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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年八月二十日起到四一年元月三月止,我中北军区历经四个多月的鏖战,方蠃得百团大战及粉碎日军报复性扫荡的伟大胜利。此时,部队已十分疲惫,且减员不少;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亦消耗殆尽,亟需休整和补充。因此,中北区党委决定,全军转入休整阶段,尽快恢复元气,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更复杂更困难的局势。
自四○年八月以来,我一直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终于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日本政府以此为后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并请德国从中调停,诱使中国参加德、意、日同盟。而英、美国主义在“东方慕尼黑”阴谋破产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转为积极赞助中国抗战,以拖住日本。一时,蒋介石成了双方拉弄的香馍馍。可此时的蒋介石却不借此机会图谋如何抵抗日军的进攻,收回失去的国土,反而乘共产党八路军同日军进行百团大战之机,秘密掀起第二次**,将图谋指向英勇抗战的江南新四军,并积极布置围歼新四军的阴谋活动。
四○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指诬陷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的电文)”,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之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域。党中央为顾全大局,于十一月九日,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佳电”,据理驳斥了“皓电”的污蔑,并答应将驻江南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撤至江北。谁知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是找借口,及目的就是要消灭新四军。对此,我五月份在延安时就隐晦地与主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主席明察秋毫,那有不知之理,曾多次去电,指示新四军军部,宜早放弃皖南,北渡长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再拖延北移。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主席和中央又去电,对项英进行严厉批评,要求部队立即北移。此时,项英才决定新四军军部北移,却又拖延到元月初开始行动。可惜,大好的时间白白丧失了,历史仍按原来的轨道运行。
这几天,我心神一直不定,时刻紧张地关注着江南新四军的消息。政委见我心思重重,便关切地对我说:“老陈,什么事弄得你愁眉不展的?”我指了指桌上的几份情报及报纸,对政委沉重地说道:“蒋介石又在掀起第二次**。”
“难道国民党顽固派又要进攻我们八路军?”政委疑惑地问。
我看了看政委,解释说:“这次蒋介石图谋的不是我们八路军,而是江南的新四军。”
“新四军?”
“对!政委你来看。国民党军在皖南地区秘密集结了七个主力师,而这里又没有日军,只有我们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前不久何应钦、白崇禧所发的‘皓电’及‘何白齐电’就是为其武装进攻制造借口和所做的舆论准备。可惜,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却看不清形势。”我语气凝重地说道。
“难道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那主席和中央应该早就提醒过他们。”政委有些不信地说。
我暗叹了一声,缓缓说道:“主席和中央曾多次指示新四军要迅速渡江北移,以免遭国民党军的夹攻。然新四军的个别主要领导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一再拖延北移,延误时机,现恐怕为时已晚。”
“事情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或许有所转机也说不定。再说我们不便插手,而且也插不上手,你不必太在意。”政委宽慰我说。
“是啊!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了。”我颓惫地歪坐在椅上。
元月十四日,我们终于得到了皖南事变的确切消息,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七个主力师八万多人的包围和袭击,血战八昼夜,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一小部突围渡江到达无为一带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我闻知这一噩耗,恰与后世记载的如同一辙,不由悲愤欲绝,心中内疚不已。痛责自己无力挽救这一惨祸;更痛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于元月十七日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并下令进攻江北的新四军。面对国民党制造的千古奇冤,主席和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元月二十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liu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将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浙东纵队,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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