，尽管听不清唱的是什么内容，可毛泽东与朱德闻声都禁不住地打了个寒噤，遂又身不由己地驻步原地听了起来。毛泽东知道朱德非常喜欢这支江西民歌，每逢开庆功会的时候，他还要亲自吹着笛子伴奏，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为此，他小声地问道：

    “老总，带着笛子了吗？”

    朱德微微地摇了摇头。

    “你要是带来该有多好啊！”毛泽东说罢挥拳击向夜空，愤慨地说，“当年，张子房靠一支箫，吹散了项羽的三千子弟兵；今天，老总只要弄笛高奏，我相信这些红军指战员也都会觉醒起来的！”

    朱德自然明白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那就是希望他做一位真正的总司令，赶走布满红军心中失败的阴霾，从失败中走向胜利。他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啊！于是，他微微地点了点头，低沉地说道：

    “还是让我们坐下用心地听听这歌声吧！”

    毛泽东与朱德席地而坐，任凭寒风扑面抽打，谁也不愿打破这静静的夜时。很快，他们二人又随着这揪心的歌声陷入了沉远的凝思。不知夜时流逝了多少，那百转低回的“哎呀来”的歌声都消失了，他们二人依然未从那沉远的凝思中醒来。突然，吹来一阵冰冷的旋风，冻得毛泽东打了一个寒噤，他的思路很快回到了现实中。但是，当他再一看朱德仍在沉思的样子，使他又想起了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遂小声地问道：

    “总司令啊，你是不是又在思念自己的母亲？”

    朱德终于被毛泽东的问话唤回，他有些怆然地点了点头。

    “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你最思念的是母亲。”毛泽东说罢看了看朱德再次怆然点头的样子，又十分动感情地接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母亲那无形的精神力量在激励着你，使你没有低下头。”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朱德又想起了自己那劳作一生却永远不愿向生活低头的母亲。自然，他也想起了在失败面前与毛泽东共话母亲的往事，故也感慨系之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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