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完成奇袭贵阳、把滇军调出云南并继续调往贵阳以东的战略计划之后,他当时的心情只能用“如释重负”四个字来形容。正当红军指战员以昂扬的斗志大步向西挺进的时候,毛泽东又在掂量手中的棋子,放在这盘大棋的哪个棋眼上?
值得一记的是,在中央红军胜利完成毛泽东的四渡赤水,以及它的高潮奇袭贵阳的连篇好戏中,周恩来一手组建的情报、通讯部门立下了特殊的功勋。那就是他们及时地破译了蒋介石随时变化的通讯密码,从而及时而又准确地掌握了敌人的战略动向和兵力部署,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奇袭贵阳的高潮过后,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出山后为摆脱红军被动局面而演出的连本好戏就进入了尾声。由于毛泽东笃信“行百里半九十,最后一里也会跌跤”的古训,所以他办任何事情的时候既不赞成大而化之,更反对虎头蛇尾。时下,中央红军虽然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一个又一个包围圈,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距离红军有几天路程的后边。但是,中央红军依然没有跳出蒋介石在滇川黔设的无形的大包围圈,一步棋走错,刚刚赢来的主动权还会被蒋介石重新夺回去。打一个比方说:毛泽东带领红军冲破了冗沉黑夜,迎来了黎明,胜利的曙光就要升起在东方地平线上。但是,他十分清楚,黎明仅仅是天亮,猝起的乌云依然还会吞食企盼的曙光!为此,他就像是一位写就了起、承、转三句得意绝句的诗人,又在为最后的合句绞尽脑汁!
四月十八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贞丰县的白层、望谟县的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接着占领贞丰、安龙、兴义等城”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获悉“留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人,曾在打鼓新场以东的老木孔击溃黔军五个团的进攻,随后又经毛坝场、飘儿井和大定以南,进到黔西的水城地区”。在毛泽东看来,红九军团的行动同主力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时下,红军主力已经把滇军调出云南,为挥师西进的主力红军洞开了进入云南的大门。换句话说,也就等于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完成了牵制任务。因此,毛泽东在西出云南的路上,他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不要命令红九军团由黔西疾驰云南,与主力红军合兵一处,北渡金沙江。
恰在这时,周恩来拿着刚刚破译的敌人最新的兵力部署情报赶到,告诉毛泽东: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九军团会师。为此,敌军根据蒋的命令:“敌第二路军前敌指挥部到达关岭,其周浑元纵队两个师向兴仁,吴奇伟纵队主力向普定、安顺以南开进,孙渡纵队向关岭开进,第五十三师集结镇宁,在平坝、安顺、普定、镇宁地区截击红军北去。”
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笑说道:
“恩来,这次蒋某人倒是想到我们的前边去了。但是,他又忘了,如此明目张胆地调动军队,就等于告诉我们:你们北来和红九军团会合吧,我们在这一带恭候你们的到来!”
“他蒋某人就是这样想的。”周恩来说罢似又想起了什么,语调有些沉重地说,“时下的态势,和通道会议前后的情形相仿,可那时……”
“多亏了恩来你主持公道!”毛泽东有意接过了话茬,“时下,我和你不是李德、博古,我们不仅不钻蒋某人预设的瓮,还要把它变成画地为牢的牢,圈住他蒋某人。”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将计就计,再给他演一出声北击西的好戏!”
接着,毛泽东与周恩来骑马西行,商议如何给敌人造成示形于北的错觉。走了没多远,只见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边坐着一男一女两个红军。男的显然是李德,他低着头大口吸着用烟叶自卷的雪茄;女的是萧月华。她可能看见了骑马走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匆忙扶着树干站起身来。只见她的腹部已明显地隆起。毛泽东说道:
“恩来,我们应当看看这位德国顾问。他现在的情绪还好吗?”
“很不好。听说,李德近来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拿萧月华同志出气。”
“岂有此理!”
“我还听说,李德离开指挥岗位之后,萧月华一度还担心自己受株连。”
“有意思,”毛泽东沉吟片时,“这都是宗派主义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后果。就是为了这些,我们也应当看看这位德国顾问和我的小老乡萧月华。”
李德自遵义会议之后,就很识趣地离开了中央红军的最高核心机关。可能是他欣赏林彪曾追随他高喊过“短促突击”等口号,也可能是他认为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他主动请求到红一军团锻炼。关于他在四渡赤水等战斗中的表现和看法,当事人乃至于他自己的著述都未详加述及。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他从太上皇的位置上很不情愿地走下来,心情是沉郁的。因此,他有酒必喝,没有纸烟就用烟叶自卷雪茄抽。就说今天吧,其实他早就看到了骑马而来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他出于一种极其特殊的心态,有意把头垂到胸前,大口地吸着雪茄。不巧的是,他的自制雪茄刚好又吸完了,他用力掷于地上,从行囊中又取出一片又大又黄的干烟叶,低着头用力地卷起雪茄来。
对此,毛泽东全都看在眼里,他下意识地吸了一口纸烟跳下马来。这时,萧月华有些羞涩地说道:
“毛主席,周副主席,你们到了?”
就常理而言,毛泽东应当首先和李德打招呼,但他一见萧月华的样子,心中就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热流。他大步走到萧月华的面前,同情地问道:
“小老乡,有身孕了?”
萧月华害羞地点了点头。
“恩来,我们应当给萧月华同志额外增加些营养才好啊!”
“我会通知有关部门的。”周恩来答说。
这时,萧月华突然觉得鼻子一酸,泪水无声地淌了下来。她就像是在婆家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没想到见到了娘家的来人,她哽咽着说道:
“主席,我……”
“不要说了,”毛泽东最见不得受屈的妇女掉眼泪,故忙打断萧月华的话,安慰地说,“你的情况,我和恩来同志都了解,不要有任何顾虑。”
萧月华抽泣不止地点着头。
这时,周恩来操着德语,很有礼貌地问道:
“李德同志,是在卷雪茄烟抽吧?”
李德没有回答,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点着刚刚卷好的雪茄,有滋有味地抽了起来。
这时,毛泽东取出一包香烟,伸出大拇指,就像是中国人跟不大懂华语的外国人说话那样,大声地说:
“来!这个的好。”
李德在中国有年,尤其是在他进入中央苏区近一年半的生活中,他不仅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简单的华语,因此,他边有滋有味地吸着雪茄,边有些得意地吐着烟圈说道:
“不!还是这个的好。”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意识浓厚的政治家,他一听李德的话语猝然生起气来:
“这是洋鬼子的理论!”
李德自然听懂了毛泽东的话意,但他想了好一阵子,急得脸红脖子粗,也想不起半句华语来回击,最后,他竟然操着德语哇里哇啦地说了好几句。
毛泽东虽然不懂外语,但他也猜出李德是在反击他,因此,他更是火上浇油,大声地说:
“恩来!给我翻译,就说中华民族从人种学说,比他们的日耳曼民族强,将来他和萧月华的孩子,一定更像我们中国人!”
周恩来一听不知该如何是好,望着动了真气的毛泽东和李德,一时竟迟疑不决起来。
“恩来!”毛泽东又加大了嗓门,“不要怕,把我说的话如实翻译给李德听!”
周恩来有些不情愿地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毛泽东的话。
李德一听火冒三丈,接着又用德语大声吼着。
毛泽东并不想知道李德在说些什么,但他认为只要自己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应有的慰藉,就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因此,他望着大声吼叫的李德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微笑地看着和听着李德在发怒。这就是毛泽东特有的性格!
恰在这时,一匹快马从远方急驰而来,毛泽东与周恩来下意识地走到各自的战马前边,肃然地等待即将发生的事情。
少顷,警卫员小陈飞马赶到近前,有些着急地说道:
“报告主席!刚刚收到休养连打来的紧急电话:贺大姐就要生孩子了!”
毛泽东听后又露出笑颜,他再一看李德的表情,遂又不无幽默地说道:
“我和子珍的孩子,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就在中央红军挥师西指的前夕,贺子珍的预产期就要到了。她几次想和毛说说这件事,但为了不影响毛泽东指挥战争,又把到嘴边的话咽回肚里。然而,分娩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这种种担心和顾虑终于变成了现实:在走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越白山山峰的时候,贺子珍终于分娩了。休养连的同志们马上停止前进,在路边找到一间透风漏气的破房子,把贺子珍扶进去,权当临时的产房,而担架就成了分娩的产床,休养连里的医生、护士留下来为她接生。有经验的老同志想为贺子珍烧点开水,莫说找不到水井,就连烧水的锅和柴火都没有。由于战事紧迫,他们只好躲在这间破房子的外边,希望早一点听到孩子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哭叫……
幸好,贺子珍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孩。接着,抬担架的同志就抬着刚刚分娩的贺子珍走出了这所谓的产房。怎么办?大家望着这母女两人又犯了难。对此,贺子珍似乎早就想好了,尽管她比任何人都知道毛泽东是最喜欢孩子的,更何况他为了革命舍掉了一个又一个孩子,但她还是狠了狠心,对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说道:
“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吧!”
钱希钧强忍着自己的情感,没有说任何话,默默地抱起嗷嗷待哺的女孩,放在一件大衣上,小心地包好。
“希钧,”贺子珍从身边取出仅有的四块银元,“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吧!”
钱希钧默默地接过这四块大洋,小心地放在裹着孩子的大衣里,旋即抬起头,目送贺子珍的担架向前走去。她悲从心来,泪水滴在了包孩子的大衣上。突然之间,她想起了什么,大步追上担架,望着产后极度虚弱的贺子珍,凄楚地说:
“大嫂,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我们好来认领。”
对此,贺子珍似乎早就想过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再加上红军天天行军,也不知何处才是新的根据地。因此,她微微地摇了摇头,强压着自己的感情说: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当个老百姓吧!”
毛泽东与贺子珍生在长征路上的孩子,就这样送给了当地的老乡。多年之后,贺子珍到了晚年想起这件事情,还无比哀伤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
但是,毛泽东于戎马倥偬之中,他想到的仅仅是我又有了一个孩子,很少想到贺子珍为此付出的将是什么。因此,当他骑马赶到贺子珍的下榻处,望着身体损伤过大的妻子要看孩子的时候,他才从一位战略大家还原成一位普普通通的丈夫和一位慈爱的父亲。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会把失去亲生女儿的悲和愤压在心底,关切地对贺子珍说:
“子珍,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于下一代,可你我……”
毛泽东说不下去了。贺子珍含着泪补充说道:
“不得不丢掉自己的下一代!”
贺子珍是一位刚强的女性,她能够承受一般女性所难以承受的从生活到精神的打击。她分娩之后,组织上多分给她一份战利品——云南宣威火腿,她都坚决不要,并且还说:
“我没有什么困难,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志吧!”
对此,毛泽东是非常赞赏的。同时,他又深切地知道自己的妻子极需要吃些有营养的食品,早一天恢复那产后虚弱的身子。为此,他悄悄地把自己分得的那份火腿送给贺子珍吃,还真诚地对妻子说道:
“你做得对,共产党人应该先人后己。”
这就是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和贺子珍。
对于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失去孩子的心情,周恩来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还引得他回忆起了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事情:那是他在一九二七年领导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时候,他和邓颖超即将出生的儿子却夭折了!更为残酷的是,邓颖超从此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两人视全国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为了全国未来的孩子的幸福,把全部身心交给了中国革命!因此,他没有刻意地宽慰毛泽东,而是积极地与毛泽东配合,把西进的红军引向更大的胜利!
也就是在毛泽东失去孩子的期间,他在周恩来的协助下,示形于北——造成与红九军团会合的假象,悄然命令红军主力分三路继续向西转移:“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平彝、沾益前进,红一军团为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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